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奘门弟子及其贡献

　　先后参与玄奘译场作助译僧的人很多，根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达六十一人[①]。玄奘在翻译佛典过程中，为中土佛教培养了一代精通唯识、因明学说的高僧，特别是其高徒窥基继承光大其学说，留学僧人圆测将玄奘之学传播到新罗国。作为一代佛学大师，追随玄奘法师的弟子非常多，其门徒中，可以说人才济济，著名者有三十二人，高足中有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号称“四哲”。

　　玄奘弟子的确切人数无法统计，难点首先在于记载不全，其次，即便是现今可知法号者也不能确定是否为玄奘弟子。如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征召的二十三人中，最后真正成为玄奘弟子者，为数不很多。可以肯定者有：法海寺沙门神昉、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会昌寺沙门辩机、豳州昭仁寺沙门慧立、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这也就是玄奘译场的人员叠有变动的原因之一。

　　再如，现存文献中对于《正理门论》、《入正理门论》等因明著作的古注著录的较多。一般以为，玄奘弟子中为《正理门论》作疏的有文备、玄应、圆测、定宾等，为《入正理门论》等作疏者有靖迈、胜庄、壁公、灵隽、玄范、顺憬、文轨、净眼、文备、窥基。高丽僧元晓著《判比量论》，神泰著《因明正理门论述记》。依照常理，至少这些僧人可以算作奘门弟子。然而，首先是这些僧人的生平事迹大多缺载，其次则是现存的文献显示，这些僧人的思想倾向复杂，有许多并不完成赞成玄奘所传的唯识学。

　　正因为这些学有所成者不能完全与玄奘保持一致，因而朝廷才几次允许玄奘通过剃度选择弟子。如《慈恩传》卷十记载：显庆三年(658年)“勅遣西明寺给法师上房一口，新度沙弥海会等十人充弟子。”从学业传承角度说，玄奘真正意义上的弟子并不多，突出者自然是窥基。窥基的生平和贡献已经在上节作专门叙述分析，圆测则置于下章叙述。在此节，将有史料可查的奘门最重要的若干弟子的生平和贡献作一简要叙述。

　　一、嘉尚、普光、法宝

　　嘉尚、普光之所以被目之为奘门“四哲”中的成员，总是有原因的。在玄奘心目中，在其译场中，他们二人确实占有特殊分量。从《慈恩传》的叙述以及他们二人在翻译活动中的贡献看，他们是名实相符的。

　　释嘉尚，籍贯不明。《宋高僧传·嘉尚传》说他“慧性天资，瑰奇气质，篇聚坚守，性相克攻。勤在进修，务于翻译，远栖心于奘三藏门，见宗庙之富，窥室家之好。”似乎嘉尚属于京师之外较远之地的僧人，从“远”处前来入玄奘门下，从事助译工作。

　　《宋高僧传·嘉尚传》记载：嘉尚“久稽考《瑜伽师地》、《佛地论》旨，《成唯识论》，深得义趣。”根据《开元释教录》卷八等记载：《佛地经论》七卷，“贞观二十三年十月三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毕，沙门大乘光笔受。”而《瑜伽师地论》一百卷“贞观二十年五月十五日于弘福寺翻经院译，至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毕，沙门灵会、朗 等笔受。”《成唯识论》十卷则翻译于“显庆四年闰十月于玉华寺云光殿译，沙门大乘基笔受。”这三部论典的助译僧中未列嘉尚之名，而传文特意明确强调嘉尚精通这三部论典，很耐人寻味。也许因为这三部论典在唯识宗中具有特殊地位，而前两部翻译时间较早，嘉尚未及参与翻译。

　　《宋高僧传·嘉尚传》又记载：嘉尚“随奘于玉华宫译《大般若经》，充证义、缀文，多能杰出。”根据《开元释教录》卷八记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显庆五年正月一日，于玉华宫寺玉华殿译，至龙朔三年十月二十日毕，沙门大乘光、大乘钦、嘉尚等笔受。”然而，嘉尚参与玄奘译场作助译僧不从玉华寺始，而是从大慈恩寺就开始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有署名说：“显庆元年七月廿七日于长安大慈恩寺翻经院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弘法寺沙门嘉尚笔受、大慈恩寺沙门明珠证义、大慈恩寺沙门惠贵证义、大慈恩寺沙门法祥证义，……西明寺沙门嘉尚笔受、大慈恩寺沙门大乘光笔受。”《开元释教录》卷八记载：《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显庆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至四年七月三日毕毕，沙门嘉尚、大乘光等笔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现在可知的嘉尚任玄奘译场助译僧的最早时间是显庆元年(656年)，由此可知，作为玄奘弟子的嘉尚此后一直参与了玄奘的译经活动。其二，奇怪的是，上引《大毗婆沙论》的署名中第二位出现的是“弘法寺沙门嘉尚”，倒数第二位又出现了“西明寺沙门嘉尚”的署名。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玄奘译场有两位嘉尚担任笔受，二是嘉尚的寺籍先是弘法寺，后是西明寺。笔者以为，第二种可能性最大。

　　《开元释教录》卷八还记载：《入阿毗达磨论》二卷，“显庆三年十月八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至十三日毕，沙门释诠、嘉尚笔受。”《阿毗达磨显宗论》四十卷，“永徽二年四月五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至三年十月二十日毕，沙门慧朗、嘉尚等笔受。”

　　《慈恩传》和《宋高僧传·嘉尚传》都记载了玄奘圆寂时嘉尚在玉华寺的活动。《宋高僧传·嘉尚传》记载：

　　及三藏有疾，命尚具录所翻经论，合七十五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录俱胝画像一千帧，造十俱胝像，写经放生，然灯，令尚宣读。奘合掌欢喜曰：“吾心中愿也。汝代导之，得没而无悔焉。”

　　从上述叙述可知，嘉尚不是最早进入玄奘译场的僧人。然进入玄奘译场之后，即一直跟随其师。《宋高僧传》说：“奘卒，著述《疏钞》，出《杂集》，门伙多。”可见，在其师圆寂之后，嘉尚勤于著述，积极授徒，对于唯识宗的发扬光大，做出过重大贡献。

　　仪凤四年(679年)五月起，朝廷为地婆诃罗在长安西太原寺和洛阳东太原寺建立译场，“仍准玄奘例，于一大寺别院安置，并大德三五人同译。至天后垂拱末，于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广福寺，译《大乘显识经》、《大乘五蕴论》等凡一十八部”[②]，嘉尚与道成、薄尘、圆测、灵辩、明恂、怀度等承担证义，功绩愈繁。垂拱末年为688年，如果嘉尚一直参与翻译的话，为时九年。

　　史籍未曾记载嘉尚的卒年及俗寿，也无著述保存下来。

　　关于普光，《宋高僧传》卷四有《唐京兆大慈恩寺普光传》，但写得很简略。这与唐末五代史籍散失有关。

　　赞宁写道：“释普光，未知何许人也。明敏为性，爰择其木，请事三藏奘师，勤恪之心，同列靡及。至于智解，可譬循环，闻少证多，奘师默许。末参传译，头角特高。左右三藏之美，光有功焉。”究底而言，这一段叙述很玄虚，大概得之以塔铭之类。然从其中可以体味出若干内容：其一，普光跟随玄奘在先，参与翻译在后。这与朝廷征集而至玄奘译场者不同，更容易取得思想方面的共鸣。其二，普光智解特高，闻一知十，很得玄奘赞许。其三，“末参传译，头角特高”，说明普光是在跟随玄奘一段时间之后，才参与翻译工作的。

　　从现存文献记载中可知，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玄奘在弘福寺译出《解深密经》和《大乘五蕴论》时，普光就担任了笔受。直到麟德元年(664年)，玄奘在玉华宫译出《咒五首经》，普光一直参与译场。《宋高僧传·普光传》称赞说：“观夫奘自贞观十九年创译，讫麟德元年终于玉华宫，凡二十载，总出大小乘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笔受。”[③]

　　普光在奘门弟子中以精通《俱舍论》著称，因此而衍生出玄奘为其独授《俱舍论》奥义的传闻。如《宋高僧传·普光传》说：“初，奘嫌古翻《俱舍》义多缺，然躬得梵本，再译真文，乃密授光，多是记忆西印萨婆多师口义，光因著疏解判。”这就是现存普光《俱舍论记》三十卷的撰写缘由。

　　在玄奘门下，普光著述颇多，然现存仅有三种：

　　其一，《俱舍论记》三十卷，此论与神泰、法宝二疏并称为俱舍三大疏。泰疏今残缺，仅存七卷。法宝好独抒己见。三疏中，比较稳健完整的，要算此记。这是关于俱舍学的一部权威著作。

　　其二，《俱舍论法宗原》一卷，此依《俱舍论》扼要地说明一切有部思想，总以七十五法为诸法体，并决定寻、伺、睡眠、恶作、贪、瞋、慢、疑八法为不定法。此书除略说诸法体相外，还以百门分别诸法色非色、有见无见等。

　　其三，《百法明门论疏》二卷或作一卷。本书以缘境、四缘、四界、重数、三性等五门科简八识，以诸论不同、假实、四界、三性、废立等五门科简心所有法，以诸论不同、释妨难、辨假相三门料简二十四不相应行法，比窥基所解为详。

　　此外，普光的著述，已佚的有二种，即《婆沙论钞》、《大因明记》。

　　普光的弟子最有名的是圆晖。他略摄普光《俱舍论记》正义，并兼采法宝《俱舍论疏》，作《俱舍论颂释疏》二十九卷。他的见解往往调停于普光、法宝之间。圆晖弟子有崇　、慧晖、道(遁)麟。崇　作“俱舍论颂疏义府钞”二十卷，慧晖作“俱舍论颂疏义钞”六卷，道麟作“俱舍论颂疏记”二十九卷，俱释圆晖疏。后唐法盈(即虚受)作“俱舍论颂疏序记”一卷，解圆晖疏的自序和贾曾序。当时圆晖疏于两河间二京道江表燕齐楚蜀盛行，所以后来关于这部著作的论释有好多种。

　　在奘门弟子中，神泰与法宝都以《俱舍论》名世。《宋高僧传》卷四有传，但很简要。

　　法宝的生卒年不详[④]，赞宁在《宋高僧传》卷四中说：“释法宝，亦三藏奘师学法之神足也。性灵敏利，最所先焉。”但未记载法宝进入玄奘译场的时间。尤其是，《宋高僧传》中记载了法宝就《大毗婆沙论》的法义对玄奘的问难，但此论翻译的署名中有二十位助译僧，其中并无法宝。也没有文献记载他参与过其它经典的翻译。这些都说明，法宝并不是朝廷任命的助译僧。如此则说明，法宝或者是译场的旁听者，或者是玄奘新收的徒弟。赞宁说，释法宝“亦三藏奘师学法之神足”，可见，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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