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革命”走向――兼論“人間佛教”思潮的現代性問題

　　李向平

　　十九世紀末葉以來，革命話語對于中國社會文化的影響最爲深遠、最爲廣泛。它既爲本土傳統話語，亦是外來詞彙。其深厚、神秘的文化資源，在本世紀中國的政治風潮、社會變遷中得到了極大的複活。它具有深刻的文化傳統意蘊。在"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曆史語境中，易姓換代的暴力顛覆，可以借助于它來獲取政治統治的正當性，以及奉天承運的國家性宗教價值的合法性；同時，它又包含著對于西方近現代思想中革命概念的吸納，使傳統革命的意義與西方近現代思想中的革命概念相結合，將政治體製的激烈變革或暴力顛覆與科技力量、社會改革的漸進過程相結合，從而形成了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的"革命之謎"。正是這一革命之謎，幾乎覆蓋了近現代中國整個曆史和社會的重建。現代中國的佛教革命或革命佛教，因此也被此革命之謎所整合。梳理並诠釋這一問題，當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中諸如國家與社會、社會與個人、政治革命與社會文化、個人的信仰決斷與國家意識形態全能化之間的矛盾等等問題。

　　本世紀初年(本文以二十世紀爲一現代概念)，萌生于中國佛教界的"人間佛教"思潮，正是在佛教革命或革命佛教的思潮的遮蔽之下獲得演進的。它正好是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革命"走向中的一股社會思潮，並受到革命思潮的深層左右，與之相映成趣，突出地表現爲中國佛教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現現代性問題。

　　一、佛教革命及其現代性問題：

　　本文所說的革命，就其曆史形態而言，是指孫中山領導下的反滿排清、驅除達虜的革命，以及民國年間以及其後一系列旨在祛除舊有製度的政治風潮及其運動。它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使傳統的"湯武革命"獲得了近現代的再版，同時也使西方革命的含義與本土革命的意義逐步轉會。

　　佛教作爲國粹，乃是現代中國民族感情和社會價值整合的表達形式之一。在其與政治革命結合的時候，尤其是在反滿排清、驅除達虜的革命中，佛教精神，無疑成爲"湯武革命"的曆史重建中順乎天命、應于人心的價值訴求，可以協同實現國粹精神與民族革命的整合。檢討中國曆史，傳統宗教作爲國家全能體製的價值承當者，肩負民衆教化的"教士"使命。所以，現代中國革命的矛頭，無不指向政治體製以及與之緊密相聯系的價值承當者，如王權專製及其儒學體系。而在另一方面，革命的現代形式，在暴力顛覆固有政製的同時，它也將同時考慮新式價值體系的重建。傳統中國佛教作爲社會文化意義系統，在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儒家成爲革命對象的價值真空地帶，極易披上革命的袈裟。

　　伴隨著二十世紀初年政治革命的萌動，具有革命資格的往往是佛教，而非儒學。近現代中國儒教成爲革命的對象，道教處于衰敗之中，無法受到社會的關注。惟有傳統的佛教，于近現代社會中異軍突起，與近現代政治革命風潮結下不解之緣，故爾呈現了它在中國社會的近現代轉型過程中應有的現代性問題。理論上准備不足卻又匆匆舉事的反清革命，導致了政治秩序與意義秩序的雙重危機。在慮及其價值目標時，革命者則是暫時選擇了傳統佛教，作爲其價值訴求的承當者。于是，佛教一身二任，一是成了革命的精神手段，批判的武器；一是轉成了革命正當性的論證工具。

　　就傳統社會走向近現代社會的轉型而言，宗教問題乃是現代現象之中的大問題和大現象。所以，運用宗教社會理論，分析現代中國社會變遷中的宗教問題，考察現代社會建構中建製宗教與非建製宗教的功能定位及其價值理念的社會樣式，考察現代中國民主社會的建構難題，進而思考中西文化交彙中富有中國特色的宗教社會理論及其特定的社會學因素，無疑是一個獨特的角度。

　　現代中國的佛教革命，事關中國人的宗教革命，事關文化信仰、思想、意識形態的現代變革。披上革命袈裟的佛陀和菩薩，並非它的真實本相。但是，它卻很難與政治革命劃清界限，骨子裏關心的不僅僅是宗教本身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對于國事民瘼、民族前途的注意。與此同時，政治革命在現代中國急劇進行，往往對社會形成整體性的震撼，促使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宗教等層面，不得不發生革命的應求。在此背景之下，革命話語的傳統資源及其文化意蘊，即有天心民意的道德順應，也有湯武革命老皇曆再版的底氣。承受著這一製約，現代中國佛教在二十世紀初年萌生革命走向，在某種程度上擔當著政治革命所需要的意識形態的角色和使命。革命話語的真實內涵，由此變得格外複雜。

　　當現代中國的政治風潮，裹挾著佛教革命轉會于政治革命之時，就極有可能摧毀已有的宗教傳統，按照政治革命的需要重建"革命式宗教"，或製造一個"宗教式革命"的樣板。當時的政治活動家或者革命鼓動家，選擇了佛教。所以，當時佛教的革命走向，雖說是間接反映了社會變遷對于宗教改革的要求，但是它缺乏准備和自覺，全副身心地投進了結局難料的政治革命的漩渦。本應屬于社會改革的漸進過程中的佛教革命，由此而發生了社會語境的根本性轉折。

　　政治革命的進行，需要價值意義所賦予的合法性論證，特別是在激劇的政治革命之後，革命需要對社會秩序及其價值重新規範，給社會重新設定一種意義秩序。所以，革命者或政治家往往也會在革命風潮前後，選擇某種宗教或是具有宗教功能的價值話語，來扮演這些角色，以確認個人、社會與革命後的國家的價值意義。在中國傳統，自周武替天行道而革去商纣之命以後，王朝政治與各類宗教均有不解之緣。本世紀初，佛教就中了這份頭采。

　　二、佛教革命的不同表征：

　　二十世紀的佛教革命，因時代變遷，革命主題的轉移，呈現階段性變化。在革命對象、革命詞義及其思維方式的轉變時，佛教革命也會體現爲不同的時代效應，顯現爲不同的價值意蘊。本文將二十世紀的佛教革命，理解爲"應用佛學"、"叁大革命"、"人間佛教"、"單位佛教"等四個階段，分別論述各個階段的"革命"特征。

　　(1)"應用佛學"階段：

　　本世紀初年發生的佛教革命思潮，萌生于19世紀末葉以及二十世紀初年的兩個時期。一是淵源于19世紀末的變法圖強運動；一是孕育于中國佛教界爲適應社會變革，于二十世紀初年作出的改革姿態。前者以譚嗣同思想中"以心挽劫"的"應用佛學"爲標識，並落實在"革命和尚"宗仰以佛教"挽世運之末劫"的主張之中；後者則以太虛法師倡言教理、教製、教産的叁大革命爲肇始，由此引發佛教界的系列改革運動。從時代與社會的急劇變遷而言，其佛教的革命風潮，首先淵源于19世紀末爲變法圖政治革命效命的"應用佛學"。這就開啓了中國佛教革命思潮源頭。

　　"應用佛學"一語，出自梁啓超對于譚嗣同佛學思想的評價。其主旨是以佛教革命服從政治革命，倡言佛教救世，以佛教爲社會動員之精神工具，而訴諸于政治領域。言其"應用"，是指知識分子以其對于佛教的重新诠釋爲基礎，吸納當時思想新概念，並在這個重新诠釋的過程之中，構建富有現代特性的價值運動，主動適應當時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革命風潮，希冀傳統佛教能夠爲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所用，爲時代和時代思潮所不棄。其思潮可稱之爲"應用型佛教革命"。康有爲的《大同書》及其追隨者譚嗣同的《仁學》，便是傳統佛教在戊戌變法中切近社會、並適應政治變革的最初形式。

　　維新運動之後，鼓吹革命，反清排滿的民族主義，已成爲政治革命的主潮，革命矛頭直接指向滿清政府，構成1903年前後的激進革命思潮。特別是孫中山于1905年在《民報》發刊詞上首次提出叁民主義的主張，影響到一批革命僧人如仁山、鐵岩、華山、棲雲、宗仰、太虛等，影響到民初中國佛教的思想走向，以至于將"建立共和國與振興佛教"，視爲"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1)在此背景下，佛教革命的思想漸次養成，革命話語逐步成爲中國現代佛教思想中一個主要話語形式。

　　梁啓超、章太炎以及"革命和尚"宗仰的言論及其主張，構成了二十世紀初佛教革命的主要思想內容。

　　梁啓超曾以佛教思想來解釋康有爲的大同思想，認爲康南海先生在中國問題上是"以宗教革命爲第一著手"；而在世界問題上，也是"以宗教合統爲第一著手。"(2)1902年，梁啓超寫有《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論佛教與群治之關系》等著名論文，在佛教與群治的關系上，明確指出"中國當以有信仰而獲進"；"舍己救人之大業，惟佛教足以當之矣。"欲建新國，而先倡新宗教。(3)佛教思想被視爲建立新國家的精神前提。這與梁啓超後來提倡的"新民說"，如出一轍。改造社會的革命意欲，是其內在的邏輯。

　　章太炎作爲著名的政論家、革命家，1906年出獄後東渡日本，提倡做兩件事，即"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他認爲所以提倡佛教，不僅僅爲社會道德起見，更是爲革命軍的道德起見。(4)他將"天命方新，來複不遠"的革命信念與佛教特立獨行、自任叛逆精神相結合。雖說是注重于道德的建設，卻是立足于革命道德而大倡佛說，故爾在章太炎這裏，佛教的道德說教也具備了充分的革命色彩，服從于革命需要並已相當意識形態化。

　　梁啓超、章太炎有關佛教革命的思想主張，其後在中華民國的建立中，得到了最初的綴合。辛亥之後，民國初建。出于共和國思想建設之計，"革命和尚"宗仰等人曾爲佛教界代表，向孫中山及其民國政府建議，成立中華佛教總會，希望以佛教作爲新生共和國的精神支柱，以佛教思想作爲新生共和國的意識形態，收拾人心，維系精神。在孫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支持和贊同下，中華佛教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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