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
太虛
──二十九年七月在漢藏教理院暑期訓綀班講──
第一期
甲 思想的來源
乙 進行的前奏
丙 運動的實施
第二期
甲 理論的集成
乙 運動的複活
丙 學院的創建
第叁期
甲 世苑的創設
乙 教會的演變
丙 僧製的新議
第四期
甲 舊會的整理
乙 大學的改建
丙 新製的開製
我對于佛教叁十多年來改進運動的經過，可從好幾方面去觀察，而以關于僧衆寺院製度在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改進爲最重要。在民國十六、七年間，全國都充滿了國民革命的朝氣，我們僧衆也有起來作佛教革命行動的。當時我對之有篇訓辭，內中有幾句話，可作我改進佛教略史的提綱：“中國向來代表佛教的僧寺，應革除以前在帝製環境中所養成流傳下來的染習，建設原本釋迦佛遺教，且適合現時中國環境的新佛教”！我曆來的主張，是要在寺院僧衆製度的改進上做起；這幾句扼要的提示，可以把我叁十多年來佛教改革的宗旨都說明了。至于我改進佛教的經過，可以分作四個時期來講：
第一期
甲 思想的來源
我改進佛教的第一個時期，是從十九歲至二十六歲的七年間──光緒叁十四年至民國叁年。在民國十六年曾作有告徒衆書，內中曾提到我這個時期思想來源的概論：
余在民國紀元前四年起，受康有爲大同書，譚嗣同仁學，嚴複天演論、群學肆言、孫中山、章太炎民報，及章之告佛子書、告白衣書，梁啓超新民叢報之佛教與群治關系，又吳稚晖、張繼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紀上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之學說等各種影響，及本其得于禅與般若、天臺之佛學，嘗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運動。
在光緒叁十四年以前，我那時專門在佛學及古書上用功夫：或作禅宗的參究，或于天臺教義及大藏經論的研討。後來受了中西新思想的熏習，把從前得于禅宗般若的領悟，和天臺宗等教義的理解，適應這個時代思潮，而建立了我改進佛教的思想。其實、從當時佛教環境趨勢上說來，也不得不發生這種思想。因爲在光緒的庚子年後，有所謂變法維新的新政，國家對于一切都實行改革，尤以辦學校爲急進；教育當局往往藉經費無出爲名，不特占廟宇作校址，且有提僧産充經費的舉動。這種占僧寺、提僧産、逐僧人的趨勢，曾爲一般教育家熱烈地進行著；故當時章太炎先生有告佛子書之作，一方面叫僧衆們認清時代，快些起來自己辦學；一方面勸告士大夫們，不應該有這種不當的妄舉，應該對佛教加以發揚。
乙 進行的前奏
當時國人去日本留學的很多──因覺得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以後，已成爲一個強國，所以值得我們去就近學習──，而日人到中國來的也不少。日本盛行的真宗和曹洞宗底布教師也跟著來華了，故有曹洞宗的水野梅曉，在長沙與湖南僧界長老辦僧師範學校；而揚州天甯寺文希辦普通僧學校，亦因此而起。我國僧衆因受了國家社會對佛教摧殘，和日僧來華傳教影響，便起了依賴日僧保護寺産的心願；日人眼見我國佛教受摧殘，也就效法西洋耶稣教來華傳教的辦法，引誘中國的僧寺受其保護，故杭州就有叁十多寺投入了日本真宗的懷抱。那時、日本真宗來華代表爲伊藤賢道。杭州各寺在真宗保護之下，如遇提僧産、占僧寺等情，就由日本領事出面保護。因了這些瓜葛而鬧出很大風潮，連地方長官如浙江巡撫也不敢作主判斷，把這種情形呈報中央政府──那時應該說是入奏皇上──。結果、一方面向日本交涉，把投入真宗的事情取消；一方面由政府下诏保護佛教，並令僧衆自辦教育，故有僧教育會的産生。于是全國各省各縣，紛起組織教育會，與普通教育會成了對立的形勢。
僧教育會組織的性質，一方面是辦幼年僧徒小學，培育僧衆的人材；一方面是辦普通小學，以補助國民教育。但大都是各省各縣各自爲政的設立，談不上有系統的組織。僧教育會的組織成功，雖然是由各寺院長老的聯合，但僧教育會的會長卻有兩個：一是當地德高望重的出家長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熱心教育的紳士，而紳士也不一定是佛教的信徒。這是受政府明令所成的教育組織，又有紳士在中協助，故能與當地的官廳發生密切的聯系。經費由各寺院分擔，如有不願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學的行爲，得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強迫入學。這些僧教育會，組織健全，辦理完善的固然是有，但徒擁虛名，實際由紳士主持，或隨新潮流趨向，失卻佛教立場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飲酒、吃肉、聚賭等違反僧製的腐敗勾當。這種組織不健全，辦理不完善的僧教育會，和當地非佛教徒的鄉紳會長，任用私人操縱會務以圖中飽分肥，有著莫大的關系。我在當時也曾參加過幾處的僧教育會。
甯波在八指頭陀──寄禅老和尚領導之下，在光緒叁十四年也把僧教育會組織起來，該會管轄的範圍包括甯波府──除定海縣──所屬各縣。在光緒末年，我因爲上來所說種種關系，也就熱心參加這種活動。入冬、在江蘇有個比較有系統的省僧教育會的組織，在鎮江金山寺開成立會，八指頭陀與我代表甯波去列席參加。江蘇因爲有全省組織的緣故，力量比較雄厚，除各縣辦有僧徒和民衆小學外，並籌辦全省僧師範學校。同年、南京楊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經處創辦祗洹精舍，該舍與錫蘭達磨波羅居士取得密切的聯系，同抱有複興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傳到各國去。我因參加江蘇僧教育會底關系，聽到有這種作世界佛教運動的組織，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該舍的主要科爲國文、佛學、英文。祗洹精舍只有一年的曆史，因經濟不繼而停辦。初辦的上半年我未參加，我是第二期才進去的。我在祗洹精舍的時候，已有普陀山定海縣教育會的成立，該會辦有：在定海縣城的慈雲小學──國民小學，至今尚存；在普陀山上純沙彌的化雨小學，下半年因華山法師辭職，遂請我去當佛學教員。這就是我參加僧教育會、佛教學校、祗洹精舍的經過。
宣統二年，我二十一歲，廣東新辟一家叢林，有創辦全省僧教會的建議。有人來請我去相助辦理，于是我就去廣州。後來、因爲該寺的主持者是外省人，與當地僧衆語言和風俗習慣種種隔膜的關系，結果沒有組織成功。在廣東時，我曾專門作宣傳佛學的工作，引起一般社會知名之士，對佛學研究的興趣，如中山大學校長──中委鄒海濱﹝魯﹞先生，曾經替我翻譯；因此在廣州組織佛學精舍，如現在純爲研究佛學的佛學會一樣的組織，並與當地的官紳及學界、報界結了不少文字緣，遂開廣東研究佛學的風氣；下半年，被推爲那個新開叢林的住持。我在廣東住了一年多，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當時遂多與革命黨人往來；後來因了富有曆史意義的黃花崗事件，清廷嚴拿革命黨人，我也受其影響，結束了廣東的佛教事業，回到上海。
在那個時候，我對于佛教改進的思想，就是要怎樣根據佛教的真理，適應現代的國家和社會，使衰頹的佛教複興起來。由于此種思想的影響，隨著中國維新和革命趨勢，與革命黨人自然而然的接近，在思想上也受了社會主義、叁民主義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在廣東所經過的大概情形。
我由廣東回到上海、浙江，正是清廷預備立憲的時期，各地佛教寺産，多發生被占提以辦自治事業的風潮。江蘇和浙江等省的僧徒，在上海召開聯合會議，推舉八指頭陀入京請願：請政府保護寺産，並呈遞振興佛教計劃書。該書是由我和上海神州日報主筆汪德淵先生起草的，籌備到八月間，適革命發動，遂未果舉行。
丙 運動的實施
革命進展得很快，辛亥年末，就進占江、浙；不久，孫中山先生回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宣布廢除農曆改用陽曆，于元旦成立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成立後，佛教徒曾分頭發起組織各種事業，如李政綱、歐陽竟無等人發起組織佛教會，佛教會上並無中國或某省等範圍，曾擬有章程，主張政教分離，呈請總統承認，得到總統表示贊同的覆函。同時、謝無量亦發起組織佛教大同會。我在辛亥之冬的民國元年，也到了南京，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在毗盧寺設立籌備處。當時僧師範學校學生領袖仁山法師，也是我在祗洹精舍時的同學，因欲以鎮江金山寺辦學校，亦來京請願。我遇見仁山法師後，對他這種舉動，認爲只是應辦的一件事業；我就把我的佛教協進會向他說明，希望他參加發起。他很樂意地接受我的意見，並主張會所雖設南京，成立大會則在金山寺舉行。我們就積極地草了宣言和章程；我曾請了一位廣東朋友介紹，谒見了臨時總統──那時的政府是很平民化的，每日規定了時間，會見民衆，接納民意──，我報告佛教協進會的計劃，孫總統指定馬君武先生和我接談。這佛教協進會，就是我對改進佛教具體的實際的表現。
先時，我既接受了仁山法師底意見，就履行佛教協進會成立會在金山寺舉行的諾言，到金山寺上仁山法師剃度的觀音閣，進行籌備開會的工作。在開會前，有反對的，也有贊成的。會中主要的人物，除了我同去數人之外，就是仁山領導的僧師範同學們──他們從前在僧師範學校時，曾與揚、鎮諸山長老發生過很大的磨擦──。金山的僧衆，雖不願意此會在寺內舉行，惟處于當時革命濃厚的氣氛中，亦無可如何，唯有暗中勾結諸山長老，作非公開的抵抗。開會時，到有會員和各界代表諸山長老約六七百人。我以和平態度報告籌備之經過，並宣讀通過章程。接著，仁山法師就作了一番演說。當時即有揚州的寂山和尚起立，拿出長老的資格，以老和尚訓誨小和尚的態度，對這位新進的仁山法師，加以嚴厲的駁斥。由此引起了血氣方剛的僧師範同學們底劇烈反抗，全場空氣極度緊張，從唇槍舌劍式的辯戰，幾演成“全武行”的慘劇。幸得赴會各界代表底排解和製止，把章程上負責的人提出通過後，草草散…
《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