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坛经》的基本构架与禅法思想
释法缘
内容提要：本文拟就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坛经》的基本构架与禅法思想作一个概要性的阐述，以便于读者更进一步地了解《坛经》，及慧能南宗的禅法特色。全文共分四大点加以概述：一、围绕《坛经》的相关问题；二、《坛经》各品的主要内容及宗旨；三、《坛经》的主要禅法思想；四、《坛经》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关键词：六祖慧能《坛经》南宗禅历史地位
作者简介：释法缘，闽南佛学院讲师，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客座研究员。
禅宗作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八大宗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乃至哲学史、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而记载六祖慧能说法和生平事迹的集录——《六祖坛经》，则可说是禅宗的“宗经”。它是禅宗的基本理论阵地，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离开了《坛经》就无从研究慧能的思想，也难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而且《坛经》是中国僧人汗牛充栋的佛教著述中唯一一部被奉为“经”的经典性著作，这些都说明了《坛经》的特殊地位。20世纪以来，随着敦煌本《坛经》和其他禅籍的发现，中外学者围绕着《坛经》作了许多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即利用了许多学术界新的观点，对《坛经》的相关问题以及基本构架、禅法思想作一个简要的梳理、概括。
一、围绕《坛经》的相关问题
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中，《坛经》为《六祖坛经》的略称，由于记载了慧能的语录和事迹而成为禅宗神圣的“宗经”，并曾在中日学术界引起了一阵激烈的争论和研究热潮。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是：《坛经》是怎样形成的？《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坛经》在流传的过程中版本变化如何？《坛经》与慧能思想的关系如何等问题，这些都是学术界争论和研究的焦点所在。
(一)《坛经》的形成
中国禅宗肇始于众所周知的“灵山微笑”，佛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正法眼藏传给迦叶尊者，尊者即为印度禅宗的初祖。此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授，传至第二十八代为菩提达摩。达摩来中土传禅，而为中国禅宗之初祖，又依次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此即所谓东土五祖。道信、弘忍之禅，时称“东山法门”。此时，中国禅宗得到真正的创立。在五祖弘忍的门下出了两大高足，即神秀与慧能。神秀(606—706)主要在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弘扬禅法，时称北宗；而慧能则主要在南方地区弘法，时称南宗，故有“南能北秀”之称。其后慧能南宗的势力不断扩大，最终淹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其他各支，而成了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且几乎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以至于一说到禅宗，都是指慧能的南宗。可见慧能之南宗禅，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慧能一生说法的言论，被其门人记录下来，汇集整理而编成《坛经》一书。由于慧能的弟子视慧能如佛，慧能的法语，犹如佛语，慧能在法坛上说的法，因而被称为《六祖坛经》，简称《坛经》。要研究慧能的禅法思想，了解南宗禅《坛经》是必不可少的典籍依据和必须研究的课题。
(二)《坛经》的作者
中国学者，特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曾经对《坛经》的作者提出质疑，认为此经是由慧能的弟子神会或神会一系的人所作。这种观点立刻掀起学术界的激烈辩论，战火还从大陆蔓延到台湾省和日本。1926-1927年，胡适分别从伦敦、巴黎和日本得到一批有关禅宗的史料。1930年，胡适一年中发表了《荷泽大师神会传》〔1〕和《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2〕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坛经》的作者不是六祖慧能，而是他的弟子神会禅师！这个结论当然违背了传统的说法，即《坛经》是慧能所说，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记录整理而成。因此引起了中外学术界持续三四十年的大论战，很多学者都纷纷批判胡适这一大胆的观点。如钱穆、杨鸿飞、印顺法师等，有关批判胡适这一观点的文章有一部分收集在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和《中国佛教文史论集》二书中。〔3〕日本也有一些学者，如宇井伯寿、铃木大拙、入矢义高、关口真大、柳田圣山等，他们对胡适这一观点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学者仍然肯定或部分地肯定，《坛经》是由慧能口述，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记录整理而成，这种观点应该是比较客观和正确的。
(三)有关《坛经》的版本
综观现今存世的《坛经》本子，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本学者石井修道的“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列出了《坛经》的十四种不同的版本。〔4〕宇井伯寿在他的《禅宗史研究》一书中则列出了《坛经》近二十种。〔5〕中国学者杨曾文教授在其介绍敦博本《坛经》的文章后面，表列的《坛经》本子更是多达近三十种。〔6〕不过虽然现存《坛经》本子很多，但绝大部分都不过是一些不同的版本或校改传抄本，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日本学者田中良绍曾认为：“目前《坛经》的版本系统，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慧能研究》约可分为五种：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承继敦煌本系古本与契嵩本而再编的德异本、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7〕杜继文等则说：“现已发现的《坛经》分属唐、宋、元三个朝代编订，可以四种类型为代表：一、为法海集本(即敦煌本和敦博本)；二、惠昕述本(简称“惠昕本”)；三、契嵩改编本(已佚失，或即“德异本”)；四、宗宝校编本(简称“宗宝本”)，这四种版本，总体思想倾向是一致的。”〔8〕郭朋先生也曾指出：“真正独立的《坛经》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这四种本子，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9〕
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如印顺法师、杨曾文教授等认为：在20世纪初所发现的敦煌本之前就有《坛经》流传于世，一般将之称为“坛经祖本”。根据是《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载《南阳慧忠国师语》中的一段话：
吾此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10〕
根据这段话，印顺法师作了精辟的说明：“以现存《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修改，这是古人所曾经明白说到的。”〔11〕不过这个《坛经祖本》或有的称为《坛经原本》，现已不存于世，无从查考，人们只是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本子。下面依据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慧能研究》上所说的五种版本《坛经》，一一加以简单的介绍。
1、敦煌本
现存最早的《坛经》本子即是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约为公元780年的写本，其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后面注明是由“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因而也被称为“法海集本”。一般认为它是“今日能够见到的最早写本，但不一定是最早的流行本”。〔12〕这个本子是由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20世纪20年代，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卷子(S5475)中发现后影印公布，并经过校订而收入了《大正藏》第48册。后铃木大拙和公田连太朗又参照日本兴盛寺惠昕本对此作了校订，并将其分为57节，后被收入了《普慧大藏经》。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坛经》本子，同属敦煌系的还有北京图书馆有字79号(新编号为“北敦8958号”)、冈字48号写本(胶卷编号为“北8042”)、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写本(简称敦博本)、还有曾藏于旅顺博物馆，现存于日本龙谷大学，不过只剩存首尾二页照片，原件已佚失，这个版本被称为“关东厅博物馆本”或“旅顺博物馆残本”。另外，同属于敦煌系的《坛经》还有一个“西夏文残卷”，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此版本陆续被发现，共12个残页。
在以上诸敦煌系《坛经》本子当中，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写本，简称“敦博本”的本子。此本是1935年4月8号，任子宜先生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后被收藏在敦煌市博物馆，编号为077号。此版本虽与敦煌本为同一个底本的异抄本，同属于敦煌系统的本子，但此版本字迹娟秀，是抄写极为工整、错讹较少的写本，且全本内容完整，更具研究价值。此写本现已有不同的整理本出版，最有名的当推杨曾文教授整理编成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此书的问世，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注意，被认为“意义重大”，因为它“推翻了原有的敦煌本《坛经》是天下孤本的结论”，“敦博本的发现在于，纠正前人对慧能思想的认识，校出新的善本，使人重新考虑同种《坛经》流传的范围和流行时间，所以由此可以推论在唐宋之际此种《坛经》相当流行，是代表禅宗的正统思想”。〔13〕敦博本坛经的整理出版，为研究《坛经》提供了好的、新的资料。
2、惠昕本
现存的另一个《坛经》本子是僧人惠昕改编于晚唐或宋初的本子，故一般称为惠昕本，共二卷十一门。胡适称其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14〕此本最早是在日本京都崛川兴圣寺发现的，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和金山天宁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
3、契嵩本
现存的第三个《坛经》本子就是契嵩改编的本子，从宋吏部侍郎朗简为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子大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但序中称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现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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