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禅宗与念佛
－－以四祖至六祖为中心(上)
宗舜法师 文正义
内容提要：本文以中国禅宗四祖至六祖的禅学思想为中心，分“引言”、“东山法门”、“南能北秀”、“禅净融汇”四个部分，阐述了禅宗的主要禅法特点，以及对待念佛这一修行方式的态度，探讨了禅宗与净土宗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禅 禅宗 念佛 净土 净土宗
--------------------------------------------------------------------------------
引 言
半个世纪前，太虚大师讲过：“中国佛学特质在禅。”(1)禅在中国佛教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但是，禅修与念佛一样，同为佛教的基本修行方式，乃各宗各派所奉行，并非独为禅宗所擅有。禅宗之所以能够开宗立派，而又名之为“禅宗”，固是以它作为彻见心性的根本途径。可是，如果与其它佛教宗派的禅修，在目的、方法以至传承上，没有自身特别之处，那就泯灭了宗门面目。禅宗的念佛，比之它宗的念佛，也不是时时事事相符合。在禅宗的历史上，修禅与念佛，其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其关系也不是唇齿相依。
在佛教中，戒、定、慧称为三学，是僧伽修行的纲要。《楞严经》说：“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2)“定”就是禅。“定”是中国固有的语词，《说文解字》：“定，安也。”(3)可知“定”的原义为安定，引申有宁静、停息的意思。梵文Ｓamādhi，音译为三昧或三摩提、三摩地，意译则为正定、等持。音、意二种译法，在佛经中都存在。禅，《说文解字》说：“禅，祭天也。”(4)“祭天”是禅的本义，读ㄕㄞ(善音，去声)。后来在翻译佛经“Ｄhyānā”时被借用，变读ㄔㄞ(惭音，阳平)。《玉篇》“示部”说：“禅，静也。”(5)禅是Ｄhyānā的译音“禅那”的略称，意译则为静虑。在中国，二者常相并称为“禅定”(6)。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说：“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翻为思惟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源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禅那。”(7)
佛教传入中国，禅学便与之俱来。早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由安世高、支谶、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及昙摩密多等人，译出了众多种类的禅经。他们所绍介的，大都以小乘禅法为主，如《安般守意经》、《修行道地经》、《坐禅三昧经》及《达摩多罗禅经》等。同时，大乘禅法也被绍介了过来，如《般舟三昧经》、《观无量寿经》、《首楞严三昧经》等。约在公元四、五世纪间，修禅的种种法门已经逐渐地在中国流传开来(8)。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一说：“达摩未到，古来诸家所解，皆是前四禅八定。”(9)“四禅八定”是色界天的四禅和无色界天的四无色定的合称，在印度原来属於外道所修，佛陀吸取后进行了改造。这种禅法仍属小乘禅的体系，不能导致究竟解脱。当时所流行的禅法，也不全如宗密所论，“皆是前四禅八定”，也还流行着数息观、五门禅之类的小乘禅法。南朝梁／慧皎《高僧传》的“习禅”篇，所载僧传二十一人，(10)作者在篇末《赞》里说：“五门弃恶，九次丛林。”(11)便是一个证明。
禅宗所修习的禅定属於大乘禅。小乘禅与大乘禅有什么不同？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一说：
又真性则不垢不净，凡圣无差；禅则有浅有深，阶级殊等。谓带异计欣上厌下而修者，是外道禅。正信因果亦以欣厌而修者，是凡夫禅。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上四类，皆有四色四空之异也)。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是此禅也。(12)
禅宗的禅法“是最上乘禅”，当然地与所谓外道禅、凡夫禅的浅深、阶级不可同日而语了。禅宗的禅法的特点，被后人概括地总结为：离言说相，不著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菩提达摩怀着“传教救迷情”(13)的目的而来中土，虽被后世奉为中国禅宗初祖，而毕其一生，都未能走出屯蹇之境，其禅法也未得弘化开来。至於他的生平，包括出身、经历乃至生卒，都是充满了神秘和疑团。根据历史文献综合，我们大致地知道，达摩是在南朝宋时，泛海来到中国，比之佛教之东传，已经晚了约四百年。后来北至北魏嵩、洛一带，弘传大乘“二入四行”禅法，不为时流所见重，曾入少林寺安心壁观。达摩行头陀行，居无定址，“游化为务”。达摩的传法方式，也是“随其所止”，弟子名者仅道育、慧可等，寥寥可数。最后，“不测所终”(14)。
道宣对於达摩很推崇，说他“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15)按理说，他的“大乘壁观”禅定法，应该能够顺畅地推行。可是事与愿违，因为“于时合国盛弘讲授”，(16)达摩的禅法同时尚格格不入，以至到处受到讥谤、排挤以至打击。(17)当时讲经和注疏事业的繁荣，是随佛教经典的名相化而来的。我国初期的译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所用词语也往往借用本土老、庄及玄学之所有。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三藏逐渐被系统地介绍过来，遂产生强烈的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要求。(18)合国盛弘讲授的风气，虽说不利达摩禅法的传播，却为下开隋唐时期的各类佛教门派，建立了广泛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达摩初履中土之不得意，可能还有其禅法上的原由。上文已经论及，当时广为流传的大都是小乘禅法，而达摩弘传的却是大乘禅法。我们读《高僧传》“习禅”篇各传，所见都是其人的神通如何广大，这既有中国六朝志怪文化的影响，也许还反映了当时行者习禅的旨趣。慧皎也说：“禅用为显，属在神通。”将禅定与仙术相属。(19)而达摩的“二入四行”，却是要趣入菩提道，销融无始以来的种种积习，以彻见自性本源为目的。在境界、方法以至目的上，都与时俗大异其趣。燕雀不知鸿鹄之志，达摩禅不为时人所接受，也是固所当然的了。
初祖达摩所遭际的屯骞境遇，也同样为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粲所亲受。禅宗在初创期间，命运惟艰，屡遭打击，居无定所，门庭寂寥。《历代法宝记》谓慧可“后佯狂，于四衢城市说法，人众甚多”，竟遭诬告，为城安县县令翟冲侃杀害。(20)《续高僧传》则说僧粲“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滞文之徒，是非纷举”，(21)只得隐居遁世。在这种境况下，他们守成已是不易；求其发展达摩的禅法，乃不能也，非不为也。这一时期，禅宗尚未与念佛发生关系。但是，就在达摩禅郁而不彰之时，净土信仰却渐入人心。且不论在此之前弘扬弥勒净土信仰的道安、弘扬阿弥陀佛净土信仰的庐山慧远这些佛教领袖，就是与达摩同时代的净土宗重要人物昙鸾，与达摩的际遇相比，二者也是判若云泥。
昙鸾(476－542)，据唐／道宣《续高僧传》记载，为雁门人(雁门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出家后广学经论，尤擅《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及佛性学说。他在为北凉／昙无谶译《大集经》作注时得气疾，因而感到生命短促，希望找到长生不死的方法。他听说江南道士陶弘景博通仙术，名重海内，便于梁大通年间(527－528)往江南寻访。起初昙鸾被人怀疑是北朝的奸细，经澄清后，被引见给梁武帝。梁武帝不仅亲自“降阶礼接”，(22)甚至称昙鸾为“肉身菩萨”，“恒向北遥礼”。(23)后来，昙鸾因菩提留支授与《观无量寿佛经》而放弃陶弘景所传仙术，专志阿弥陀佛净土信仰的修学与弘传，“自行化他郡，流靡弘广，魏主重之，号为神鸾焉。下敕令住并州大寺，晚复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时往介山之阴，聚徒蒸业，今号鸾公岩是也。”(24)昙鸾所建立的“二道二力说”、“往生成佛说”、“持名念佛说”等理论，为净土宗的广泛弘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禅宗所初期遭遇的窘迫境况，直至道信、弘忍的时代，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东山法门
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是禅宗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们所开创的“东山法门”，(25)是禅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捩点，一个里程碑，标志禅宗自此真正意义的成立。
道信(580－651)，俗姓司马，河内人，(26)因其父任永宁令，全家迁徙至蕲州。(27)七岁出家。僧璨隐舒州皖公山时，往赴受法，依学十载。隋炀帝大业间，贼围吉州城七十馀日，教全城合声同念“般若”。后来留止於庐山大林寺，达十年之久。(28)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蕲州道俗请度江北，因见黄梅双峰山(29)“有好泉石”，遂造寺终止。(30)“大作佛事，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四方龙像，尽受归依。”(31)唐贞观十七年(643)，太宗三次敕使，礼请入京，均辞老不赴。(32)永徽二年闰九月示寂，春秋七十二。
道信的历史功绩，首先是北迁黄梅，辟宇授徒，对於禅宗的传承方式作了大胆的革新。此前的禅宗宗师，都是采用头陀行的个人静修方式。史载达摩及其门人“行无辙迹，动无彰记。法匠潜运，学徒默修”。(33)其门下都承其遗风，过着“住无再宿”、“常行乞食”(34)的苦行僧生活。这种独来独往，来去随缘的云水生涯，既不可能大事弘法，也不方便摄受学人。道信北渡黄梅，建立起了禅宗的殿堂，不再“或岩居穴处，或寄律寺”，(35)而是“择地开居，营宇玄像。(36)存没有迹，旌榜有闻”。(37)公开、普…
《略论禅宗与念佛－－以四祖至六祖为中心(上)》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