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遗存引发关于南北两路佛教初传问题的思考
宋晓梅
[乌鲁木齐]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
53-63页
【作者简介】宋晓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佛教初传时期，南方和西域通过不同的途径，依靠各自的传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传根据地，并继而将佛的信息传递到中原，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陆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后。
【摘 要 题】佛教研究
【关 键 词】佛教/佛像/初传/中国
20世纪末，由中国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联合组成的“佛教初传南方之路”课题研究组沿长江流域对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广东等十个省、市、地区展开了实地考察和调查，这次行动，由来于中日学者对“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的关注。两年后，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由上述单位共同编著，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龙谷大学联合出版了文物图录《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注：《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北京，1993年。)，该图录集中了半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有佛像造型的相关的考古遗存，这批文物的佛像造型大多雕饰或刻画于其它的承载体上，因而与后来完全佛教意义上的独立的佛教造像不同，只能说是一些有佛教含义的形象而已，称其为佛的形像或更妥当。这类造型仅见于南方，绝大部分发现于长江流域，时期则以2-4世纪为限，同一时期北方同类艺术品很少被发现，于是，这类佛像艺术品与佛教初传中国的关系，南方和北方，海路与陆路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相因而至。
20世纪初以来，佛教初传中国的问题，学术界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颇丰。公认的看法认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是通过中亚和西域的传播实现的，这一看法，几成定论。80年代以来，学界对佛教初传的问题相继注入一些新的认识，首先是佛教流传西域较传入中原更晚的论点的提出，(注：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8辑；宋肃瀛：《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收入《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3-424页。)与此相关，佛教东传早期大体经由海路而非陆路的观点也就引申而来。(注：许理和：《汉代佛教和西域》，收入《秦汉思想与法律•庆贺胡四维八十诞辰论文集》，纽约，1990年，第168页；吴廷缪、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载《中外关系史论丛》，1996年，第5辑，第104页；又见前引宋肃瀛文。)其实早在本世纪初已有“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的说法，(注：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收入《饮冰室专集》第52页，第7页。)季羡林先生也有关于佛教在中国的最初发生，并不经过西域各国的媒介，而是直接来自印度的论述，(注：季羡林：《商人与佛教》，收入《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23页。)只是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而已。上述观点的提出，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据，质疑传统说法，为这一研究领域吹入一股新风。由于产生了上面这些不同的看法，于是，南北两路佛教初传的问题便成为一个大有探讨和思考余地的问题。
宗教的传播有赖于各种因素，南方与北方各地区，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交通条件、传统观念和信仰习俗，都会影响到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采取的形式、包含的内容以及产生效应的范围，从而形成各自的传播特点。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南方的佛像造型艺术品。
四川崖墓浮雕中的石刻佛像是最早引起注意的佛像艺术品，1940年分别发现于四川省乐山市麻浩区一号崖墓和柿子湾1区一号崖墓中，其中的部分佛像石刻分散著录于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等文集中，(注：曾昭鹬：《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第66页，图41；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群联出版社，1955年。佛像造型见《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图版1。)1985年，乐山市文化局对麻浩1区一号崖墓重新进行了重点科学考古调查和测绘，首次获得有关崖墓和石刻佛像的较完整资料，并将崖墓定为东汉末至蜀汉时期的遗存。(注：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号崖墓》，载《考古》1990年第2期，第115页。)据调查报告，佛像刻于“前室东壁，通高37厘米。高肉髻，头绕圆形顶光，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左手似握大衣衣角，似结跏趺坐，面部残”(注：《四川乐山麻浩—号崖墓》第114-115页。)，其佛像的属性应该说可以认定。报告特别指出，佛像的雕刻技法采用高浮雕，不可能为后人补刻，在该墓画像石刻断续完成的作业中，佛像石刻的完成晚于崖墓的始凿年代，大致定在蜀汉时期无误。(注：《四川乐山麻浩—号崖墓》第115页。)
四川崖墓石刻画像中佛像的类似造型，亦见之于钱树插座。最早的一例，出于四川彭山江口镇豆芽坊166M，泥质灰陶，座高21厘米。全器成圆形，为前后两半模合制而成，后半部已缺，仅存前半，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圆筒，模制佛像即在筒前表面，中坐一人，左右各有一侍者。“中坐着高髻，头发卷曲向上，内似有肉瘤，与佛像之“肉髻”一致，身上所穿之大氅衣服，颈下为平行横曲衣褶，这在汉服中不见，而与佛身上之直筒大衣一致；尤其是三人皆作手印。由此我们认为这是佛教中“一佛二胁侍”的造型。”(注：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7-38页。)其造型与麻浩一号崖墓之石刻佛像相似，发掘报告将该墓的年代定为东汉中到晚期。此例佛像位于钱树底座的插筒部位，80年代以后，多有装饰于钱树树干的佛像在四川发现。
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卧马函发掘的十四号蜀汉崖墓中，出土铜钱树二株，其树干为互不相属的若干段连缀而成，每一段上皆铸一尊佛像，均为双范合铸而成。佛“高肉髻，着通肩大衣，宽袖，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佛像两侧由光芒四射的方孔铜钱构成屏背，有的还饰以头朝上的蝉纹。”(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载《文物》1985年第7期，第78-79页；又见《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第161-162页，图10、11，图版说明9、10、11、12，图版9、10、11、12。)1989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一号东汉崖墓出土铜钱树，树干上依次行列形制相同的五尊佛像，除有明显项光外，其造型与涂井卧马函所出佛像大致相仿。(注：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1年第3期。)
最近发现的一例佛像出土于陕西省汉中地区城固县的一座东汉晚期的砖室墓，与此前所出不同，佛像不是装饰在钱树的插座和树干上，而是挂在钱树树干的顶部，代替了以前同类钱树上西王母的位置。(注：罗二虎：《中国陕西省出土佛像考》，原载日本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2号。又刊于《文物》1998年第12期。)属于长江上游的佛像考古遗存有如上述，散在四川的沿江、中部及偏北地区，包括汉中的一例。
另有一例，稍微偏离长江沿岸，在东部的沂南地区，东汉末至魏晋的画像石墓，其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南、北的顶端各刻一头上有束带、腰间系下垂流苏之带，头后带项光的立像。发现之初，报告并未确认其为佛像，但也并不否认，手印和佛光为受佛教影响的产物。(注：见《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以后有研究者认定其为佛像。(注：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载《文物》1980年第5期，第73页。)长江中游的佛像造型文物主要出在湖北省。
在湖北发现的佛像造型文物，以武昌莲溪寺砖室墓出土的鎏金铜饰件最引人注目，因同墓出土永安五年(262)铅卷，该墓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吴墓。(注：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59年第4期，第190页。)所出鎏金铜饰件上的佛像，头后有圆形项光，像侧绕饰蕾莲，是一尊立于复莲台上的典型的佛像形象。(注：参见杨泓《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载《现代佛学》1962年第4期，第33页；程欣人《我国现存古代佛教最早的一尊佛像》，载《现代佛学》1964年第1期，第11页。彩色图版见《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图版16；图版16说明，第162-163页。)出于湖北的佛像形象还出现在另一类铜质载体上。70年代以来，湖北鄂城和武昌地区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铜镜实物，且以吴镜居多。(注：见俞伟超《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序》，《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概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页；管维良《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0页。)出土于鄂城五里墩的四叶八凤佛兽镜，据说镜背的装饰风格从流行于东汉时期夔凤镜(即柿蒂八凤镜)的系统演化而来，(注：见俞伟超《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序》。)其装饰主纹为四桃形(应即由柿蒂形演变而来)叶，叶间有四对凤，“叶内各有一佛，其中三尊为结跏趺坐，一尊为半跏趺坐。后者面前跪一供养人，作礼佛状，佛背后一人可能为胁侍弟子。”(注：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载《考古》1982年第6期，第634页。)佛像夔凤镜的传世品见于著录的有四面，均流传海外。它们分别收藏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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