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叁節 奘門弟子及其貢獻
先後參與玄奘譯場作助譯僧的人很多,根據學者的不完全統計達六十一人[①]。玄奘在翻譯佛典過程中,爲中土佛教培養了一代精通唯識、因明學說的高僧,特別是其高徒窺基繼承光大其學說,留學僧人圓測將玄奘之學傳播到新羅國。作爲一代佛學大師,追隨玄奘法師的弟子非常多,其門徒中,可以說人才濟濟,著名者有叁十二人,高足中有神昉、嘉尚、普光、窺基,號稱“四哲”。
玄奘弟子的確切人數無法統計,難點首先在于記載不全,其次,即便是現今可知法號者也不能確定是否爲玄奘弟子。如貞觀十九年(645年)五月征召的二十叁人中,最後真正成爲玄奘弟子者,爲數不很多。可以肯定者有:法海寺沙門神昉、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會昌寺沙門辯機、豳州昭仁寺沙門慧立、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這也就是玄奘譯場的人員疊有變動的原因之一。
再如,現存文獻中對于《正理門論》、《入正理門論》等因明著作的古注著錄的較多。一般以爲,玄奘弟子中爲《正理門論》作疏的有文備、玄應、圓測、定賓等,爲《入正理門論》等作疏者有靖邁、勝莊、壁公、靈隽、玄範、順憬、文軌、淨眼、文備、窺基。高麗僧元曉著《判比量論》,神泰著《因明正理門論述記》。依照常理,至少這些僧人可以算作奘門弟子。然而,首先是這些僧人的生平事迹大多缺載,其次則是現存的文獻顯示,這些僧人的思想傾向複雜,有許多並不完成贊成玄奘所傳的唯識學。
正因爲這些學有所成者不能完全與玄奘保持一致,因而朝廷才幾次允許玄奘通過剃度選擇弟子。如《慈恩傳》卷十記載:顯慶叁年(658年)“勅遣西明寺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彌海會等十人充弟子。”從學業傳承角度說,玄奘真正意義上的弟子並不多,突出者自然是窺基。窺基的生平和貢獻已經在上節作專門敘述分析,圓測則置于下章敘述。在此節,將有史料可查的奘門最重要的若幹弟子的生平和貢獻作一簡要敘述。
一、嘉尚、普光、法寶
嘉尚、普光之所以被目之爲奘門“四哲”中的成員,總是有原因的。在玄奘心目中,在其譯場中,他們二人確實占有特殊分量。從《慈恩傳》的敘述以及他們二人在翻譯活動中的貢獻看,他們是名實相符的。
釋嘉尚,籍貫不明。《宋高僧傳·嘉尚傳》說他“慧性天資,瑰奇氣質,篇聚堅守,性相克攻。勤在進修,務于翻譯,遠棲心于奘叁藏門,見宗廟之富,窺室家之好。”似乎嘉尚屬于京師之外較遠之地的僧人,從“遠”處前來入玄奘門下,從事助譯工作。
《宋高僧傳·嘉尚傳》記載:嘉尚“久稽考《瑜伽師地》、《佛地論》旨,《成唯識論》,深得義趣。”根據《開元釋教錄》卷八等記載:《佛地經論》七卷,“貞觀二十叁年十月叁日于大慈恩寺翻經院譯,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畢,沙門大乘光筆受。”而《瑜伽師地論》一百卷“貞觀二十年五月十五日于弘福寺翻經院譯,至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畢,沙門靈會、朗 等筆受。”《成唯識論》十卷則翻譯于“顯慶四年閏十月于玉華寺雲光殿譯,沙門大乘基筆受。”這叁部論典的助譯僧中未列嘉尚之名,而傳文特意明確強調嘉尚精通這叁部論典,很耐人尋味。也許因爲這叁部論典在唯識宗中具有特殊地位,而前兩部翻譯時間較早,嘉尚未及參與翻譯。
《宋高僧傳·嘉尚傳》又記載:嘉尚“隨奘于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充證義、綴文,多能傑出。”根據《開元釋教錄》卷八記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顯慶五年正月一日,于玉華宮寺玉華殿譯,至龍朔叁年十月二十日畢,沙門大乘光、大乘欽、嘉尚等筆受。”然而,嘉尚參與玄奘譯場作助譯僧不從玉華寺始,而是從大慈恩寺就開始了。《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一有署名說:“顯慶元年七月廿七日于長安大慈恩寺翻經院叁藏法師玄奘奉诏譯,弘法寺沙門嘉尚筆受、大慈恩寺沙門明珠證義、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證義、大慈恩寺沙門法祥證義,……西明寺沙門嘉尚筆受、大慈恩寺沙門大乘光筆受。”《開元釋教錄》卷八記載:《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于大慈恩寺翻經院譯,至四年七月叁日畢畢,沙門嘉尚、大乘光等筆受。”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現在可知的嘉尚任玄奘譯場助譯僧的最早時間是顯慶元年(656年),由此可知,作爲玄奘弟子的嘉尚此後一直參與了玄奘的譯經活動。其二,奇怪的是,上引《大毗婆沙論》的署名中第二位出現的是“弘法寺沙門嘉尚”,倒數第二位又出現了“西明寺沙門嘉尚”的署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玄奘譯場有兩位嘉尚擔任筆受,二是嘉尚的寺籍先是弘法寺,後是西明寺。筆者以爲,第二種可能性最大。
《開元釋教錄》卷八還記載:《入阿毗達磨論》二卷,“顯慶叁年十月八日于大慈恩寺翻經院譯,至十叁日畢,沙門釋诠、嘉尚筆受。”《阿毗達磨顯宗論》四十卷,“永徽二年四月五日于大慈恩寺翻經院譯,至叁年十月二十日畢,沙門慧朗、嘉尚等筆受。”
《慈恩傳》和《宋高僧傳·嘉尚傳》都記載了玄奘圓寂時嘉尚在玉華寺的活動。《宋高僧傳·嘉尚傳》記載:
及叁藏有疾,命尚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五部總一千叁百叁十五卷;又錄俱胝畫像一千幀,造十俱胝像,寫經放生,然燈,令尚宣讀。奘合掌歡喜曰:“吾心中願也。汝代導之,得沒而無悔焉。”
從上述敘述可知,嘉尚不是最早進入玄奘譯場的僧人。然進入玄奘譯場之後,即一直跟隨其師。《宋高僧傳》說:“奘卒,著述《疏鈔》,出《雜集》,門夥多。”可見,在其師圓寂之後,嘉尚勤于著述,積極授徒,對于唯識宗的發揚光大,做出過重大貢獻。
儀鳳四年(679年)五月起,朝廷爲地婆诃羅在長安西太原寺和洛陽東太原寺建立譯場,“仍准玄奘例,于一大寺別院安置,並大德叁五人同譯。至天後垂拱末,于兩京東西太原寺及西京廣福寺,譯《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等凡一十八部”[②],嘉尚與道成、薄塵、圓測、靈辯、明恂、懷度等承擔證義,功績愈繁。垂拱末年爲688年,如果嘉尚一直參與翻譯的話,爲時九年。
史籍未曾記載嘉尚的卒年及俗壽,也無著述保存下來。
關于普光,《宋高僧傳》卷四有《唐京兆大慈恩寺普光傳》,但寫得很簡略。這與唐末五代史籍散失有關。
贊甯寫道:“釋普光,未知何許人也。明敏爲性,爰擇其木,請事叁藏奘師,勤恪之心,同列靡及。至于智解,可譬循環,聞少證多,奘師默許。末參傳譯,頭角特高。左右叁藏之美,光有功焉。”究底而言,這一段敘述很玄虛,大概得之以塔銘之類。然從其中可以體味出若幹內容:其一,普光跟隨玄奘在先,參與翻譯在後。這與朝廷征集而至玄奘譯場者不同,更容易取得思想方面的共鳴。其二,普光智解特高,聞一知十,很得玄奘贊許。其叁,“末參傳譯,頭角特高”,說明普光是在跟隨玄奘一段時間之後,才參與翻譯工作的。
從現存文獻記載中可知,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玄奘在弘福寺譯出《解深密經》和《大乘五蘊論》時,普光就擔任了筆受。直到麟德元年(664年),玄奘在玉華宮譯出《咒五首經》,普光一直參與譯場。《宋高僧傳·普光傳》稱贊說:“觀夫奘自貞觀十九年創譯,訖麟德元年終于玉華宮,凡二十載,總出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叁百叁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筆受。”[③]
普光在奘門弟子中以精通《俱舍論》著稱,因此而衍生出玄奘爲其獨授《俱舍論》奧義的傳聞。如《宋高僧傳·普光傳》說:“初,奘嫌古翻《俱舍》義多缺,然躬得梵本,再譯真文,乃密授光,多是記憶西印薩婆多師口義,光因著疏解判。”這就是現存普光《俱舍論記》叁十卷的撰寫緣由。
在玄奘門下,普光著述頗多,然現存僅有叁種:
其一,《俱舍論記》叁十卷,此論與神泰、法寶二疏並稱爲俱舍叁大疏。泰疏今殘缺,僅存七卷。法寶好獨抒己見。叁疏中,比較穩健完整的,要算此記。這是關于俱舍學的一部權威著作。
其二,《俱舍論法宗原》一卷,此依《俱舍論》扼要地說明一切有部思想,總以七十五法爲諸法體,並決定尋、伺、睡眠、惡作、貪、瞋、慢、疑八法爲不定法。此書除略說諸法體相外,還以百門分別諸法色非色、有見無見等。
其叁,《百法明門論疏》二卷或作一卷。本書以緣境、四緣、四界、重數、叁性等五門科簡八識,以諸論不同、假實、四界、叁性、廢立等五門科簡心所有法,以諸論不同、釋妨難、辨假相叁門料簡二十四不相應行法,比窺基所解爲詳。
此外,普光的著述,已佚的有二種,即《婆沙論鈔》、《大因明記》。
普光的弟子最有名的是圓晖。他略攝普光《俱舍論記》正義,並兼采法寶《俱舍論疏》,作《俱舍論頌釋疏》二十九卷。他的見解往往調停于普光、法寶之間。圓晖弟子有崇 、慧晖、道(遁)麟。崇 作“俱舍論頌疏義府鈔”二十卷,慧晖作“俱舍論頌疏義鈔”六卷,道麟作“俱舍論頌疏記”二十九卷,俱釋圓晖疏。後唐法盈(即虛受)作“俱舍論頌疏序記”一卷,解圓晖疏的自序和賈曾序。當時圓晖疏于兩河間二京道江表燕齊楚蜀盛行,所以後來關于這部著作的論釋有好多種。
在奘門弟子中,神泰與法寶都以《俱舍論》名世。《宋高僧傳》卷四有傳,但很簡要。
法寶的生卒年不詳[④],贊甯在《宋高僧傳》卷四中說:“釋法寶,亦叁藏奘師學法之神足也。性靈敏利,最所先焉。”但未記載法寶進入玄奘譯場的時間。尤其是,《宋高僧傳》中記載了法寶就《大毗婆沙論》的法義對玄奘的問難,但此論翻譯的署名中有二十位助譯僧,其中並無法寶。也沒有文獻記載他參與過其它經典的翻譯。這些都說明,法寶並不是朝廷任命的助譯僧。如此則說明,法寶或者是譯場的旁聽者,或者是玄奘新收的徒弟。贊甯說,釋法寶“亦叁藏奘師學法之神足”,可見,後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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