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大藏经价值
一、序言
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佛教逐渐开始复兴的大背景下，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曾经有过一个较大的发展时期。从早期杨文会创设金陵刻经处，到《频伽藏》编辑出版、再到支那内学院《藏要》编辑出版，中国佛教大藏经的研究日益活跃。1930年陕西开元寺、卧龙寺《碛砂藏》被重新发现，1934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古已失传的《金藏》，新发现的古代版本大藏经，促使佛教大藏经研究达到新的高潮。当时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比如叶公绰、欧阳竟无、吕澄、周叔迦、蒋唯心等，撰写了一批品质非常高的佛教大藏经研究论著，奠定了大藏经研究的学术基础，也奠定了这些学者在中国佛教大藏经学术研究史上的地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版)》为标志，当代大藏经的调查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学者系统地参与调查了国内收藏大藏经的状况，并撰写了一批品质较高的论文。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随着各地图书馆、博物馆、考古单位以及寺院等收藏单位对佛教古籍的系统清理，到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古籍拍卖市场的开放，大批私人收藏品得以露头，海外藏品陆续流入，发现了一批过去鲜为学界所知的大藏经，极大地丰富了佛教大藏经的品种和数量；过去已经发现的大藏经，由于更丰富更全面的资料的发现，弥补了不少传统史料的缺失；由于新大藏的发现，纠正了一些过去错误的认识，极大地促进了大藏经及相关领域学术的研究，也为佛教大藏经研究向更深入发展提出了新课题。
本文仅就近三十年来新发现的佛教大藏经逐一介绍，并对其学术价值略作说明。
二、近三十年新发现的大藏经
1、开宝藏
根据海内外各公私收藏单位已经公布的资料和笔者经眼考察，目前已经确认的《开宝藏》为十一件，即：
(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阿惟越致遮经》卷上("草"字)；
(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杂阿含经》(残叶缀合)
附《佛说圣法印经》；
(3)、山西省博物馆收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秋"字)；
(4)、高平市文博馆《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大"字)；
(5)、高平市文博馆藏《妙法莲华经》卷第七(无千字文号)；
(6)、中国佛教协会藏图博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一("李"字)；
(7)、上海图书馆藏《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有"字)；
(8)、日本京都南禅寺藏《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令"字)；
(9)、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十诵尼律》卷第四十六("存"字)；
(10)、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藏《御制秘藏诠》卷第十三(无千字文号)；
(11)、中国国家图书馆2007年底收购《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一
另外，根据传统著录，尚有原叶恭绰藏《中论》卷第二残叶("宝"字)一件，现暂不知下落。
传说日本兴圣寺收藏品中有开宝藏原件，经过调查，证实为日本古抄本。日本不少古抄本保留有《开宝藏》刊记，说明这些抄本底本来源于《开宝藏》或是《开宝藏》的再传抄本。传说广西自治区博物馆收藏有《开宝藏·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已经得到证实，此为日本近代仿制印刷品。
2005年，日本书道博物馆公布了该馆全部中村不折的收藏品，包括开宝藏本《十诵律》，通卷彩色影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1]。
2007年10月，山西民间收藏者转让一卷开宝藏本《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一，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斥资收购。本件为黄皮纸，卷首略残，起"第八张"，至"第三十三张"尾题结束，总二十五版。每版纸幅较国家图书馆收藏之《阿惟越致遮经》略窄，上下边约各窄1厘米左右。本件为标准《开宝藏》版式，每版23行，行14字，无上下边栏及界栏，版端小字刊经名卷次、千字文号、纸(版)序号。惜开宝题记残，仅乘"岁奉"两字残笔，为开宝藏卷尾题记"大宋开宝某年某某岁奉敕雕造"残留痕迹。卷尾背墨书："……三月十四日，此经田(填)入金刚肚皮里。功德主净因怕□五色肠胃滞等着经执当以祈福祓。"
本件除卷有首部分残损以外，其余部分数品上佳，纸质均匀，纸张较为坚韧，纸面似乎经过砑光等工序的特殊处理，纸张未见老化现象。本件经文字体端正而清晰，每字皆着墨均匀，字字分明，绝无洇化现象，确有"墨如点漆"之效果，当为早期印本，较已知上述各件，印刷的时间距雕板时间更近。
本件在佛教文献学上，亦有重要价值。开宝藏本《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一早佚，惟宝积寺本及高丽藏本尚存，以此两本复校新发现之开宝藏本，得到许多收获：
第一，再次证明《金藏》、《丽藏》确为《开宝藏》之覆刻本，三者之间许多经文的版刻风格非常相似，甚至很多地方难以区别。这种现象说明了《金藏》、《丽藏》覆刻《开宝》的基本方式，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金藏》中保留有《开宝藏》的题记。
第二，学术界过去有《开宝藏》严格遵守宋代避讳制度的说法。本件经文中之"竟"字，或有缺末笔的现象，但是并不严格，"敬"字不避。北宋以太祖祖父名敬，故避讳敬、镜、竟、境等字。但是，宋初对镜等字，尚不避讳，即便有时用缺笔，但亦未严格执行。
第三，以《金藏》、《丽藏》与《开宝藏》本经文对照，罕有可供校勘之处，如：《金藏》本"弥勒复有九法离诸恶道……一者远离……"，《开宝》本作"弥勒复有九法离诸恶道……一者速离……"。最重要的差别在"弥勒颂"中，《开宝》本"众生虽垢重，诸佛不厌舍。愿以大慈悲，□□□□□(小字注：诸藏皆少一句)。"这缺少的一句，《金藏》、《丽藏》都补为"度脱生死海"，日本古本《圣语藏》作"哀湣常摄护"。查敦煌遗书，未见《大宝积经》本卷。中国国家图书馆BD06634号为残卷，前后4纸，抄写两段经文，前段抄《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13行，卷面有墨书大大的"兑"字，表示未抄写完毕即作废。后段卷端题"大宝积经第九十卷云礼三十五佛法……"，乃依据《大宝积经》卷九十礼三十五佛仪轨编纂而成的为敦煌当地僧人作某种法事使用的仪轨，故拟名《礼三十五佛文》[2]。《礼三十五佛文》又分两个部分，前42行为依据卷九十制定的"礼三十五佛法"，后32行为卷一百十一弥勒所颂之"归命礼"。这段"归命礼"正可以作为《开宝藏》本的校勘本，校勘结果是，敦煌遗书本也缺本卷所缺一句。由此可见，早在九至十世纪的唐末，社会上流传的本子，就已经缺少"度脱生死海"一句。至北宋初年，在四川开雕《开宝藏》的时候，本经所缺一句，竟然在四川寻觅不到校勘本，无本可补。到《金藏》、《丽藏》编辑开雕的时候，两藏经过校勘，并补上"度脱生死海"一句。
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西北地方考古研究的发现，中国新疆等地，发现了属于古代高昌国时代的《开宝藏》残片，这方面的研究，近年以来，新成果不断。
(1)、2005年，旅顺博物馆同日本龙谷大学共同整理该博物馆收藏的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其中有上千枚刻本佛教经典残片需要鉴定，之后，召开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国际学术会议"，并以会议相同的名称，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从大量刻本残片中比定出一件开宝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博物馆编号为LM20_1487_03_03[3]。
(2)、2007年9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大藏经"研讨会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梶浦晋介绍了静嘉堂书库收藏的有关资料，他说："静嘉堂文库还藏有一件令人瞩目的资料，那就是题为《西域出现古经断片帖》贴交帖(将各种档裱在一起的册页)。这是将在吐鲁番一带所采集的典籍
文书断片粘贴在衬纸上的册页，有出自梁素文之手的题签。附有梁素文题签的册页收藏在书道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等处，所贴的资料大部分为写本。七帖之中，题为《晋宋以来印版藏经》《高昌出土刻经残纸》的两帖，是有许多刊经断片粘贴而成的。从版式字样来看，可以推定这些断简大部分是契丹藏或者契丹藏系统的经典，但其中也有开宝藏或者开宝藏系的经典。我们现在正在鉴定这些断片所属经典及其版种，并与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柏林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所藏的同类断片进行比较。"他们至少鉴定出一件属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九的残片。[4]
(3)、王丁在《初论<开宝藏>向西域的流传》的论文中，介绍了他比定的几件收藏在海外的《开宝藏》残片，其中包括俄藏Дх.12128R《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八十一、俄藏Дх.12087R《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八十一、柏林藏Ch/U7362v《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百七十八、日本四天王寺A45《苏悉地羯罗供养法》卷下，该卷的另一半在德国，编号柏林藏Ch/U7494r，柏林收藏的另一件编号为Ch/U6412＋Ch/U8098r，同样为《苏悉地羯罗供养法》卷下。这些收藏品，大多为不足10行的残片，几乎全部来源于中国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时间大约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5]。
吐鲁番发现的《开宝藏》残片，充分说明北宋与高昌地区来往极为密切，是刻本大藏经传到西域的实物证据。
2、契丹藏
当代学术界根据史料记述，基本同意这样的认识，即《契丹藏》分为"大字本"与"小字本"。1974年，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木塔)发现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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