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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佛性与真实胜乘——摄论师的佛性、一乘思想

  三种佛性与真实胜乘——摄论师的佛性、一乘思想

  圣凯

  内容提要:摄论师继承真谛以真如诠释佛性的传统,而且将第一义空、自性清净心、阿摩罗识、解性等都纳入佛性的思想体系。而且摄论师逐渐背离了瑜伽行派的立场,而与“真常唯心”系合流,强调以佛性为中心,以“佛性”诠释“十胜相”,完全是以如来藏缘起来解读《摄论》,这是摄论学派中国化的核心体现。同时,摄论师将真如、理等同起来,以诠释“本有”佛性的普遍性、内在性,依此而批评新译唯识的“无性”与“少分”;依三种佛性说“亦本亦始”,并依此而批评新译唯识“理性平等,行性差别”。摄论师依佛性解释“究竟一乘”,完全是真常唯心的思想。

  真谛在不违背瑜伽行派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提出“一性皆成”与“究竟一乘”,从而建构了摄论学派的佛性思想。真谛之后的摄论师,由于受到北方佛教的《十地经论》、《涅槃经》的影响,更加努力去重建与弘扬本学派的佛性思想。而且,逐渐偏离了瑜伽行派的立场,而融入当时中国佛教界的“主流”真常唯心思想。另一方面,唐初摄论师接触新译唯识的“五性各别”,便对其进行批判,高举“一性皆成”的旗帜,于是便出现唐初佛性论争的局面,其代表人物有灵润等。[1]

  但是,研究摄论师的佛性思想,现存文献资料极其有限,日僧最澄《法华秀句》卷中,曾记载灵润“造《一卷章》,辨新翻《瑜伽》等与旧经论相违”[2],这是比较集中的文献。敦煌遗书中的《摄论》章疏有关佛性部分,都没有保存下来。另外,便是隋唐论著中的零星记载。所以,我们必须综合这些零碎的资料,而对摄论师的佛性思想进行整体性的诠释。

  一、三种佛性与正因佛性

  真谛以真如诠释“佛性”,建立应得因、加行因、圆满因三因佛性,应得因本身又具有三种佛性——住自性性、引出性、至得性。摄论师在真谛的三种佛性的基础上,又作出新的诠释。尤其是对佛性本质的探讨,即“正因佛性”成为南北朝佛性论的主题,本有与始有的争论[3],摄论师更是依本学派的立场而建构其学说。

  1、第一义空、阿摩罗识与正因佛性

  综合南北朝时代的佛性说,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列出正因佛性十一家,第七师“以阿梨耶识自性清净心,为正因佛性也”,第十一家是“以第一义空为正因佛性者,此是北地摩诃衍师所用”[4];前者是以心识为正因佛性,后者则是以“理”为正因佛性,即在境上成立佛性。《大乘四论玄义》卷七则说正因佛性有本三家、末十家之别:

  地论师云:第八无没识为正因体,第十、摄论师云:第九无垢识为因体。故彼两师云:从凡至佛,同第九以自性清净心为正因佛性体。[5]

  元晓《涅槃宗要》列出以真谛的佛性说为第六师,说:“阿摩罗识真如解性为佛性体,如经言: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宝性论》云:及彼真如性者,如《六根聚经》说,六根如是从无始来毕竟究竟诸法体故。”[6]

  吕澂认为,《大乘玄论》第七师是后来的地论师和更后一些的摄论师所提出的,第十一师是北方涅槃师的共同看法。[7]结合吉藏、均正、元晓的记载,我们看出,《大乘玄论》第十一师则是摄论师的佛性说。这样,摄论师的正因佛性可以归纳为三种:一、自性清净心,二、第一义空、真如,三、第九无垢识、阿摩罗识、解性。[8]摄论师正是继承了真谛的佛性思想,以阿摩罗识为中心,这是综合了真谛的整个思想体系,而建构摄论学派的佛性说。

  真谛在《佛性论》以二空所显真如为佛性,因此第一义空、真如为佛性,这是会通了《涅槃经》的说法。而真谛依真如无差别而说“阿摩罗识自性清净心”,约境智无差别而说无垢识、阿摩罗识、解性。因此,摄论学派的佛性思想具有“过程存在论”的特点,强调一种动态的过程存在;而且是依“解脱诠释学”“修”的立场,而诠释佛性的普遍性、必然性、实现性。但是,摄论师各依不同角度,于是便有种种的佛性说。

  以第一义空、真如为佛性,这是属于以“理”为正因佛性,由客境建立佛性义。真谛以“二空所现真如”为应得因佛性,摄论师则依此而分开诠释。《中边分别论》说:“如道理依第一义相观此法空,是名第一义空。为得此菩萨修行空,是此法空为何修行?为至得二善:一、有为善,二、无为善,此空是名有为无为空。”[9]诸法性空是诸法存在的本然状态,不增不减,所以是“第一义空”。而且,在实践论与解脱论上,修习此法空,则能够得到二种善:一、有为善,二、无为善。摄论师是将“第一义空”作为超越相对的绝对真理,即是“非安立谛”,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说:

  本为对俗识立真如,俗既空无所对,真亦绝待第一义空。如见四微亦无所有唯空,即是真实性成无性性,即非安立谛,无于二谛、三性等也。[10]

  建立真如本为遣除世俗虚妄心识,既然世俗谛无所有,真谛则无所立,于是真如即是“第一义空”,真实性变成“无性性”。所以,“第一义空”是超越于一切语言与思惟活动之外的无分别境界,因此是“无性性”、“非安立谛”,而且超越于二谛、三性等建构性的真理。

  所以,以真如、第一义空为正因佛性,其涵义是相同的。真如是一种建构式的真理表达(安立谛),第一义空则是解构式的真理表达(非安立谛);从“真如”之超越性不落入经验范畴,此即是“第一义空”;因为在经验界之外,超越界唯一无二的。摄论师正是立足于超越界的解构式真理,而诠释佛性。慧恺《大乘唯识论序》说:

  如法空者,所谓佛性清净之体,古今一定。故经云:佛性者,名为第一义空。所言空者,体无万相故;言其空无万相者,无有世间色等有为法,故无万相。非是同于无性法,以其真如法体。是故经云:去八解脱者,名不空空,是故不同无法空也。若如是观,是名解真如法空。[11]

  “第一义空”依存在论,则是解构式的真理表达;而第一义空为佛性,则是解脱论意义上的建构式的表达。二者是不同的诠释角度。真如、第一义空为佛性,则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超越时空之限制,所以是“古今一定”。但是,佛性毕竟成佛根据,必须具有“可能性”,所以是“无性之性”、“不空空”。

  以真如为佛性,这是真谛原有的思想体系。摄论师受到《涅槃经》的影响,则亦将“第一义空”立为佛性。同时,摄论师亦将阿摩罗识作为佛性,这是以“心”为佛性。《大乘四论玄义》引用摄论师说:

  彼宗八识、七识,即有真如性故。翻《摄论》等昆仑三藏法师明言,真如性于八识烦恼中有,而不为烦恼所染,亦非智慧所净。自性清净故,非净非不净。体既无染,不须智慧所净,故名非净;非非净者,断除虚妄,体方显现,故曰非非净,即是自性清净心也。彼论三种佛性中,自性住佛,如从凡夫,乃至金心,所有净识,未离烦恼,于烦恼中住。若尔,岂非惑识中有真如性也。[12]

  真谛以“真如无差别”诠释阿摩罗识自性清净心,而摄论师则引用《中边分别论》的偈颂加以解释[13],这是对瑜伽行派“心性本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存在论来说,“自性清净”与“空性”相应,这是一种无变异性、普遍性、永恒性的法界清净,所以是“非净非不净”。但是,依解脱论,则必须知见染净差别而显现清净性。而且,摄论师依“真如”的普遍性,继承《佛性论》如来藏三义的“隐覆藏”说,将阿摩罗识、自性清净心与“自性住佛性”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了自己的佛性思想。

  所以,摄论师继承真谛以真如诠释佛性的传统,而且将第一义空、自性清净心、阿摩罗识、解性等都纳入佛性的思想体系。但是,摄论师依超越立场诠释佛性,而很少涉及到无漏种子等问题,这样便很自然地对阿摩罗识、解性进行“本觉式”的解读,从而导致摄论学派思想的发展。

  2、三种佛性与十胜相

  我们一直强调真谛的思想是一种“中间路线”,其根本立场在于瑜伽行派,最明显的体现是以三性为中心,这是其思想体系的根本。[14]真谛亦是依三性思想对大乘佛教进行其富有特色的诠释,但是后来的摄论师逐渐背离了其立场,而与“真常唯心”系合流,强调以佛性为中心,这是摄论学派中国化的核心体现。

  《摄论》一向以三性为根本,从而建立“十胜相”,以显示大乘的优越性。如真谛译《摄论释》说:

  由唯识道得入三性愿乐位;六波罗蜜虽是世法,能引出世法,能生唯识道故,说是入三性因;菩萨已入地,出世清净六波罗蜜,即是入三性果。[15]

  这是依三性对“十胜相”进行分类,依止胜相、胜相、入胜相是“唯识道”,这是证入三性的“愿乐位”;入因果胜相是世间六波罗蜜,这是“入三性因”;“入因果修差别胜相”是出世间六度,这是“入三性果”;最后的五种胜相,即是入三性因果差别。

  但是,敦煌本《摄大乘论抄》则依“二谛”与“佛性”概括《摄论》的中心,这与无著、世亲及真谛的原意都有很大的差别。《摄大乘论抄》说:

  言二谛者,若论世谛,即以唯识为所诠宗旨;若说真谛,即以二无我真如为所诠宗旨。故下释云:一切法以识为相,以真如为体故。又云:知尘无所有是通达真,知唯有识是通达俗也。[16]

  摄论师继承了真谛的唯识思想,主张识具有自我否定性,于是识似现为境,即是境无识有,这是“世俗谛”;另一方面,识与境是所缘、能缘平等,其自体是空、无性,因此识融没于真如、空(真实性)中,这就是“真谛”。

  摄论师的最大特色在于以“佛性”诠释“十胜相”,这完全是以如来藏缘起来解读《摄论》。《摄大乘论抄》以第一、第二胜相为“自性住佛性”;中间的六种胜相是“引出佛性”,通过修行唯识观等,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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