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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種佛性與真實勝乘——攝論師的佛性、一乘思想

  叁種佛性與真實勝乘——攝論師的佛性、一乘思想

  聖凱

  內容提要:攝論師繼承真谛以真如诠釋佛性的傳統,而且將第一義空、自性清淨心、阿摩羅識、解性等都納入佛性的思想體系。而且攝論師逐漸背離了瑜伽行派的立場,而與“真常唯心”系合流,強調以佛性爲中心,以“佛性”诠釋“十勝相”,完全是以如來藏緣起來解讀《攝論》,這是攝論學派中國化的核心體現。同時,攝論師將真如、理等同起來,以诠釋“本有”佛性的普遍性、內在性,依此而批評新譯唯識的“無性”與“少分”;依叁種佛性說“亦本亦始”,並依此而批評新譯唯識“理性平等,行性差別”。攝論師依佛性解釋“究竟一乘”,完全是真常唯心的思想。

  真谛在不違背瑜伽行派基本立場的前提下,提出“一性皆成”與“究竟一乘”,從而建構了攝論學派的佛性思想。真谛之後的攝論師,由于受到北方佛教的《十地經論》、《涅槃經》的影響,更加努力去重建與弘揚本學派的佛性思想。而且,逐漸偏離了瑜伽行派的立場,而融入當時中國佛教界的“主流”真常唯心思想。另一方面,唐初攝論師接觸新譯唯識的“五性各別”,便對其進行批判,高舉“一性皆成”的旗幟,于是便出現唐初佛性論爭的局面,其代表人物有靈潤等。[1]

  但是,研究攝論師的佛性思想,現存文獻資料極其有限,日僧最澄《法華秀句》卷中,曾記載靈潤“造《一卷章》,辨新翻《瑜伽》等與舊經論相違”[2],這是比較集中的文獻。敦煌遺書中的《攝論》章疏有關佛性部分,都沒有保存下來。另外,便是隋唐論著中的零星記載。所以,我們必須綜合這些零碎的資料,而對攝論師的佛性思想進行整體性的诠釋。

  一、叁種佛性與正因佛性

  真谛以真如诠釋“佛性”,建立應得因、加行因、圓滿因叁因佛性,應得因本身又具有叁種佛性——住自性性、引出性、至得性。攝論師在真谛的叁種佛性的基礎上,又作出新的诠釋。尤其是對佛性本質的探討,即“正因佛性”成爲南北朝佛性論的主題,本有與始有的爭論[3],攝論師更是依本學派的立場而建構其學說。

  1、第一義空、阿摩羅識與正因佛性

  綜合南北朝時代的佛性說,吉藏《大乘玄論》卷叁列出正因佛性十一家,第七師“以阿梨耶識自性清淨心,爲正因佛性也”,第十一家是“以第一義空爲正因佛性者,此是北地摩诃衍師所用”[4];前者是以心識爲正因佛性,後者則是以“理”爲正因佛性,即在境上成立佛性。《大乘四論玄義》卷七則說正因佛性有本叁家、末十家之別:

  地論師雲:第八無沒識爲正因體,第十、攝論師雲:第九無垢識爲因體。故彼兩師雲:從凡至佛,同第九以自性清淨心爲正因佛性體。[5]

  元曉《涅槃宗要》列出以真谛的佛性說爲第六師,說:“阿摩羅識真如解性爲佛性體,如經言: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爲智慧。《寶性論》雲:及彼真如性者,如《六根聚經》說,六根如是從無始來畢竟究竟諸法體故。”[6]

  呂澂認爲,《大乘玄論》第七師是後來的地論師和更後一些的攝論師所提出的,第十一師是北方涅槃師的共同看法。[7]結合吉藏、均正、元曉的記載,我們看出,《大乘玄論》第十一師則是攝論師的佛性說。這樣,攝論師的正因佛性可以歸納爲叁種:一、自性清淨心,二、第一義空、真如,叁、第九無垢識、阿摩羅識、解性。[8]攝論師正是繼承了真谛的佛性思想,以阿摩羅識爲中心,這是綜合了真谛的整個思想體系,而建構攝論學派的佛性說。

  真谛在《佛性論》以二空所顯真如爲佛性,因此第一義空、真如爲佛性,這是會通了《涅槃經》的說法。而真谛依真如無差別而說“阿摩羅識自性清淨心”,約境智無差別而說無垢識、阿摩羅識、解性。因此,攝論學派的佛性思想具有“過程存在論”的特點,強調一種動態的過程存在;而且是依“解脫诠釋學”“修”的立場,而诠釋佛性的普遍性、必然性、實現性。但是,攝論師各依不同角度,于是便有種種的佛性說。

  以第一義空、真如爲佛性,這是屬于以“理”爲正因佛性,由客境建立佛性義。真谛以“二空所現真如”爲應得因佛性,攝論師則依此而分開诠釋。《中邊分別論》說:“如道理依第一義相觀此法空,是名第一義空。爲得此菩薩修行空,是此法空爲何修行?爲至得二善:一、有爲善,二、無爲善,此空是名有爲無爲空。”[9]諸法性空是諸法存在的本然狀態,不增不減,所以是“第一義空”。而且,在實踐論與解脫論上,修習此法空,則能夠得到二種善:一、有爲善,二、無爲善。攝論師是將“第一義空”作爲超越相對的絕對真理,即是“非安立谛”,敦煌本《攝大乘論疏》卷七(S.2747)說:

  本爲對俗識立真如,俗既空無所對,真亦絕待第一義空。如見四微亦無所有唯空,即是真實性成無性性,即非安立谛,無于二谛、叁性等也。[10]

  建立真如本爲遣除世俗虛妄心識,既然世俗谛無所有,真谛則無所立,于是真如即是“第一義空”,真實性變成“無性性”。所以,“第一義空”是超越于一切語言與思惟活動之外的無分別境界,因此是“無性性”、“非安立谛”,而且超越于二谛、叁性等建構性的真理。

  所以,以真如、第一義空爲正因佛性,其涵義是相同的。真如是一種建構式的真理表達(安立谛),第一義空則是解構式的真理表達(非安立谛);從“真如”之超越性不落入經驗範疇,此即是“第一義空”;因爲在經驗界之外,超越界唯一無二的。攝論師正是立足于超越界的解構式真理,而诠釋佛性。慧恺《大乘唯識論序》說:

  如法空者,所謂佛性清淨之體,古今一定。故經雲:佛性者,名爲第一義空。所言空者,體無萬相故;言其空無萬相者,無有世間色等有爲法,故無萬相。非是同于無性法,以其真如法體。是故經雲:去八解脫者,名不空空,是故不同無法空也。若如是觀,是名解真如法空。[11]

  “第一義空”依存在論,則是解構式的真理表達;而第一義空爲佛性,則是解脫論意義上的建構式的表達。二者是不同的诠釋角度。真如、第一義空爲佛性,則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超越時空之限製,所以是“古今一定”。但是,佛性畢竟成佛根據,必須具有“可能性”,所以是“無性之性”、“不空空”。

  以真如爲佛性,這是真谛原有的思想體系。攝論師受到《涅槃經》的影響,則亦將“第一義空”立爲佛性。同時,攝論師亦將阿摩羅識作爲佛性,這是以“心”爲佛性。《大乘四論玄義》引用攝論師說:

  彼宗八識、七識,即有真如性故。翻《攝論》等昆侖叁藏法師明言,真如性于八識煩惱中有,而不爲煩惱所染,亦非智慧所淨。自性清淨故,非淨非不淨。體既無染,不須智慧所淨,故名非淨;非非淨者,斷除虛妄,體方顯現,故曰非非淨,即是自性清淨心也。彼論叁種佛性中,自性住佛,如從凡夫,乃至金心,所有淨識,未離煩惱,于煩惱中住。若爾,豈非惑識中有真如性也。[12]

  真谛以“真如無差別”诠釋阿摩羅識自性清淨心,而攝論師則引用《中邊分別論》的偈頌加以解釋[13],這是對瑜伽行派“心性本淨”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從存在論來說,“自性清淨”與“空性”相應,這是一種無變異性、普遍性、永恒性的法界清淨,所以是“非淨非不淨”。但是,依解脫論,則必須知見染淨差別而顯現清淨性。而且,攝論師依“真如”的普遍性,繼承《佛性論》如來藏叁義的“隱覆藏”說,將阿摩羅識、自性清淨心與“自性住佛性”結合起來,從而建構了自己的佛性思想。

  所以,攝論師繼承真谛以真如诠釋佛性的傳統,而且將第一義空、自性清淨心、阿摩羅識、解性等都納入佛性的思想體系。但是,攝論師依超越立場诠釋佛性,而很少涉及到無漏種子等問題,這樣便很自然地對阿摩羅識、解性進行“本覺式”的解讀,從而導致攝論學派思想的發展。

  2、叁種佛性與十勝相

  我們一直強調真谛的思想是一種“中間路線”,其根本立場在于瑜伽行派,最明顯的體現是以叁性爲中心,這是其思想體系的根本。[14]真谛亦是依叁性思想對大乘佛教進行其富有特色的诠釋,但是後來的攝論師逐漸背離了其立場,而與“真常唯心”系合流,強調以佛性爲中心,這是攝論學派中國化的核心體現。

  《攝論》一向以叁性爲根本,從而建立“十勝相”,以顯示大乘的優越性。如真谛譯《攝論釋》說:

  由唯識道得入叁性願樂位;六波羅蜜雖是世法,能引出世法,能生唯識道故,說是入叁性因;菩薩已入地,出世清淨六波羅蜜,即是入叁性果。[15]

  這是依叁性對“十勝相”進行分類,依止勝相、勝相、入勝相是“唯識道”,這是證入叁性的“願樂位”;入因果勝相是世間六波羅蜜,這是“入叁性因”;“入因果修差別勝相”是出世間六度,這是“入叁性果”;最後的五種勝相,即是入叁性因果差別。

  但是,敦煌本《攝大乘論抄》則依“二谛”與“佛性”概括《攝論》的中心,這與無著、世親及真谛的原意都有很大的差別。《攝大乘論抄》說:

  言二谛者,若論世谛,即以唯識爲所诠宗旨;若說真谛,即以二無我真如爲所诠宗旨。故下釋雲:一切法以識爲相,以真如爲體故。又雲:知塵無所有是通達真,知唯有識是通達俗也。[16]

  攝論師繼承了真谛的唯識思想,主張識具有自我否定性,于是識似現爲境,即是境無識有,這是“世俗谛”;另一方面,識與境是所緣、能緣平等,其自體是空、無性,因此識融沒于真如、空(真實性)中,這就是“真谛”。

  攝論師的最大特色在于以“佛性”诠釋“十勝相”,這完全是以如來藏緣起來解讀《攝論》。《攝大乘論抄》以第一、第二勝相爲“自性住佛性”;中間的六種勝相是“引出佛性”,通過修行唯識觀等,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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