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革命”走向――兼论“人间佛教”思潮的现代性问题

　　李向平

　　十九世纪末叶以来，革命话语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最为广泛。它既为本土传统话语，亦是外来词汇。其深厚、神秘的文化资源，在本世纪中国的政治风潮、社会变迁中得到了极大的复活。它具有深刻的文化传统意蕴。在"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历史语境中，易姓换代的暴力颠覆，可以借助于它来获取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以及奉天承运的国家性宗教价值的合法性；同时，它又包含着对于西方近现代思想中革命概念的吸纳，使传统革命的意义与西方近现代思想中的革命概念相结合，将政治体制的激烈变革或暴力颠覆与科技力量、社会改革的渐进过程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革命之谜"。正是这一革命之谜，几乎覆盖了近现代中国整个历史和社会的重建。现代中国的佛教革命或革命佛教，因此也被此革命之谜所整合。梳理并诠释这一问题，当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诸如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政治革命与社会文化、个人的信仰决断与国家意识形态全能化之间的矛盾等等问题。

　　本世纪初年(本文以二十世纪为一现代概念)，萌生于中国佛教界的"人间佛教"思潮，正是在佛教革命或革命佛教的思潮的遮蔽之下获得演进的。它正好是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革命"走向中的一股社会思潮，并受到革命思潮的深层左右，与之相映成趣，突出地表现为中国佛教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现现代性问题。

　　一、佛教革命及其现代性问题：

　　本文所说的革命，就其历史形态而言，是指孙中山领导下的反满排清、驱除达虏的革命，以及民国年间以及其后一系列旨在祛除旧有制度的政治风潮及其运动。它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汤武革命"获得了近现代的再版，同时也使西方革命的含义与本土革命的意义逐步转会。

　　佛教作为国粹，乃是现代中国民族感情和社会价值整合的表达形式之一。在其与政治革命结合的时候，尤其是在反满排清、驱除达虏的革命中，佛教精神，无疑成为"汤武革命"的历史重建中顺乎天命、应于人心的价值诉求，可以协同实现国粹精神与民族革命的整合。检讨中国历史，传统宗教作为国家全能体制的价值承当者，肩负民众教化的"教士"使命。所以，现代中国革命的矛头，无不指向政治体制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价值承当者，如王权专制及其儒学体系。而在另一方面，革命的现代形式，在暴力颠覆固有政制的同时，它也将同时考虑新式价值体系的重建。传统中国佛教作为社会文化意义系统，在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儒家成为革命对象的价值真空地带，极易披上革命的袈裟。

　　伴随着二十世纪初年政治革命的萌动，具有革命资格的往往是佛教，而非儒学。近现代中国儒教成为革命的对象，道教处于衰败之中，无法受到社会的关注。惟有传统的佛教，于近现代社会中异军突起，与近现代政治革命风潮结下不解之缘，故尔呈现了它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应有的现代性问题。理论上准备不足却又匆匆举事的反清革命，导致了政治秩序与意义秩序的双重危机。在虑及其价值目标时，革命者则是暂时选择了传统佛教，作为其价值诉求的承当者。于是，佛教一身二任，一是成了革命的精神手段，批判的武器；一是转成了革命正当性的论证工具。

　　就传统社会走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言，宗教问题乃是现代现象之中的大问题和大现象。所以，运用宗教社会理论，分析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宗教问题，考察现代社会建构中建制宗教与非建制宗教的功能定位及其价值理念的社会样式，考察现代中国民主社会的建构难题，进而思考中西文化交汇中富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社会理论及其特定的社会学因素，无疑是一个独特的角度。

　　现代中国的佛教革命，事关中国人的宗教革命，事关文化信仰、思想、意识形态的现代变革。披上革命袈裟的佛陀和菩萨，并非它的真实本相。但是，它却很难与政治革命划清界限，骨子里关心的不仅仅是宗教本身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对于国事民瘼、民族前途的注意。与此同时，政治革命在现代中国急剧进行，往往对社会形成整体性的震撼，促使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层面，不得不发生革命的应求。在此背景之下，革命话语的传统资源及其文化意蕴，即有天心民意的道德顺应，也有汤武革命老皇历再版的底气。承受着这一制约，现代中国佛教在二十世纪初年萌生革命走向，在某种程度上担当着政治革命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的角色和使命。革命话语的真实内涵，由此变得格外复杂。

　　当现代中国的政治风潮，裹挟着佛教革命转会于政治革命之时，就极有可能摧毁已有的宗教传统，按照政治革命的需要重建"革命式宗教"，或制造一个"宗教式革命"的样板。当时的政治活动家或者革命鼓动家，选择了佛教。所以，当时佛教的革命走向，虽说是间接反映了社会变迁对于宗教改革的要求，但是它缺乏准备和自觉，全副身心地投进了结局难料的政治革命的漩涡。本应属于社会改革的渐进过程中的佛教革命，由此而发生了社会语境的根本性转折。

　　政治革命的进行，需要价值意义所赋予的合法性论证，特别是在激剧的政治革命之后，革命需要对社会秩序及其价值重新规范，给社会重新设定一种意义秩序。所以，革命者或政治家往往也会在革命风潮前后，选择某种宗教或是具有宗教功能的价值话语，来扮演这些角色，以确认个人、社会与革命后的国家的价值意义。在中国传统，自周武替天行道而革去商纣之命以后，王朝政治与各类宗教均有不解之缘。本世纪初，佛教就中了这份头采。

　　二、佛教革命的不同表征：

　　二十世纪的佛教革命，因时代变迁，革命主题的转移，呈现阶段性变化。在革命对象、革命词义及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时，佛教革命也会体现为不同的时代效应，显现为不同的价值意蕴。本文将二十世纪的佛教革命，理解为"应用佛学"、"三大革命"、"人间佛教"、"单位佛教"等四个阶段，分别论述各个阶段的"革命"特征。

　　(1)"应用佛学"阶段：

　　本世纪初年发生的佛教革命思潮，萌生于19世纪末叶以及二十世纪初年的两个时期。一是渊源于19世纪末的变法图强运动；一是孕育于中国佛教界为适应社会变革，于二十世纪初年作出的改革姿态。前者以谭嗣同思想中"以心挽劫"的"应用佛学"为标识，并落实在"革命和尚"宗仰以佛教"挽世运之末劫"的主张之中；后者则以太虚法师倡言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为肇始，由此引发佛教界的系列改革运动。从时代与社会的急剧变迁而言，其佛教的革命风潮，首先渊源于19世纪末为变法图政治革命效命的"应用佛学"。这就开启了中国佛教革命思潮源头。

　　"应用佛学"一语，出自梁启超对于谭嗣同佛学思想的评价。其主旨是以佛教革命服从政治革命，倡言佛教救世，以佛教为社会动员之精神工具，而诉诸于政治领域。言其"应用"，是指知识分子以其对于佛教的重新诠释为基础，吸纳当时思想新概念，并在这个重新诠释的过程之中，构建富有现代特性的价值运动，主动适应当时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革命风潮，希冀传统佛教能够为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所用，为时代和时代思潮所不弃。其思潮可称之为"应用型佛教革命"。康有为的《大同书》及其追随者谭嗣同的《仁学》，便是传统佛教在戊戌变法中切近社会、并适应政治变革的最初形式。

　　维新运动之后，鼓吹革命，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已成为政治革命的主潮，革命矛头直接指向满清政府，构成1903年前后的激进革命思潮。特别是孙中山于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上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的主张，影响到一批革命僧人如仁山、铁岩、华山、栖云、宗仰、太虚等，影响到民初中国佛教的思想走向，以至于将"建立共和国与振兴佛教"，视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1)在此背景下，佛教革命的思想渐次养成，革命话语逐步成为中国现代佛教思想中一个主要话语形式。

　　梁启超、章太炎以及"革命和尚"宗仰的言论及其主张，构成了二十世纪初佛教革命的主要思想内容。

　　梁启超曾以佛教思想来解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认为康南海先生在中国问题上是"以宗教革命为第一着手"；而在世界问题上，也是"以宗教合统为第一着手。"(2)1902年，梁启超写有《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等著名论文，在佛教与群治的关系上，明确指出"中国当以有信仰而获进"；"舍己救人之大业，惟佛教足以当之矣。"欲建新国，而先倡新宗教。(3)佛教思想被视为建立新国家的精神前提。这与梁启超后来提倡的"新民说"，如出一辙。改造社会的革命意欲，是其内在的逻辑。

　　章太炎作为著名的政论家、革命家，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提倡做两件事，即"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认为所以提倡佛教，不仅仅为社会道德起见，更是为革命军的道德起见。(4)他将"天命方新，来复不远"的革命信念与佛教特立独行、自任叛逆精神相结合。虽说是注重于道德的建设，却是立足于革命道德而大倡佛说，故尔在章太炎这里，佛教的道德说教也具备了充分的革命色彩，服从于革命需要并已相当意识形态化。

　　梁启超、章太炎有关佛教革命的思想主张，其后在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得到了最初的缀合。辛亥之后，民国初建。出于共和国思想建设之计，"革命和尚"宗仰等人曾为佛教界代表，向孙中山及其民国政府建议，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希望以佛教作为新生共和国的精神支柱，以佛教思想作为新生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收拾人心，维系精神。在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支持和赞同下，中华佛教总会…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革命”走向――兼论“人间佛教”思潮的现代性问题(李向平)》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