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早期忏罪思想之形成與發展

釋大睿

提要

　　忏悔是佛教中重要的實踐行門。以中國佛教而言，在東漢譯經初期，即有關于忏悔思想之經典傳譯。此中忏罪思想，與中國儒家、道教等傳統文化中贖罪、悔過等思想結合，促成中國佛教忏罪思想之發展，進而形成借著儀式進行，以達成忏罪爲目的之忏悔儀軌。

在諸多大乘經典中所闡明之忏悔思想，幾乎是與禅觀、叁昧的修持結合，尤其攝入般若空慧之觀照，更是大乘忏悔思想之根本理則。故修忏悔法，不僅可達罪業清淨，更有證叁昧、發慧、得解脫等目標。而忏悔方法，亦與原始佛教僧團中，單純的忏悔羯摩不同，其中含有稱念佛名、誦經、禮拜、持咒等多樣化的行持方法。忏悔法，可謂在大乘佛教思想中有了極大的轉型。

中國佛教亦吸收大乘忏悔思想，創製忏悔儀軌，並舉行禮忏法會。從東漢時期即有于齋日行忏悔法之記載，到了南朝，王室更是盛行禮忏。此外，僧傳中亦有諸多僧人修忏的事迹。雖然，至今未發現有隋代以前之忏法儀軌，但從許多修忏史料的記載中，可發現王室舉行禮忏之目的，普遍爲求國境久安，或爲去病、求長壽等現世利益爲主。而僧伽中雖有少數將修忏與禅定結合行持，但卻未見具體應用大乘忏悔經典之理觀修持于忏法中。此現象直到隋

　　智者大師才有了開創性的發展。不過，從東漢至六朝時期所譯經典之忏悔思想，及此期流行之儀軌模式或忏悔方法，都爲往後發展的天臺忏法提供了充分的養料。

　關鍵詞：忏罪思想、忏法、無生忏法、證叁昧

一﹑前言

　　佛教初傳東土以來，漢民族對佛法的認識，除了受僧侶行爲及其弘化活動之影響外，具體接觸佛教思想乃在于佛典之漢譯。佛教自公元一世紀初，傳入中國。大約在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才開始有佛經的翻譯。關于忏罪思想的經典，則早在譯經初期即陸續傳譯。例如《阿阇世王經》(譯于147-186年間)、《舍利弗悔過經》(譯于148-170年間)，根據目前現存最古的經錄，僧佑撰之《出叁藏記集》記載：魏文帝時，支謙于吳主孫權黃武初年，至孫亮建興年間(221-237)，譯出的經典中，有《悔過經》一卷。並有一小段注文：「或雲序十方禮悔過文」。可見，有關忏罪思想經典的傳入，應算相當早。至于此思想如何爲中國人接受，進而發展成型，乃至影響後代佛教祖師大量製作忏儀，使得中國佛教，漸漸呈現經忏法會興隆等現象，是一值得留意之課題。因此，本文希望從佛教初傳時期，佛教思想與中國固有文化之交融現象切入，試圖發現佛、道二家在忏悔思想上有無關涉之處。次再從忏悔經典的移譯，了解東漢到六朝之中國佛教初傳時期，大乘忏悔經典，所蘊含之思想，繼而自王室禮忏情形，以及僧傳中，探究當時忏儀流行之狀況，藉此以助了解中國佛教，早期忏悔思想之形成與發展。

二﹑中國佛教忏悔思想興起之時代背景

　　(一)儒家的悔過思想

　　　　忏悔，不僅是佛教思想中的重要課題。在中國文化的思惟體系中，忏悔思想亦是一種自覺精神之提升。是經由道德實踐，轉化爲完美人格的要素。而此思想之演進，實有其發展之脈絡。首先，從中華民族古文獻的記載中，先民早有祭祀天地，乃至自然百神的宗教行爲。後來又有借著「巫」來上達人的祈願，下達神的旨意，更以占蔔來預測未來吉凶等。其目的，無非是希望禳除災疫，求福免禍。而這些原始的宗教信仰，影響到夏、商、周叁代，以及後來儒家、道教乃至民間風俗的發展。例如《尚書》中，便記載周公對子侄們的告誡。他認爲，王者應具有「明德修身、明德慎罰、敬德保民」等「以德配天」的宗教倫理。《倫語》則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孟子

　　離婁篇》也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到了漢代，充滿陰陽五行，災異圖谶的信仰。漢武帝時，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提倡「人天相應」的思想。其在〈郊語〉談到祭天之重要性，否則將招感凶害，即「天殃與上罰」。又說：「發而中節，修德以配天，則可謂參天矣。」也就是說，人之一切行爲皆須與天道相應。而所招是禍、福、吉、凶？則端賴是否能「修德以配天」了。另尚有一明顯例子，是《漢書

　　本紀》記載國家災異的诏書中，對于诏書之目的，有許多是爲了「國君自責」。借著國君之自責悔過，修善積德，則可感上天佑護，而降福禳災。

　　如上所舉，雖然先秦時期，到漢代儒學對「天」之定位，不盡相同，但啓發人之自覺或價值意識，進而恪修己德，以遠禍害的道理是共通的。此中所蘊涵者，即是對自我之要求，借著反省悔過，令德行圓滿，而感招天德。如此中國儒家精神之悔過思想，可謂是佛教忏悔思想爲中國文化所納受的重要基礎。

(二)道教的悔過思想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當時社會已具有根深蒂固的神仙方術信仰。佛教弘傳之初，其範圍亦只限于少數的王室貴族。信仰者乃將浮屠之教附庸于鬼神方術。及至東漢順帝(126-144)年間，張陵創立「五鬥米教」，靈帝建甯、熹平之際，張角創立太平道，此二者爲道教之初始道派。作爲一個以中國文化爲背景而形成的本土宗教，其親和力自然勝于外來的 「夷狄」之教，且道教吸收道家清靜無爲、抱樸守一，以及淵源久遠的神仙方術、谶緯思想等特質，則更易爲社會大衆接受而持續發展。立基于此固有文化傳統，及民間信仰背景之下的中國佛教，佛法弘揚亦不得不藉助其相關思想而比附之。因此，佛教東傳中土，必盡力在不違佛法本質之考量下，與早期中國思想融合，而推行佛法。因此欲了解中國佛教早期之忏罪思想，自不可忽略固存于中國本土之傳統思想，乃至與道教交涉之關聯性。

　　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禱。其中奉齋、忏悔、禮拜等，皆是常行的儀式。故悔過忏罪亦爲其重要思想。首先，從張道陵之事迹可知其以物贖罪悔過的思想。例如〈法運通塞志〉記載，東漢桓帝永壽二年(156)「玉晨大道君，授以天師印绶雌雄二紉正一盟威秘錄叁清衆經符圖，人有疾患官災隨事，輸米以贖罪，疏過悔謝。」另《魏書

　　釋老志》亦有：「張陵受道于鹄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叁元......頗類佛經。」等舉行齋祀禮拜儀式之史料。並言其法有類似佛經之處。又有革新道教的寇謙之，在北魏太武帝始光初年(424)，起天師道場于京城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製，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禮拜，月設廚會數千人。」由上可見，東漢時期，道教已有遇災難疾病，須以米糧贖罪悔謝之思想。並有禮拜儀式，進而以齋會、六時禮拜等儀禮行之。

　　如前述，道教是在中國蘊育成長之宗教，其思想在中國社會必然具有一定之影響力。例如《太平經》這部道教初期的經典，便明顯談到符咒之功能，認爲其可以療病、去邪求福。又說：應行齋戒、首過、祈禳、誦經等敬神活動。此外，當然亦重視方術、服氣、養生之道。此中之自首悔過，禳災求福，本是中國禮教中，人性自然的表現，但此心理亦成爲道教的中心理論。如湯用彤先生之看法：

　　又悔過自責，得除罪增壽，固早爲道教《太平經》之要義。漢末黃巾亦教人自首過失，人之功過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記錄，爲中國道教之一中心理論。

　　可見，悔過除罪在道教思想中是極重要的一環。此從明代所編的《道藏》中，有關滅罪經典及寶忏之儀軌衆多，幾乎分布于「叁洞叁十六部」之中，可得證明。此類齋儀忏法等科儀製度的著作，乃歸于「威儀類」中，此類書最多，大約有六百卷左右。但由于《道藏》之分類，體例雜亂，檢閱不易，又道經作者，幾乎不署姓名，更常聲稱出自神仙之作。因此，雖知六朝時代道經蜂出不斷，但對于這些衆多道教忏儀之年代與作者卻不得而知。

(叁)時代及王室背景

　　　　由上述儒家、道教之忏悔思想背景中，可知中國在秦、漢之際，已盛行祭祀儀禮，與鬼神崇拜。並有蔔筮、占星、神仙等宗教儀式。到了佛教傳入之初，與之同時的道教創立。此間，正逢東漢末年之政治腐敗局面。由于天災人禍，使得百姓饑馑、流離無依。繼之，黃巾流民暴動，人民更是深陷悲慘苦難。在此仿徨恐懼的現實煎熬中，衆生心靈自然需要一些能超離現實的慰藉。此等需求，恰巧爲佛教提供了一弘揚的時機。尤其佛法中，無常苦空、因果業報的道理，適時撫慰民心。因此，此期民衆之佛教信仰，乃不免依循民間及道教傳統，以消災免禍爲目的。尤其祈求現世苦難的免除，願藉忏過而求福的心理，可謂信仰佛教之重要目標。如此背景下形成之悔罪思想，在接觸佛教經典闡揚之忏悔義理時，自然能夠因應其要求，而親切地接受，因而促成中國佛教悔罪思想發展之契機。

又佛教自西域入境中原後，曆經近約叁世紀的時間，才在譯經漸備，各家學說法義爭鳴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真正地落實下來。但此時的中國，卻又曆經了東漢末年，外戚宦官交替專權、叁國軍閥割據、西晉八王之亂、南北朝長期分裂、五胡十六國之長期混戰等，殘酷血腥、流離失所的民族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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