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壇經》的基本構架與禅法思想
釋法緣
內容提要：本文擬就中國禅宗六祖慧能《壇經》的基本構架與禅法思想作一個概要性的闡述，以便于讀者更進一步地了解《壇經》，及慧能南宗的禅法特色。全文共分四大點加以概述：一、圍繞《壇經》的相關問題；二、《壇經》各品的主要內容及宗旨；叁、《壇經》的主要禅法思想；四、《壇經》的曆史地位和深遠影響。
關鍵詞：六祖慧能《壇經》南宗禅曆史地位
作者簡介：釋法緣，閩南佛學院講師，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客座研究員。
禅宗作爲中國漢傳佛教的八大宗之一，在中國佛教史乃至哲學史、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而記載六祖慧能說法和生平事迹的集錄——《六祖壇經》，則可說是禅宗的“宗經”。它是禅宗的基本理論陣地，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論基礎。離開了《壇經》就無從研究慧能的思想，也難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發展與演變。而且《壇經》是中國僧人汗牛充棟的佛教著述中唯一一部被奉爲“經”的經典性著作，這些都說明了《壇經》的特殊地位。20世紀以來，隨著敦煌本《壇經》和其他禅籍的發現，中外學者圍繞著《壇經》作了許多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本文即利用了許多學術界新的觀點，對《壇經》的相關問題以及基本構架、禅法思想作一個簡要的梳理、概括。
一、圍繞《壇經》的相關問題
慧能的禅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壇經》中，《壇經》爲《六祖壇經》的略稱，由于記載了慧能的語錄和事迹而成爲禅宗神聖的“宗經”，並曾在中日學術界引起了一陣激烈的爭論和研究熱潮。學術界所關注的問題是：《壇經》是怎樣形成的？《壇經》的作者究竟是誰？《壇經》在流傳的過程中版本變化如何？《壇經》與慧能思想的關系如何等問題，這些都是學術界爭論和研究的焦點所在。
(一)《壇經》的形成
中國禅宗肇始于衆所周知的“靈山微笑”，佛將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正法眼藏傳給迦葉尊者，尊者即爲印度禅宗的初祖。此後曆代祖師以心傳心，次第傳授，傳至第二十八代爲菩提達摩。達摩來中土傳禅，而爲中國禅宗之初祖，又依次傳二祖慧可、叁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此即所謂東土五祖。道信、弘忍之禅，時稱“東山法門”。此時，中國禅宗得到真正的創立。在五祖弘忍的門下出了兩大高足，即神秀與慧能。神秀(606—706)主要在長安、洛陽兩京爲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弘揚禅法，時稱北宗；而慧能則主要在南方地區弘法，時稱南宗，故有“南能北秀”之稱。其後慧能南宗的勢力不斷擴大，最終淹沒了弘忍門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內的其他各支，而成了中國禅宗的唯一正宗，且幾乎成爲了中國佛教的代名詞，以至于一說到禅宗，都是指慧能的南宗。可見慧能之南宗禅，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據了極爲重要的地位。慧能一生說法的言論，被其門人記錄下來，彙集整理而編成《壇經》一書。由于慧能的弟子視慧能如佛，慧能的法語，猶如佛語，慧能在法壇上說的法，因而被稱爲《六祖壇經》，簡稱《壇經》。要研究慧能的禅法思想，了解南宗禅《壇經》是必不可少的典籍依據和必須研究的課題。
(二)《壇經》的作者
中國學者，特別是以胡適爲代表的一派，曾經對《壇經》的作者提出質疑，認爲此經是由慧能的弟子神會或神會一系的人所作。這種觀點立刻掀起學術界的激烈辯論，戰火還從大陸蔓延到臺灣省和日本。1926-1927年，胡適分別從倫敦、巴黎和日本得到一批有關禅宗的史料。1930年，胡適一年中發表了《荷澤大師神會傳》〔1〕和《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2〕兩篇論文。這兩篇論文都有一個共同的結論：《壇經》的作者不是六祖慧能，而是他的弟子神會禅師！這個結論當然違背了傳統的說法，即《壇經》是慧能所說，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記錄整理而成。因此引起了中外學術界持續叁四十年的大論戰，很多學者都紛紛批判胡適這一大膽的觀點。如錢穆、楊鴻飛、印順法師等，有關批判胡適這一觀點的文章有一部分收集在張曼濤主編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之《六祖壇經研究論集》，和《中國佛教文史論集》二書中。〔3〕日本也有一些學者，如宇井伯壽、鈴木大拙、入矢義高、關口真大、柳田聖山等，他們對胡適這一觀點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總的來說，絕大多數學者仍然肯定或部分地肯定，《壇經》是由慧能口述，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記錄整理而成，這種觀點應該是比較客觀和正確的。
(叁)有關《壇經》的版本
綜觀現今存世的《壇經》本子，真可謂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缭亂。日本學者石井修道的“六祖壇經異本系統圖”，列出了《壇經》的十四種不同的版本。〔4〕宇井伯壽在他的《禅宗史研究》一書中則列出了《壇經》近二十種。〔5〕中國學者楊曾文教授在其介紹敦博本《壇經》的文章後面，表列的《壇經》本子更是多達近叁十種。〔6〕不過雖然現存《壇經》本子很多，但絕大部分都不過是一些不同的版本或校改傳抄本，內容上並無太大的差異。日本學者田中良紹曾認爲：“目前《壇經》的版本系統，依駒澤大學禅宗史研究會所刊行之《慧能研究》約可分爲五種：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承繼敦煌本系古本與契嵩本而再編的德異本、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編的宗寶本。”〔7〕杜繼文等則說：“現已發現的《壇經》分屬唐、宋、元叁個朝代編訂，可以四種類型爲代表：一、爲法海集本(即敦煌本和敦博本)；二、惠昕述本(簡稱“惠昕本”)；叁、契嵩改編本(已佚失，或即“德異本”)；四、宗寶校編本(簡稱“宗寶本”)，這四種版本，總體思想傾向是一致的。”〔8〕郭朋先生也曾指出：“真正獨立的《壇經》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這四種本子，其余的都不過是這四種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傳抄本而已。”〔9〕
現在也有很多學者如印順法師、楊曾文教授等認爲：在20世紀初所發現的敦煌本之前就有《壇經》流傳于世，一般將之稱爲“壇經祖本”。根據是《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載《南陽慧忠國師語》中的一段話：
吾此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叁五百衆。目視雲漢，雲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10〕
根據這段話，印順法師作了精辟的說明：“以現存《壇經》本來說，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壇經》原型，而有過補充、修改，這是古人所曾經明白說到的。”〔11〕不過這個《壇經祖本》或有的稱爲《壇經原本》，現已不存于世，無從查考，人們只是知道在曆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本子。下面依據依駒澤大學禅宗史研究會所刊行之《慧能研究》上所說的五種版本《壇經》，一一加以簡單的介紹。
1、敦煌本
現存最早的《壇經》本子即是20世紀初發現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約爲公元780年的寫本，其全稱爲《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後面注明是由“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因而也被稱爲“法海集本”。一般認爲它是“今日能夠見到的最早寫本，但不一定是最早的流行本”。〔12〕這個本子是由日本佛教學者矢吹慶輝在20世紀20年代，從倫敦大英博物館的敦煌卷子(S5475)中發現後影印公布，並經過校訂而收入了《大正藏》第48冊。後鈴木大拙和公田連太朗又參照日本興盛寺惠昕本對此作了校訂，並將其分爲57節，後被收入了《普慧大藏經》。
到目前爲止，已發現的《壇經》本子，同屬敦煌系的還有北京圖書館有字79號(新編號爲“北敦8958號”)、岡字48號寫本(膠卷編號爲“北8042”)、敦煌博物館藏077號寫本(簡稱敦博本)、還有曾藏于旅順博物館，現存于日本龍谷大學，不過只剩存首尾二頁照片，原件已佚失，這個版本被稱爲“關東廳博物館本”或“旅順博物館殘本”。另外，同屬于敦煌系的《壇經》還有一個“西夏文殘卷”，發現于20世紀20年代，此版本陸續被發現，共12個殘頁。
在以上諸敦煌系《壇經》本子當中，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博物館藏077號寫本，簡稱“敦博本”的本子。此本是1935年4月8號，任子宜先生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發現，後被收藏在敦煌市博物館，編號爲077號。此版本雖與敦煌本爲同一個底本的異抄本，同屬于敦煌系統的本子，但此版本字迹娟秀，是抄寫極爲工整、錯訛較少的寫本，且全本內容完整，更具研究價值。此寫本現已有不同的整理本出版，最有名的當推楊曾文教授整理編成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一書，此書的問世，受到學術界廣泛的注意，被認爲“意義重大”，因爲它“推翻了原有的敦煌本《壇經》是天下孤本的結論”，“敦博本的發現在于，糾正前人對慧能思想的認識，校出新的善本，使人重新考慮同種《壇經》流傳的範圍和流行時間，所以由此可以推論在唐宋之際此種《壇經》相當流行，是代表禅宗的正統思想”。〔13〕敦博本壇經的整理出版，爲研究《壇經》提供了好的、新的資料。
2、惠昕本
現存的另一個《壇經》本子是僧人惠昕改編于晚唐或宋初的本子，故一般稱爲惠昕本，共二卷十一門。胡適稱其爲“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14〕此本最早是在日本京都崛川興聖寺發現的，因此又稱“興聖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和金山天甯寺本等都是它的異抄本。
3、契嵩本
現存的第叁個《壇經》本子就是契嵩改編的本子，從宋吏部侍郎朗簡爲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子大約成書于宋仁宗至和叁年(1056)。但序中稱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叁卷”，而現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稱…
《《六祖壇經》的基本構架與禅法思想(釋法緣)》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