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結夏安居考察

　　作者湛如法師，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博士後。

　　一、 問題的提出

　　P3541《張善才和尚邈真贊並序》載：“ 遂乃靈圖守行，冬夏不失于安 居”，這一資料顯示出，敦煌夏安居以外還並行冬安居。法國學者沙畹、伯 希和早年即已發見，中亞佛教的一個特色，即是在夏安居之外有冬安居亦即 “坐臘”。

　　而敦煌冬安居資料的發現，更有著重要意義。它證明，敦煌佛教不僅與 印度律儀有深刻的淵源關系，更與中亞佛教律儀有深厚的曆史關連。根據 P2807《七月十五日夏終設齋文》及P6005《釋門帖諸寺綱管》等內容的 記載，使我們得知敦煌佛教教團，同印度及中原一樣，在都司的組織及地方 官府的參與下，每年舉行管內僧尼結夏安居，並有解夏設齋活動。而冬安居 亦是敦煌佛教教團年中行事之一，六時禮忏等構成了敦煌佛教安居的主要內 容。

　　安居的梵文爲Vārsika或Varsa、巴利文Vassa，意譯即雨季。亦稱爲夏 安居、雨安居、坐夏、夏坐、結夏、坐臘、一夏九旬、九旬禁足、結製安居、 結製等。安居之製始行于印度古代傳統宗教，其中婆羅門教的出家者 (Parivrājaka)，每年中的八個月以雲遊的方式行腳于各地，其余四個月的 時間，由于雨季的影響，在固定的場所安住。［1］耆那教亦有在雨季止住 (pajjusan)的嚴格規定。後來在居家檀越的建議下，佛陀令比丘等五種弟子 結夏安居。據《善見律毗婆沙》卷叁記載：阿育王之子摩哂陀與所教化的諸 比丘，在斯裏蘭卡的支帝耶山(Cétiyagiri)迦那迦房(Kan taka)坐夏叁個月。［3］此後，南傳佛教國家 均按律製，而舉行安居策修的活動。

　　漢地佛教教團的結夏安居，與流行于Kaspira的薩婆多部(Sarvāsti vādah)的《十誦律》及昙無德部(Dharmaguptah)的《四分律》等廣律傳譯有 關。《出叁藏記集》卷叁載有秦司隸校尉姚爽欲請耶舍于寺中安居的記錄。 ［4］《廣弘明集》卷二十四中的《帝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诏》，是漢地國家王 權最早以诏令的形式來參與僧團安居的執行，並以僧B05C粟供備。 ［5］ 安居的資料還屢見于敦煌文書，P6005《釋門帖諸寺綱管》等系列文書 及S2911《四分律小鈔》S6644《略鈔 本》等律製略抄本，是我們研究 敦煌佛教僧團結夏安居的重要資料。依止上座、六時禮忏、爲國祈福等成爲 敦煌寺院安居的主要內容與特點。晚唐五代後的禅宗，同樣將結夏與解夏作 爲宗門叢林的年中重要行事，宗赜在《禅苑清規》中對此作了詳盡的規定。［6］ 關于結夏安居的研究，1925年，HVGlasenapp對雨季安住期間，婆羅 門教及耆那教的上座師(acaryopadhyaya)與沙門弟子的住處等問題作了系統 的探究。［7］1954年，早島鏡正先生出版了《初期佛教與社會生活》一書，專 論了原始佛教的園與精舍等問題，並指出比丘居住形態的變化，爲安居說法 等提供了冥想禅修的固定場所。［8］1962年、S達陀在《印度佛教僧伽與寺院》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一書中，亦對印度傳統宗教 的安居等進行了研究，對我們理解原始佛教安居製度的形成等問題，給予了 一定啓迪。［9］1963年，佐藤密雄先生在《原始佛教教團研究》中精辟的指出： 安居爲比丘一年中專心修學的最佳時機，同一住處的比丘相互誦說經典、討 論律製，並對各自的疑問進行交流。然而，由于地緣及所學、持律相同等關，在一定的地 區則漸漸萌發了部派意識。因此，安居成爲部派形成的溫床。［10］

　　1966年，B166本啓祥先生推出了大作《初期佛教教團史研究》， 在第二 章《僧院構造變遷與比丘生活》中指出：叁個月的結夏安居，促進了比丘團 體生活的發展。而布薩、自恣及迦纟希羅衣等儀式的製定 ，又爲比丘僧團的律 製健全方面提供了契機。 同時結夏安居的規定，使比丘從雲遊行乞的頭陀 生活向永久定住的生活形態轉變。［11］1980年，土橋秀高先生在《戒律研究》 一書中，對敦煌出土的律藏略抄本進行了綿密的考查研究。而S2911《四 分律小鈔》S6644《略抄本》等律典文書中，均有安居的若幹規定。同時， 又對各種略抄的年代及諸種版本等均進行了判定，爲我們使用與研究敦煌的 安居資料，給予了重要啓發。［12］

　　1985年，在季羨林先生的主持下，《大唐西域記校注》一書出版，在卷 二的《印度總述》中，季先生王邦維先生等對印度歲時等作了詳細的注釋， 並指出：各地的雨季不同而決定了各地安居時期的差異。［13］ 關于敦煌的《夏安居帖》，先是1961年，竺沙雅章先生于《敦煌僧官製 度》中進行了錄文和研究。1992年，謝重光先生在《中國僧官製度史》一書 中，論及敦煌的僧官製度，並對P3100《夏安居帖》進行了錄文，認爲敦 煌僧官在處理僧團內部事務時，有著一定的司法權。教團通過監督僧尼做好 夏安居等事宜，而體現了這一特點。［14］此外，中村元先生的《原始佛教成立》 ［15］、竺沙雅章先生在《敦煌漢文文獻》［16］等著作中亦對安居等問題， 有過涉及與討論。

　　結夏安居作爲佛教僧團一年中的重要行事，是佛教律製生活的根本內容 之一。國際學界對這一律製的關注，增進並激發了我們對敦煌佛教僧團安居 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即律藏對安居的時間、分配房舍、安居期間的修學內容 等規定如何？而安居製度在漢地流傳過程中出現了哪些變異？敦煌佛教夏安 居與冬安居的具體形態，反映了哪些敦煌佛教的地方色彩？敦煌的禮忏文與 安居行事的關系如何？這些問題時時引起筆者的思考，在前輩學者的基礎 上，茲就以上問題進行討論，並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律藏的《安居鍵度》與早期佛教的安居形態

　　(一)內律關于安居場所與時間的若幹規定

　　1．1原始佛教安居場所的演變

　　由于印度每年的夏季，受喜馬拉雅山的自然環境的影響，恒河平原的降 雨量大增。河水上漲，對雲遊行腳的出家沙門的生活構成了嚴重影響。加之 雨季外出乞食行腳，容易踩殺蟲類及草樹的新枝。故此，印度的婆羅門教及 耆那教等宗教均有雨季安居的習俗。佛教亦沿用了雨季安居的宗教行事。對 此，《五分律》卷十九載：

　　爾時諸比丘，春、夏、冬一切時遊行，蹈殺蟲草、擔衣物重、疲弊道 路。諸居士見，譏诃言：此諸外道、沙門、婆羅門，尚知叁時、夏則安 居。衆鳥猶作巢窟，住止其中。而諸比丘，不知叁時，應行不行。常說 少欲慈愍，護念衆生。而今踐蹈，無仁恻心、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 長老比丘，聞種種诃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 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诃責已，告諸比丘：不應一切時 遊行，犯者突吉羅，從今聽夏安居。［17］

　　《四分律》卷叁十七的記錄與《五分律》的內容大致相同：佛陀在舍衛 城B05C樹給孤獨園，六群比丘四季雲遊，逢雨季水漲，漂失衣缽、臥具 、針筒 等，並傷及生命。在外道及檀越的議論下，佛陀令比丘雨季安居。［18］《十誦 律》卷二十叁，亦對佛教僧團安居的情況作了記載，只是佛陀在王舍城令比丘安 居，而非舍衛城。

　　據《佛本行集經》卷叁十九的記載，釋迦牟尼成道後最初安居的地點爲 波羅捺的鹿野苑。如：“爾時世尊，成道之後，在波羅捺鹿野苑內，通及佛 身，合八人。六月十六日安居。至九月十五日，合九十叁人解夏。”。［19］佛 陀的第一次安居的時間上，屬于後安居。而從結夏與解夏的人數所發生的變化 上看，安居期間的主要活動爲剃度沙門。

　　律藏中對比丘安居場所，並沒有詳細的規定。除露地、及樹上等不能遮 擋風雨處之外，其它如樹下、小屋內、山窟、自然山窟、樹空中、依牧牛者、 依客壓麻油人、船上、聚落檀越房舍等地均爲比丘安居的場所。［20］比丘的頭 陀生活，居無長處，在行腳中完善及莊嚴自己的道業。逢雨季來臨，即在那 裏安居。但安居期間的住處與飲食等問題，成爲安居前首要考慮的問題。我 們從釋迦牟尼一生安居的地點看，幾乎以都會或聚落附近及故鄉安居。其主 要原因即食與住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現將佛陀一生安居的場所抄錄如下：《僧 伽羅刹所集經》卷下載：

　　世尊于波羅捺國，而轉*輪。初轉此法時，多饒益衆生。即于此夏 坐，有益于摩竭陀國王。第二，叁于靈鹫頂山、第五脾舒離、第六摩拘 羅山爲母故、第七于叁十叁天、第八鬼神界、第九拘苫毗國、第十枝提 山中、第十一複鬼神界、第十二摩伽陀閑居處、第十叁複還鬼神界、第 十四本佛所遊處、于舍衛礻氏樹給孤獨園、 第十五迦維 羅衛國釋種村中、第十六還迦維羅衛國、第十七羅閱城、第十八複羅閱城、第十九柘梨山、 第二十夏坐在羅閱城第二十一還柘梨山中、于鬼神界不經曆余處連四夏 坐、十九年不經曆余處、于舍衛國夏坐。如來如是最後夏坐時，于拔礻氏境界毗將村中夏坐。［21］

　　釋迦牟尼成道以來的安居地點，除鬼神界一時尚無法考證之外，幾乎以 幾大說法中心爲主，以摩竭陀國、脾舒離、摩伽陀、舍衛城的癨樹給孤獨園 、 迦維羅衛、羅閱城等作爲結夏的場所。其中，舍衛城的夏坐連續十九年。這 使我們看到，雨季安居的生活首先應得到檀越的支持外護。

　　同時，安居的行事也逐漸在改變比丘的生活形態。對擴大早期佛教的影 響及建立固定的佛教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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