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慧能南禅在嶺南傳播及影響
達亮
慧能是中國佛教史上具有世界影響的人物，是嶺南文化的驕傲。惠能創立禅宗南宗，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裏程碑。介紹慧能的生平、《壇經》版本及其禅學的思想，就有必要了解嶺佛教是如何傳播的及其對嶺南的影響。
嶺南佛教的傳播
佛教的名稱是東漢嶺南廣信人車子所取，他將佛教所尊奉的“浮屠”轉化爲“佛”，而“佛”字之義是指看不清楚的人，即山越人的祖先神。東漢的牟子，在廣信完成了《牟子理惑論0，在中國的佛教史寫下新的一頁。
在宗教方面對嶺南文化影響最大的，首推佛教。東漢時期，印度佛教主要通過兩條路線傳入我國。一條是陸路，經由中亞細亞、新疆，然後深入內地。另一條是海路，經由斯裏蘭卡、爪哇、馬宋半島、越南到達廣州。佛教雖然被認爲最早是于漢代通過西域由陸路傳入中國的，但交(趾)廣(州)海路仍是佛教入傳中國最早的途徑之一(一些學者甚至認爲佛教由交廣海路傳入中國較從西域陸路傳入中國的時間更早。見《學術研究》1990年第5期曹旅甯文)，且影響更大。嶺南具體何時始有佛教，已很難查考。但東漢末年避亂交州的牟子，其所著之書中多有關于佛教僧侶的記載：“今沙門剃頭發，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于世。”“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等等。可見，至少在東漢時，交州佛教已頗爲興盛。就連《牟子理惑論》本身，也充滿著佛教思想。換句話說，在東漢之前，嶺南佛教就已頗盛行了。當時，佛教發源地天竺，“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有些人還因此居留在當地。如東漢末出自嶺南交州的高僧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母商賈移居交趾”。佛教的東傳中國及中國僧人的西行求法，主要是取海路而行，嶺南交廣地區便成了海外佛教東傳中國、中國僧人西行求法的重要橋梁。
叁國時期，嶺南爲東吳管轄，公元二世紀六十年代，東吳末期孫皓執政。最早跨海從印度到達廣州的佛教僧人是叁國時代的印度僧人真喜沙門(強梁婁至)來到廣州，翻譯了《十二遊經》一卷。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來到廣州譯經傳教的印度僧人。西晉武帝時，又有梵僧迦摩羅從西天竺到廣州，在廣州城內修建了嶺南曆史上最早的兩所寺院，即叁歸寺和王仁寺。東晉安帝時，古罽賓國(今克什米爾)85歲高僧法明(昙摩耶舍)，在廣州白沙寺講法，有門徒85人而且還有女尼。從兩晉到南朝，不斷有印度或西域僧人來廣州譯經、傳道、建寺，並留下了不少的神話傳說和名勝古迹。梁武帝中期，著名的少林禅師達摩即印度天竺國王子菩提達摩，也是最先從廣州轉入建康，再去嵩山少林寺的。達摩到廣州時，曾創建西來庵，廣州城內至今仍有“西來初地”地名。
從叁國至南朝梁，海外僧人由海路至嶺南傳教(其中一些後來北上建康等地)的。據《車子理惑論》所記，東漢末年嶺南的佛教已經相當興盛。六朝時期，就有不少來自外國的僧人進入嶺南後，又轉而北上建康等地傳教，其中見諸文字記載、較爲著名的就有昙摩耶舍、求那羅跋陀、達摩、真谛等；真谛及其弟子在嶺南的譯經和傳教活動，是六朝時期中國佛教史上一段極爲重要的曆史。除了真谛及其弟子，嶺南地區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還湧現不少著名僧人。至唐代又有南天竺國密宗僧金剛智攜徒不空由海路經廣州北上洛陽傳播密宗。這些外國僧人多受到當朝統治者的禮遇，從而擴大了佛教的傳播和影響。外國僧人停留和行經的地方，如廣州、韶州、羅浮等，均成爲佛教弘化之地。
佛教的外傳，也與商人的活動密不可分。在嶺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人、商業與佛教傳播的緊密關系，可以說，六朝時期嶺南商人與佛教關系的緊密，非中原及江南可比，嶺南的商人是嶺南佛教發展的重要支柱，所以嶺南的佛教隨著商業貿易而傳入嶺南的。佛教的興起，就與商人有著密切關系。方立天先生指出：“從釋迦牟尼傳教活動得到的社會支持力量看，佛教代表的是刹帝利、大富豪商的利益”，“大富豪商如須達多，就是釋迦的最有力的施主。據佛典記載，釋迦牟尼剛成佛時從菩提樹下站起來，最先向他奉獻食品的是兩個商人。在釋迦招收的弟子中，起先是五比丘，其次就是商人耶舍，耶舍一次就帶來了60個人，皈依釋迦。”(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頁)
嶺南最早的佛教寺院，即廣州城內的叁歸、王二寺，就是晉武帝太康二年(281)東來的天竺僧迎摩羅創建的。與此同時，有不少中國僧人經由嶺南取道海路西行取經求佛法。
嶺南的廣州、始興郡(即後之韶州)，唐代成爲新禅宗的發祥地，這與六朝時期嶺南佛教信仰之普遍，有極深厚的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唐代，爲嶺南佛教的鼎盛時期，其突出的表現是惠能南派禅宗的創立及其廣泛的傳播。
六祖生平事略
慧能(638—713)，亦作惠能，林有能所著《中國禅宗六祖慧能研究表微》中對“慧”與“惠”二字的辯析論證，偏重于前者。(《學術研究》，2006年第11期)被尊稱爲禅宗六祖，禅宗南宗創始人。慧能，俗姓盧，唐代新州(今新興縣)夏盧村人。先世爲河北範陽(今涿縣)人，爲當地大族。唐高祖時，其父于武德年間谪官到嶺南新州(今新興縣東)，遂記爲新州人，成爲平民。據胡適、陳寅格等人考證，慧能是“嶺南獠獠人”，即當時中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猖獠是唐代統治階級對我國南方少數民族的汙蔑稱呼。慧能的母親可能是瑤族。他去弘忍那裏時，穿的可能是少數民族服裝)慧能生于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惠能卒于新州國恩寺。慧能死後，軀體不壞，由其門人方辯裹擰塗漆于其上，面貌俨然，一如生前，稱爲肉身像，韶、廣二州門人，迎惠能遺體至曹溪南華寺(即古代的寶林寺)供奉，至今還保存在廣東南華寺。
“釋慧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範陽。厥考諱行瑫，武德中流于新州百姓，終于貶所。……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慧能也，純淑迂懷，惠性間出。”(《宋高僧傳》卷八《慧能傳》)“誕師于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法海六祖法寶壇經略序》)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中國禅學思想史》第二編第十一章列舉出史籍中關于惠能生年的七種不同說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洪修行、孫亦平所著《慧能評傳》堅持《宋傳》及《法寶壇經略序》所說，認爲“唐貞觀十二年(638)二月八日子時生下了惠能”(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杜繼文、魏道儒所著《中國禅宗史》則通過多方考證，認爲“難以澄清慧能的生平”(江蘇古籍出版社，133頁)。
慧能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父亡隨母移居南海，家境貧寒，和母親相依爲命，以賣柴爲生。他24歲時，得人資助，北上參學。一日，慧能在集市賣柴後，偶然聽到有人誦讀《金剛經》，當下便開悟，于是向黃梅五祖印可。“(能)既長，年二十有四，聞經悟道，往黃梅求印可”。(法海《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唐高宗龍朔元年(661)，他到湖北蕲州黃梅縣馮茂山，以行者身份從學于五祖弘忍。鹹亨叁年(672)，慧能到送黃梅東山寺，弘忍見他氣貌不揚，便問：“你從何處來
來作什麼
”慧能答：“嶺南來，唯求作佛”。弘忍說：“嶺南人無佛性”。慧能說：“人與南北，佛性無南北”。弘忍聽到他這樣的話，知其爲根器。便又問他能作什麼
慧能說：“願竭力抱石春米，以供衆用”。如是弘忍就安排他到礁房勞動。慧能並不識字，開始只做些擔水、舂米等粗活。五祖弘忍欲傳衣缽，讓衆僧各作一偈看是否領悟般若大意。據《壇經》(此據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所記，禅宗五祖弘忍忽一日令其門人“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後上座神秀先呈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敦煌本壇經》)此偈深得衆僧稱贊。弘忍大師謂此偈“見即未到，只到門前，尚未得入……若覓無上菩提，即未可得”，認爲其未“見自本性”。慧能時尚在碓房，聞知此事，亦“知未見性”，遂自作一偈，謂：“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敦煌本壇經》)此即慧能的“得法偈”。五祖弘忍認爲此偈“善知識大意”，悟得空觀真谛，即于當夜叁更給慧能講授《金剛經》，並把法衣傳與慧能。爲防止其他僧人加害，遂令其速去。據說弘忍還親自送慧能到九江渡口，並囑咐確定南方之後，暫時隱居，待機行化。慧能遵師命回到嶺南，隱居于四會、懷集之間多年。
慧能出家受戒則是“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止于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于勞侶”(王維能能禅師碑銘》)，仍然靠體力勞動爲生。“異域”指嶺南，“編人”指有戶籍的平民。十六年後在廣州印宗法師處。慧能在嶺南藏身十六載，才開始公開傳法。惠能南歸廣東，後至南海(今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于儀鳳元年(676)正月初八到廣州法性寺，正值印宗法師講授《涅槃經》。據《瘗發塔記》載，當印宗法師在該寺講《涅巢經》之際，“時有風吹幡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印宗聞之竦然，認爲慧能一定不是常人，遂與他談論佛法，印宗問道：“川黃梅法衣南宋，奠非是行者嗎
”慧能即出示弘忍大師所傳衣缽，乃集寺內僧衆，即于正月十五日爲他舉行落發儀式，二月初八並請智光爲他受具足戒，因而有瘗發塔的遺迹。至此，慧能才正式成爲僧人。《佛祖統紀》卷叁九：“(儀鳳元年)行者盧慧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禅師，爲其落發，請智光律帥于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明年歸韶州曹溪寶林寺。”不久，慧能即在法性寺菩提樹—蔔開演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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