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结夏安居考察
作者湛如法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博士后。
一、 问题的提出
P3541《张善才和尚邈真赞并序》载：“ 遂乃灵图守行，冬夏不失于安 居”，这一资料显示出，敦煌夏安居以外还并行冬安居。法国学者沙畹、伯 希和早年即已发见，中亚佛教的一个特色，即是在夏安居之外有冬安居亦即 “坐腊”。
而敦煌冬安居资料的发现，更有着重要意义。它证明，敦煌佛教不仅与 印度律仪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更与中亚佛教律仪有深厚的历史关连。根据 P2807《七月十五日夏终设斋文》及P6005《释门帖诸寺纲管》等内容的 记载，使我们得知敦煌佛教教团，同印度及中原一样，在都司的组织及地方 官府的参与下，每年举行管内僧尼结夏安居，并有解夏设斋活动。而冬安居 亦是敦煌佛教教团年中行事之一，六时礼忏等构成了敦煌佛教安居的主要内 容。
安居的梵文为Vārsika或Varsa、巴利文Vassa，意译即雨季。亦称为夏 安居、雨安居、坐夏、夏坐、结夏、坐腊、一夏九旬、九旬禁足、结制安居、 结制等。安居之制始行于印度古代传统宗教，其中婆罗门教的出家者 (Parivrājaka)，每年中的八个月以云游的方式行脚于各地，其余四个月的 时间，由于雨季的影响，在固定的场所安住。［1］耆那教亦有在雨季止住 (pajjusan)的严格规定。后来在居家檀越的建议下，佛陀令比丘等五种弟子 结夏安居。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三记载：阿育王之子摩哂陀与所教化的诸 比丘，在斯里兰卡的支帝耶山(Cétiyagiri)迦那迦房(Kan taka)坐夏三个月。［3］此后，南传佛教国家 均按律制，而举行安居策修的活动。
汉地佛教教团的结夏安居，与流行于Kaspira的萨婆多部(Sarvāsti vādah)的《十诵律》及昙无德部(Dharmaguptah)的《四分律》等广律传译有 关。《出三藏记集》卷三载有秦司隶校尉姚爽欲请耶舍于寺中安居的记录。 ［4］《广弘明集》卷二十四中的《帝令诸州众僧安居讲说诏》，是汉地国家王 权最早以诏令的形式来参与僧团安居的执行，并以僧B05C粟供备。 ［5］ 安居的资料还屡见于敦煌文书，P6005《释门帖诸寺纲管》等系列文书 及S2911《四分律小钞》S6644《略钞 本》等律制略抄本，是我们研究 敦煌佛教僧团结夏安居的重要资料。依止上座、六时礼忏、为国祈福等成为 敦煌寺院安居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晚唐五代后的禅宗，同样将结夏与解夏作 为宗门丛林的年中重要行事，宗赜在《禅苑清规》中对此作了详尽的规定。［6］ 关于结夏安居的研究，1925年，HVGlasenapp对雨季安住期间，婆罗 门教及耆那教的上座师(acaryopadhyaya)与沙门弟子的住处等问题作了系统 的探究。［7］1954年，早岛镜正先生出版了《初期佛教与社会生活》一书，专 论了原始佛教的园与精舍等问题，并指出比丘居住形态的变化，为安居说法 等提供了冥想禅修的固定场所。［8］1962年、S达陀在《印度佛教僧伽与寺院》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一书中，亦对印度传统宗教 的安居等进行了研究，对我们理解原始佛教安居制度的形成等问题，给予了 一定启迪。［9］1963年，佐藤密雄先生在《原始佛教教团研究》中精辟的指出： 安居为比丘一年中专心修学的最佳时机，同一住处的比丘相互诵说经典、讨 论律制，并对各自的疑问进行交流。然而，由于地缘及所学、持律相同等关，在一定的地 区则渐渐萌发了部派意识。因此，安居成为部派形成的温床。［10］
1966年，B166本启祥先生推出了大作《初期佛教教团史研究》， 在第二 章《僧院构造变迁与比丘生活》中指出：三个月的结夏安居，促进了比丘团 体生活的发展。而布萨、自恣及迦纟希罗衣等仪式的制定 ，又为比丘僧团的律 制健全方面提供了契机。 同时结夏安居的规定，使比丘从云游行乞的头陀 生活向永久定住的生活形态转变。［11］1980年，土桥秀高先生在《戒律研究》 一书中，对敦煌出土的律藏略抄本进行了绵密的考查研究。而S2911《四 分律小钞》S6644《略抄本》等律典文书中，均有安居的若干规定。同时， 又对各种略抄的年代及诸种版本等均进行了判定，为我们使用与研究敦煌的 安居资料，给予了重要启发。［12］
1985年，在季羡林先生的主持下，《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出版，在卷 二的《印度总述》中，季先生王邦维先生等对印度岁时等作了详细的注释， 并指出：各地的雨季不同而决定了各地安居时期的差异。［13］ 关于敦煌的《夏安居帖》，先是1961年，竺沙雅章先生于《敦煌僧官制 度》中进行了录文和研究。1992年，谢重光先生在《中国僧官制度史》一书 中，论及敦煌的僧官制度，并对P3100《夏安居帖》进行了录文，认为敦 煌僧官在处理僧团内部事务时，有着一定的司法权。教团通过监督僧尼做好 夏安居等事宜，而体现了这一特点。［14］此外，中村元先生的《原始佛教成立》 ［15］、竺沙雅章先生在《敦煌汉文文献》［16］等着作中亦对安居等问题， 有过涉及与讨论。
结夏安居作为佛教僧团一年中的重要行事，是佛教律制生活的根本内容 之一。国际学界对这一律制的关注，增进并激发了我们对敦煌佛教僧团安居 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即律藏对安居的时间、分配房舍、安居期间的修学内容 等规定如何？而安居制度在汉地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变异？敦煌佛教夏安 居与冬安居的具体形态，反映了哪些敦煌佛教的地方色彩？敦煌的礼忏文与 安居行事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时时引起笔者的思考，在前辈学者的基础 上，兹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律藏的《安居键度》与早期佛教的安居形态
(一)内律关于安居场所与时间的若干规定
1．1原始佛教安居场所的演变
由于印度每年的夏季，受喜马拉雅山的自然环境的影响，恒河平原的降 雨量大增。河水上涨，对云游行脚的出家沙门的生活构成了严重影响。加之 雨季外出乞食行脚，容易踩杀虫类及草树的新枝。故此，印度的婆罗门教及 耆那教等宗教均有雨季安居的习俗。佛教亦沿用了雨季安居的宗教行事。对 此，《五分律》卷十九载：
尔时诸比丘，春、夏、冬一切时游行，蹈杀虫草、担衣物重、疲弊道 路。诸居士见，讥诃言：此诸外道、沙门、婆罗门，尚知三时、夏则安 居。众鸟犹作巢窟，住止其中。而诸比丘，不知三时，应行不行。常说 少欲慈愍，护念众生。而今践蹈，无仁恻心、无沙门行、破沙门法。诸 长老比丘，闻种种诃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 汝等实尔不？答言：实尔世尊。佛种种诃责已，告诸比丘：不应一切时 游行，犯者突吉罗，从今听夏安居。［17］
《四分律》卷三十七的记录与《五分律》的内容大致相同：佛陀在舍卫 城B05C树给孤独园，六群比丘四季云游，逢雨季水涨，漂失衣钵、卧具 、针筒 等，并伤及生命。在外道及檀越的议论下，佛陀令比丘雨季安居。［18］《十诵 律》卷二十三，亦对佛教僧团安居的情况作了记载，只是佛陀在王舍城令比丘安 居，而非舍卫城。
据《佛本行集经》卷三十九的记载，释迦牟尼成道后最初安居的地点为 波罗捺的鹿野苑。如：“尔时世尊，成道之后，在波罗捺鹿野苑内，通及佛 身，合八人。六月十六日安居。至九月十五日，合九十三人解夏。”。［19］佛 陀的第一次安居的时间上，属于后安居。而从结夏与解夏的人数所发生的变化 上看，安居期间的主要活动为剃度沙门。
律藏中对比丘安居场所，并没有详细的规定。除露地、及树上等不能遮 挡风雨处之外，其它如树下、小屋内、山窟、自然山窟、树空中、依牧牛者、 依客压麻油人、船上、聚落檀越房舍等地均为比丘安居的场所。［20］比丘的头 陀生活，居无长处，在行脚中完善及庄严自己的道业。逢雨季来临，即在那 里安居。但安居期间的住处与饮食等问题，成为安居前首要考虑的问题。我 们从释迦牟尼一生安居的地点看，几乎以都会或聚落附近及故乡安居。其主 要原因即食与住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现将佛陀一生安居的场所抄录如下：《僧 伽罗刹所集经》卷下载：
世尊于波罗捺国，而转*轮。初转此法时，多饶益众生。即于此夏 坐，有益于摩竭陀国王。第二，三于灵鹫顶山、第五脾舒离、第六摩拘 罗山为母故、第七于三十三天、第八鬼神界、第九拘苫毗国、第十枝提 山中、第十一复鬼神界、第十二摩伽陀闲居处、第十三复还鬼神界、第 十四本佛所游处、于舍卫礻氏树给孤独园、 第十五迦维 罗卫国释种村中、第十六还迦维罗卫国、第十七罗阅城、第十八复罗阅城、第十九柘梨山、 第二十夏坐在罗阅城第二十一还柘梨山中、于鬼神界不经历余处连四夏 坐、十九年不经历余处、于舍卫国夏坐。如来如是最后夏坐时，于拔礻氏境界毗将村中夏坐。［21］
释迦牟尼成道以来的安居地点，除鬼神界一时尚无法考证之外，几乎以 几大说法中心为主，以摩竭陀国、脾舒离、摩伽陀、舍卫城的癨树给孤独园 、 迦维罗卫、罗阅城等作为结夏的场所。其中，舍卫城的夏坐连续十九年。这 使我们看到，雨季安居的生活首先应得到檀越的支持外护。
同时，安居的行事也逐渐在改变比丘的生活形态。对扩大早期佛教的影 响及建立固定的佛教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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