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早期忏罪思想之形成与发展

释大睿

提要

　　忏悔是佛教中重要的实践行门。以中国佛教而言，在东汉译经初期，即有关于忏悔思想之经典传译。此中忏罪思想，与中国儒家、道教等传统文化中赎罪、悔过等思想结合，促成中国佛教忏罪思想之发展，进而形成借着仪式进行，以达成忏罪为目的之忏悔仪轨。

在诸多大乘经典中所阐明之忏悔思想，几乎是与禅观、三昧的修持结合，尤其摄入般若空慧之观照，更是大乘忏悔思想之根本理则。故修忏悔法，不仅可达罪业清净，更有证三昧、发慧、得解脱等目标。而忏悔方法，亦与原始佛教僧团中，单纯的忏悔羯摩不同，其中含有称念佛名、诵经、礼拜、持咒等多样化的行持方法。忏悔法，可谓在大乘佛教思想中有了极大的转型。

中国佛教亦吸收大乘忏悔思想，创制忏悔仪轨，并举行礼忏法会。从东汉时期即有于斋日行忏悔法之记载，到了南朝，王室更是盛行礼忏。此外，僧传中亦有诸多僧人修忏的事迹。虽然，至今未发现有隋代以前之忏法仪轨，但从许多修忏史料的记载中，可发现王室举行礼忏之目的，普遍为求国境久安，或为去病、求长寿等现世利益为主。而僧伽中虽有少数将修忏与禅定结合行持，但却未见具体应用大乘忏悔经典之理观修持于忏法中。此现象直到隋

　　智者大师才有了开创性的发展。不过，从东汉至六朝时期所译经典之忏悔思想，及此期流行之仪轨模式或忏悔方法，都为往后发展的天台忏法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关键词：忏罪思想、忏法、无生忏法、证三昧

一﹑前言

　　佛教初传东土以来，汉民族对佛法的认识，除了受僧侣行为及其弘化活动之影响外，具体接触佛教思想乃在于佛典之汉译。佛教自公元一世纪初，传入中国。大约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才开始有佛经的翻译。关于忏罪思想的经典，则早在译经初期即陆续传译。例如《阿阇世王经》(译于147-186年间)、《舍利弗悔过经》(译于148-170年间)，根据目前现存最古的经录，僧佑撰之《出三藏记集》记载：魏文帝时，支谦于吴主孙权黄武初年，至孙亮建兴年间(221-237)，译出的经典中，有《悔过经》一卷。并有一小段注文：「或云序十方礼悔过文」。可见，有关忏罪思想经典的传入，应算相当早。至于此思想如何为中国人接受，进而发展成型，乃至影响后代佛教祖师大量制作忏仪，使得中国佛教，渐渐呈现经忏法会兴隆等现象，是一值得留意之课题。因此，本文希望从佛教初传时期，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之交融现象切入，试图发现佛、道二家在忏悔思想上有无关涉之处。次再从忏悔经典的移译，了解东汉到六朝之中国佛教初传时期，大乘忏悔经典，所蕴含之思想，继而自王室礼忏情形，以及僧传中，探究当时忏仪流行之状况，藉此以助了解中国佛教，早期忏悔思想之形成与发展。

二﹑中国佛教忏悔思想兴起之时代背景

　　(一)儒家的悔过思想

　　　　忏悔，不仅是佛教思想中的重要课题。在中国文化的思惟体系中，忏悔思想亦是一种自觉精神之提升。是经由道德实践，转化为完美人格的要素。而此思想之演进，实有其发展之脉络。首先，从中华民族古文献的记载中，先民早有祭祀天地，乃至自然百神的宗教行为。后来又有借着「巫」来上达人的祈愿，下达神的旨意，更以占卜来预测未来吉凶等。其目的，无非是希望禳除灾疫，求福免祸。而这些原始的宗教信仰，影响到夏、商、周三代，以及后来儒家、道教乃至民间风俗的发展。例如《尚书》中，便记载周公对子侄们的告诫。他认为，王者应具有「明德修身、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等「以德配天」的宗教伦理。《伦语》则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

　　离娄篇》也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到了汉代，充满阴阳五行，灾异图谶的信仰。汉武帝时，董仲舒着《春秋繁露》，提倡「人天相应」的思想。其在〈郊语〉谈到祭天之重要性，否则将招感凶害，即「天殃与上罚」。又说：「发而中节，修德以配天，则可谓参天矣。」也就是说，人之一切行为皆须与天道相应。而所招是祸、福、吉、凶？则端赖是否能「修德以配天」了。另尚有一明显例子，是《汉书

　　本纪》记载国家灾异的诏书中，对于诏书之目的，有许多是为了「国君自责」。借着国君之自责悔过，修善积德，则可感上天佑护，而降福禳灾。

　　如上所举，虽然先秦时期，到汉代儒学对「天」之定位，不尽相同，但启发人之自觉或价值意识，进而恪修己德，以远祸害的道理是共通的。此中所蕴涵者，即是对自我之要求，借着反省悔过，令德行圆满，而感招天德。如此中国儒家精神之悔过思想，可谓是佛教忏悔思想为中国文化所纳受的重要基础。

(二)道教的悔过思想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当时社会已具有根深蒂固的神仙方术信仰。佛教弘传之初，其范围亦只限于少数的王室贵族。信仰者乃将浮屠之教附庸于鬼神方术。及至东汉顺帝(126-144)年间，张陵创立「五斗米教」，灵帝建宁、熹平之际，张角创立太平道，此二者为道教之初始道派。作为一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而形成的本土宗教，其亲和力自然胜于外来的 「夷狄」之教，且道教吸收道家清静无为、抱朴守一，以及渊源久远的神仙方术、谶纬思想等特质，则更易为社会大众接受而持续发展。立基于此固有文化传统，及民间信仰背景之下的中国佛教，佛法弘扬亦不得不藉助其相关思想而比附之。因此，佛教东传中土，必尽力在不违佛法本质之考量下，与早期中国思想融合，而推行佛法。因此欲了解中国佛教早期之忏罪思想，自不可忽略固存于中国本土之传统思想，乃至与道教交涉之关联性。

　　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祷。其中奉斋、忏悔、礼拜等，皆是常行的仪式。故悔过忏罪亦为其重要思想。首先，从张道陵之事迹可知其以物赎罪悔过的思想。例如〈法运通塞志〉记载，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玉晨大道君，授以天师印绶雌雄二纫正一盟威秘录三清众经符图，人有疾患官灾随事，输米以赎罪，疏过悔谢。」另《魏书

　　释老志》亦有：「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颇类佛经。」等举行斋祀礼拜仪式之史料。并言其法有类似佛经之处。又有革新道教的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始光初年(424)，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由上可见，东汉时期，道教已有遇灾难疾病，须以米粮赎罪悔谢之思想。并有礼拜仪式，进而以斋会、六时礼拜等仪礼行之。

　　如前述，道教是在中国蕴育成长之宗教，其思想在中国社会必然具有一定之影响力。例如《太平经》这部道教初期的经典，便明显谈到符咒之功能，认为其可以疗病、去邪求福。又说：应行斋戒、首过、祈禳、诵经等敬神活动。此外，当然亦重视方术、服气、养生之道。此中之自首悔过，禳灾求福，本是中国礼教中，人性自然的表现，但此心理亦成为道教的中心理论。如汤用彤先生之看法：

　　又悔过自责，得除罪增寿，固早为道教《太平经》之要义。汉末黄巾亦教人自首过失，人之功过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记录，为中国道教之一中心理论。

　　可见，悔过除罪在道教思想中是极重要的一环。此从明代所编的《道藏》中，有关灭罪经典及宝忏之仪轨众多，几乎分布于「三洞三十六部」之中，可得证明。此类斋仪忏法等科仪制度的著作，乃归于「威仪类」中，此类书最多，大约有六百卷左右。但由于《道藏》之分类，体例杂乱，检阅不易，又道经作者，几乎不署姓名，更常声称出自神仙之作。因此，虽知六朝时代道经蜂出不断，但对于这些众多道教忏仪之年代与作者却不得而知。

(三)时代及王室背景

　　　　由上述儒家、道教之忏悔思想背景中，可知中国在秦、汉之际，已盛行祭祀仪礼，与鬼神崇拜。并有卜筮、占星、神仙等宗教仪式。到了佛教传入之初，与之同时的道教创立。此间，正逢东汉末年之政治腐败局面。由于天灾人祸，使得百姓饥馑、流离无依。继之，黄巾流民暴动，人民更是深陷悲惨苦难。在此仿徨恐惧的现实煎熬中，众生心灵自然需要一些能超离现实的慰藉。此等需求，恰巧为佛教提供了一弘扬的时机。尤其佛法中，无常苦空、因果业报的道理，适时抚慰民心。因此，此期民众之佛教信仰，乃不免依循民间及道教传统，以消灾免祸为目的。尤其祈求现世苦难的免除，愿藉忏过而求福的心理，可谓信仰佛教之重要目标。如此背景下形成之悔罪思想，在接触佛教经典阐扬之忏悔义理时，自然能够因应其要求，而亲切地接受，因而促成中国佛教悔罪思想发展之契机。

又佛教自西域入境中原后，历经近约三世纪的时间，才在译经渐备，各家学说法义争鸣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真正地落实下来。但此时的中国，却又历经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三国军阀割据、西晋八王之乱、南北朝长期分裂、五胡十六国之长期混战等，残酷血腥、流离失所的民族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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