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法会源流略说
李小荣
水陆法会，即“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之简称，也叫水陆会、水陆斋、水陆道场、悲济会等。它是汉传佛教在寺庙中举办的最为隆重的经忏法事，以供奉饮食为主，是为超度水陆一切亡灵而设，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亡者幽灵作追善菩提，二是把施食功德回向于施主及其眷属，藉此得以延年增福，三是救济六道所有众生。不过，对于该法事的历史，虽说宋以后的情况比较清楚，但是此前的状况，仍为一团迷雾，需要努力澄清。而关于其含义，更是不甚明了。就拿几部通行的佛学辞典来说吧，解释也不尽一致。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谓：“于水陆有情供养斋食之法会也。”[1]《佛光大辞典》则在“水陆会”[2]、“施饿鬼会”[3]两辞条下予以解释。细绎其意，水陆会就是施饿鬼会，又与焰口施食仪相通。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兹依据相关传世文献，并结合敦煌遗书，略作考证如下。不当之处，祈请方家多多指正。
一、水陆法会的由来
内典中较早记录水陆法会之历史渊源的是南宋宗鉴完成于理宗嘉熙元年(1237)的《释门正统》，该书卷四谓：
又有所谓水陆者，取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净地之义。亦因武帝梦一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普济群灵？诸功德中最为第一。”帝问沙门，咸无知者。唯志公劝帝广寻经论，必有因缘。于是搜寻贝叶，置法云殿，早夜披觅。及详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制仪文，三年乃成。遂于润之金山寺修设，帝躬临地席，诏祐律师宣文。世涉周隋，兹文不传。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禅师，因异人之告，得其科仪，遂再兴焉。我朝苏文忠公轼重述水陆法像赞，今谓之眉山水陆，供养上下八位者是也。熙宁中东川杨锷祖述旧规，又制仪文三卷行于蜀中，最为近古。[4]
对于这则记载，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三亦表示赞同，并且神话色彩更为浓厚。其文曰：
水陆斋：梁武帝梦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以拔济之？”帝以问诸沙门，无知之者，唯志公劝帝广寻经论，必有因缘。帝即遣迎大藏，积日披览，创立仪文，三年而后成。乃建道场，于夜分时亲捧仪文，悉停灯烛，而白佛曰：“若此仪文协圣凡，愿拜起灯烛自明；或体式未详，灯暗如故。”言讫一礼，灯烛皆明；再礼，宫殿震动；三礼，天上雨华。天监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仪修设，帝亲临地席。诏祐律师宣文。当时灵响，不能备录。周隋之际，此仪不行。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禅师，梦太山府君召往说法。后独坐方丈，见一异人前告之曰：“向于泰山府君处窃睹尊容，闻世有水陆大斋，可以利益幽品，其文是梁武所集。今大觉寺吴僧义济得之，愿师往求，如法修设。”师寻诣大觉，果得其文。遂于月望修斋已毕，复见向异人与徒属十数，前致谢曰：“弟子即秦庄襄王也(庄襄是秦始皇父，至唐咸亨九百四十年)。”又指其徒曰：“此范睢、穰侯、白起、王翦、张仪、陈轸，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阴府。昔梁武金山设会，前代纣王之臣皆得脱免。弟子是时亦暂息苦，但经狱情未决，故未获脱。今蒙斋忏，弟子与此辈并列国君臣，皆承法力得生人间。”言讫而隐。自是英公常设此斋，流行天下。[5]
若此记载不误，则知梁武帝撰制水陆仪文之时间当在天监二年至四年(503—505)，亲施水陆法会则在天监四年[6]。但这种说法是颇使人生疑的。理由主要有：(1)宗鉴给水陆法会所找的内典依据“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它最早见于实叉难陀所译《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该经译出的时间约在公元699—704年之间。梁武帝怎么能披阅到它呢？志磐或许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删去了这些话，而加上了烛明烛灭的传说，试图论证梁武帝著作权的可靠性。但据《广弘明集·归正篇》可知，武帝天监三年才弃道归佛，又怎能通览大藏经？(2)咸亨中英禅师复得其科仪，亦为假托之词。咸亨，唐高宗年号，共五年，即公元670—674年。究竟是哪一年，并未明确，模棱两可的说法，不能让人满意。志磐所引秦庄襄王之事，荒诞不经，更不是信史。倒是他所说的英公常设此斋，却给我们某种启示。英公，即唐代开国元勋李世勣(徐勣)。据《佛说陀罗尼集经翻译序》[7]可知，他与鄂国公尉迟敬德等12人以及沙门大乘琮等16人于永徽年间(650—655)助成阿地瞿多之陀罗尼普集会坛。可以说，徐勣是唐初弘传密法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之一。志磐把水陆斋的盛行归功于他，是为了维护其水陆斋形成于梁的观点。但事实上英公所学的密法是无极高的坛法，而不是武周时期实叉难陀的焰口施食仪。正可谓弄巧成拙，反而证明了水陆斋不形成于梁。(3)志公劝梁武帝撰仪文之说，同样不可信。宝志(又作保志，418—514)，南朝著名僧人，精通禅法与密教。在唐前的相关文献中，都没有他参与发起制作水陆斋的记载，因此这种传说是后起的，正如《慈悲道场忏法传》说他协助梁武帝制成《梁皇忏》一样。[8]所以笔者以为水陆斋的形成绝不会在萧梁，而是在实叉难陀译出《焰口经》之后。周叔迦先生早就指出，水陆斋仪文中的咒语是出自菩提流志于神龙三年(707)译出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9]这便是极有力的证据。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传说，大概是因为梁武帝发起僧人撰集过《慈悲道场忏法》吧。[10]事实上，水陆仪文是唐代僧人在《梁皇忏》的基础上揉合相关密典和当代的冥道无遮大会而成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详见下文。
水陆斋的广泛流播始于两宋，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东川(今四川三台一带)人杨锷撰《水陆仪》三卷，盛行于当世。元丰七、八年(1084—1085)间，佛印禅师住金山时，有海贾到寺设水陆法会，佛印亲自主持，蔚为壮观，遂以“金山水陆”驰名。元祐八年(1093)，苏轼作《水陆法像赞》十六篇，用以悼念爱妻王氏，世称“眉山水陆”。其引文中称“在昔梁武皇帝，始作水陆道场”[11]，也把发明权归于萧衍，可见传说由来已久。考苏氏赞文内容，包括“一切常住佛陀耶众”、“一切常住达摩耶众”、“一切常住僧伽耶众”、“一切常住大菩萨众”、“一切常住大辟支迦众”、“一切常住大阿罗汉众”、“一切五通神仙众”、“一切护法神龙众”、“一切官僚吏从众”、“一切天众”、“一切阿修罗众”、“一切人众”、“一切地狱众”、“一切饿鬼众”、“一切畜生众”、“一切六道外者众”等赞文。它们的组织顺序，其实是仿袭《慈悲道场忏法》卷七至卷九中“为六道礼佛”之内容而成。绍圣三年(1096)，宗赜删补详定诸家所集，完成《水陆仪文》四卷，普劝四众依法崇修，亦盛行于一时。南宋乾道九年(1173)则有魏公史浩因慕金山水陆斋法之盛，于是施田四百亩，在四明月波山建四时水陆，以为报四恩之举。其所著仪文四卷刊行于世，孝宗闻之，赐以“水陆无碍道场”寺额，时人称为“北水陆”。尔后志磬续史氏之仪文，著成新仪六卷，画绘像帧二十六轴，大兴普渡之道，史称“南水陆”。志磐且自述两者的区别是史氏“以法施者”，自己则是“以文字施者”。[12]
水陆法会自宋代流行之后，很快便普及全国，特别是成为战争以后朝野常行的一种超度法会。宗赜《水陆缘起》说：“今之供一佛、斋一僧、施一贫、劝一善，尚有无限功德，何况普遍供养十方三宝、六道万灵，岂止自利一身，独超三界，亦乃恩沾九族……所以江淮、两浙、川广、福建，水陆佛事，今古盛行。或保庆平安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善；追资尊长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孝；济拔卑幼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慈。由是富者独立营办，贫者共财修设。”[13]这便是后世所谓独姓水陆与众姓水陆的渊源。
到了元明清三代，水陆法会仍然深受朝野的欢迎。如元延祐三年(1316)、至治二年(1322)，朝廷先后设水陆大会于金山寺，参加僧众竟达一千五百人。[14]明初洪武元年至五年(1368—1372)，相继于南京蒋山设广荐法会，即水陆法会。前后法会均请四方名德与会，如楚石梵琦、季潭宗泐、来复见心、东溟慧日、梦堂昙噩等，均曾应邀赴会说法，参加僧众常过千人。太祖又命宗泐作《赞佛乐章》八曲，使太常奏曲歌舞，当时影响极大。明代高僧祩宏(1535—1615)还在志磐仪文的基础上重加订正，制成《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六卷，通行于各寺院。清代则有咫观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九卷、《法界圣凡水陆大斋*轮宝忏》十卷，影响也不小。
自宋代盛行水陆斋后，它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如洪迈《夷坚志》卷三“蕲守妻妾”条、卷三十五“金山妇人”条皆讲到了水陆斋在民众生活中的意义。尤其是后一条很有趣，兹迻录于此，以供研读：
祝尧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北，妻绝美，舟过扬子江，大风作于金山寺下，所乘舟覆，妻孥尽溺。唯大夫赖小艇得脱，就寺哀恸累日，然后去。三年秩满东返，复留故处，就寺设水陆供荐，祷于佛，乞使妻早受生。罢时已四更。少焉，童奴扫地，逢一妇人，满身流液如馋涎，裸跣抱柱，如醉如痴，唤之不应。黎明，僧众聚观。大夫亦至，细认之，乃其妻也。骇怖无以谕，命加薰燎，具汤药守之。至食时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汤，俄而复活。夫妇相持而泣，遂告其故。曰：“我于殁时，如被人拖脚引下，吃数口水，入水底，为一绿衣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每夜袖糕饼之属饲我，未尝茹荤。问其所从来，初犹笑不言。及既昵熟，方云是水陆会中得来。因告之曰：“我囚闷已久，试带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彼坚拒不肯，求之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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