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遺存引發關于南北兩路佛教初傳問題的思考
宋曉梅
[烏魯木齊]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
53-63頁
【作者簡介】宋曉梅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內容提要】佛教初傳時期，南方和西域通過不同的途徑，依靠各自的傳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傳根據地，並繼而將佛的信息傳遞到中原，從這個意義上講，佛教向中國傳播的方式和途徑是多元的，陸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後。
【摘 要 題】佛教研究
【關 鍵 詞】佛教/佛像/初傳/中國
20世紀末，由中國南京藝術學院、北京大學、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龍谷大學聯合組成的“佛教初傳南方之路”課題研究組沿長江流域對四川、湖南、湖北、江蘇、廣東等十個省、市、地區展開了實地考察和調查，這次行動，由來于中日學者對“早期佛教造像的南傳系統”的關注。兩年後，在此次調查的基礎上，由上述單位共同編著，中國文物出版社和日本龍谷大學聯合出版了文物圖錄《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注：《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北京，1993年。)，該圖錄集中了半個世紀以來發現的有佛像造型的相關的考古遺存，這批文物的佛像造型大多雕飾或刻畫于其它的承載體上，因而與後來完全佛教意義上的獨立的佛教造像不同，只能說是一些有佛教含義的形象而已，稱其爲佛的形像或更妥當。這類造型僅見于南方，絕大部分發現于長江流域，時期則以2-4世紀爲限，同一時期北方同類藝術品很少被發現，于是，這類佛像藝術品與佛教初傳中國的關系，南方和北方，海路與陸路在早期佛教傳入中國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相因而至。
20世紀初以來，佛教初傳中國的問題，學術界已經作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頗豐。公認的看法認爲，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是通過中亞和西域的傳播實現的，這一看法，幾成定論。80年代以來，學界對佛教初傳的問題相繼注入一些新的認識，首先是佛教流傳西域較傳入中原更晚的論點的提出，(注：吳焯：《從考古遺存看佛教傳入西域的時間》，載《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8輯；宋肅瀛：《試論佛教在新疆的始傳》，收入《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3-424頁。)與此相關，佛教東傳早期大體經由海路而非陸路的觀點也就引申而來。(注：許理和：《漢代佛教和西域》，收入《秦漢思想與法律•慶賀胡四維八十誕辰論文集》，紐約，1990年，第168頁；吳廷缪、鄭彭年：《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載《中外關系史論叢》，1996年，第5輯，第104頁；又見前引宋肅瀛文。)其實早在本世紀初已有“佛教之來，非由陸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的說法，(注：梁啓超：《佛教之初輸入》，收入《飲冰室專集》第52頁，第7頁。)季羨林先生也有關于佛教在中國的最初發生，並不經過西域各國的媒介，而是直接來自印度的論述，(注：季羨林：《商人與佛教》，收入《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423頁。)只是在當時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而已。上述觀點的提出，以文獻和考古資料爲據，質疑傳統說法，爲這一研究領域吹入一股新風。由于産生了上面這些不同的看法，于是，南北兩路佛教初傳的問題便成爲一個大有探討和思考余地的問題。
宗教的傳播有賴于各種因素，南方與北方各地區，不同的政治環境、文化背景、交通條件、傳統觀念和信仰習俗，都會影響到佛教在其傳播過程中采取的形式、包含的內容以及産生效應的範圍，從而形成各自的傳播特點。本文擬就上述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
我們首先要關注的是南方的佛像造型藝術品。
四川崖墓浮雕中的石刻佛像是最早引起注意的佛像藝術品，1940年分別發現于四川省樂山市麻浩區一號崖墓和柿子灣1區一號崖墓中，其中的部分佛像石刻分散著錄于聞宥《四川漢代畫像選集》等文集中，(注：曾昭鹬：《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第66頁，圖41；聞宥《四川漢代畫像選集》，群聯出版社，1955年。佛像造型見《佛教初傳南方之路》。圖版1。)1985年，樂山市文化局對麻浩1區一號崖墓重新進行了重點科學考古調查和測繪，首次獲得有關崖墓和石刻佛像的較完整資料，並將崖墓定爲東漢末至蜀漢時期的遺存。(注：樂山市文化局：《四川樂山麻浩—號崖墓》，載《考古》1990年第2期，第115頁。)據調查報告，佛像刻于“前室東壁，通高37厘米。高肉髻，頭繞圓形頂光，身著通肩大衣，右手似作“施無畏印”，左手似握大衣衣角，似結跏趺坐，面部殘”(注：《四川樂山麻浩—號崖墓》第114-115頁。)，其佛像的屬性應該說可以認定。報告特別指出，佛像的雕刻技法采用高浮雕，不可能爲後人補刻，在該墓畫像石刻斷續完成的作業中，佛像石刻的完成晚于崖墓的始鑿年代，大致定在蜀漢時期無誤。(注：《四川樂山麻浩—號崖墓》第115頁。)
四川崖墓石刻畫像中佛像的類似造型，亦見之于錢樹插座。最早的一例，出于四川彭山江口鎮豆芽坊166M，泥質灰陶，座高21厘米。全器成圓形，爲前後兩半模合製而成，後半部已缺，僅存前半，可分爲上下兩段，上段爲圓筒，模製佛像即在筒前表面，中坐一人，左右各有一侍者。“中坐著高髻，頭發卷曲向上，內似有肉瘤，與佛像之“肉髻”一致，身上所穿之大氅衣服，頸下爲平行橫曲衣褶，這在漢服中不見，而與佛身上之直筒大衣一致；尤其是叁人皆作手印。由此我們認爲這是佛教中“一佛二脅侍”的造型。”(注：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漢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7-38頁。)其造型與麻浩一號崖墓之石刻佛像相似，發掘報告將該墓的年代定爲東漢中到晚期。此例佛像位于錢樹底座的插筒部位，80年代以後，多有裝飾于錢樹樹幹的佛像在四川發現。
1981年，四川忠縣塗井臥馬函發掘的十四號蜀漢崖墓中，出土銅錢樹二株，其樹幹爲互不相屬的若幹段連綴而成，每一段上皆鑄一尊佛像，均爲雙範合鑄而成。佛“高肉髻，著通肩大衣，寬袖，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結跏趺坐。佛像兩側由光芒四射的方孔銅錢構成屏背，有的還飾以頭朝上的蟬紋。”(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忠縣塗井蜀漢崖墓》，載《文物》1985年第7期，第78-79頁；又見《佛教初傳南方之路》第161-162頁，圖10、11，圖版說明9、10、11、12，圖版9、10、11、12。)1989年，四川省綿陽市何家山一號東漢崖墓出土銅錢樹，樹幹上依次行列形製相同的五尊佛像，除有明顯項光外，其造型與塗井臥馬函所出佛像大致相仿。(注：何志國：《四川綿陽何家山1號東漢崖墓清理簡報》，載《文物》1991年第3期。)
最近發現的一例佛像出土于陝西省漢中地區城固縣的一座東漢晚期的磚室墓，與此前所出不同，佛像不是裝飾在錢樹的插座和樹幹上，而是挂在錢樹樹幹的頂部，代替了以前同類錢樹上西王母的位置。(注：羅二虎：《中國陝西省出土佛像考》，原載日本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32號。又刊于《文物》1998年第12期。)屬于長江上遊的佛像考古遺存有如上述，散在四川的沿江、中部及偏北地區，包括漢中的一例。
另有一例，稍微偏離長江沿岸，在東部的沂南地區，東漢末至魏晉的畫像石墓，其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南、北的頂端各刻一頭上有束帶、腰間系下垂流蘇之帶，頭後帶項光的立像。發現之初，報告並未確認其爲佛像，但也並不否認，手印和佛光爲受佛教影響的産物。(注：見《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以後有研究者認定其爲佛像。(注：俞偉超：《東漢佛教圖像考》，載《文物》1980年第5期，第73頁。)長江中遊的佛像造型文物主要出在湖北省。
在湖北發現的佛像造型文物，以武昌蓮溪寺磚室墓出土的鎏金銅飾件最引人注目，因同墓出土永安五年(262)鉛卷，該墓爲有確切年代可考的吳墓。(注：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蓮溪寺東吳墓清理簡報》，載《考古》1959年第4期，第190頁。)所出鎏金銅飾件上的佛像，頭後有圓形項光，像側繞飾蕾蓮，是一尊立于複蓮臺上的典型的佛像形象。(注：參見楊泓《國內現存最古的幾尊佛教造像實物》，載《現代佛學》1962年第4期，第33頁；程欣人《我國現存古代佛教最早的一尊佛像》，載《現代佛學》1964年第1期，第11頁。彩色圖版見《佛教初傳南方之路》，圖版16；圖版16說明，第162-163頁。)出于湖北的佛像形象還出現在另一類銅質載體上。70年代以來，湖北鄂城和武昌地區陸續出土了大量的銅鏡實物，且以吳鏡居多。(注：見俞偉超《鄂城漢叁國六朝銅鏡序》，《鄂城漢叁國六朝銅鏡概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頁；管維良《鄂城漢叁國六朝銅鏡》，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0頁。)出土于鄂城五裏墩的四葉八鳳佛獸鏡，據說鏡背的裝飾風格從流行于東漢時期夔鳳鏡(即柿蒂八鳳鏡)的系統演化而來，(注：見俞偉超《鄂城漢叁國六朝銅鏡序》。)其裝飾主紋爲四桃形(應即由柿蒂形演變而來)葉，葉間有四對鳳，“葉內各有一佛，其中叁尊爲結跏趺坐，一尊爲半跏趺坐。後者面前跪一供養人，作禮佛狀，佛背後一人可能爲脅侍弟子。”(注：王仲殊：《關于日本的叁角緣佛獸鏡》，載《考古》1982年第6期，第634頁。)佛像夔鳳鏡的傳世品見于著錄的有四面，均流傳海外。它們分別收藏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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