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空”义述评
方立天
内容提要：本文系对佛教哲学的最高概念和核心范畴“空”的含义和意义作一系统的全面述评。文章先从历史的角度，依次论述了早期佛教的无我执观念、部派佛教空有论的歧义、大乘中观学派的假有性空说和瑜伽行派的识有境无说，以及中国佛教的“空”义的发展。随后以般若学系统典型的“十八空”说为中心，论述了佛教“空”义的类别，进而依据佛教“空”义的演变与类别，揭示“空”义内涵的四个层面：空性、空理、空境和空观。文章最后评论了佛教“空”义学说的理论思辨的正面价值，并对一些理论疑点进行反思，还简要地总结了“空”义学说的两重社会作用。
关键词：佛教，空，缘起，无我，假有
引言
“空”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和核心范畴，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空”因适应佛教人生归宿学说解脱论的需要而成为佛教哲学的第一个关键词。谈空说有，亦即空与有、自性与空性、无常与有常、无我与有我等关系，成为佛教哲学探讨、论辩的中心问题。在佛教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空”成为佛教徒从种种束缚、烦恼、痛苦乃至生死中解脱出来的主导观念。佛教因倡导以观照空理、证悟空性而趋入涅槃之门，号称“空门”。诸佛被尊为“空王”。众生归命佛法，归依佛教，谓为遁入“空门”。入佛门出家者，被称为“空门子”。在大量的佛教经典里，不同派别对空的含义各有不同理解，彼此纷争，相互批判，反复论辩，致使“空”义的内涵极为复杂多样，产生了诸如我法俱有、人空法有、人空法空、假名性空、识有境空、非有非空、亦有亦空、真空妙有等等论说，真可谓众说纷纭、群芳竞秀，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空”论体系。
面对人类和宇宙万物的客观存在，有人包括一些佛教学者对佛教各派各宗的“空”论，产生了种种理论疑难和困惑，例如：由各种原因、条件和合而成的真真切切、确确凿凿的事物，为什么是假有而不是真有？为什么说事物是性空，而不是性实？如果说人是空，那么轮回主体是否存在？轮回又有什么意义？否定了人的真实存在，怎么能肯定业力的作用？契入涅槃境界的主体又是什么？一切众生本性空寂，为什么又有“如来藏”、“佛性”？而且“如来藏”和“佛性”还是本有的呢？除此之外，佛教讲空，是否会否定人们追求现世福祉的努力呢？会不会由于说空而导致对邪恶认识不够，对善良肯定不足，并产生负面的作用呢？诸如此类，可以说，佛教最富思辩色彩的“空”义哲学，就是为了回答、消解这些矛盾和疑难而展开的。
佛教的“空”论，也不可避免的使一些人产生异议，也被一些人指斥为是虚无主义。这种指斥虽有一定的根据，但实际上，“空”论是和佛教的理想归宿、修持方法等紧密联系着的，是有丰富的实质内容的。就“空”论的思想主流而言，既非实有主义，也非虚无主义，而是一种不能简单地以有或无论之的价值哲学理论。
佛教的“空”论是对人类通常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挑战与反动，这一方面使它陷入背离常识的片面、局限，乃至谬误，一方面也使它具有超越常识的见解、判断，乃至超凡的智慧。由此可以这么说，在佛教的“空”论体系中，交织着诡辩与真理、糟粕与精华、偏见与智慧，“空”论在人类思辩认识史实是是独具华彩的篇章。
为了全面地认识佛教“空”义的实质和特色，下面将依次就佛教“空”义的历史演变、类别与含义加以论述，并做出相应的评价。然笔者所论仅属一孔之见，尚祈有识者正之。
一、早期佛教的无我执观念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世时，印度盛行哲学玄思，渴慕人生解脱。围绕着这一人生的终极追求，当时主要形成两大思潮：一是婆罗门思潮，认为整个宇宙是神秘的实在，宇宙本体为创造的原理“梵”，也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本“因”。这种由单一的根本“因”或一种总的原因转化而成宇宙万象的说法，称为一因生多果说。根据这种说法，人是由“梵”的神格化“梵天”而来。因此人若能通过修持实践，体认宇宙的根本“因”，与万有根源“梵”相契合，就能获得解脱。二是非婆罗门思潮，它反对一因生多果说，认为每一事物都是由多因积聚而成，如人就由若干元素构成，这是多因生一果说。在非婆罗门学说影响下，有的人追求快乐，以快乐为人生的目的；有的人则主张苦行，以求人生的解脱。
释迦牟尼认为，上述两类学说都不符合宇宙人生的实相，由此他提出了缘起说，强调各种现象既不是一因而生，也不是多因而生，而是互为因果而生，也就是由于各种因缘互为条件、互相依持、互生作用，现象才得以产生和存在。这也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1]的“缘起”关系和因果规律。释迦牟尼还强调从缘起的现象上才能见到实相。他按照缘起说，把当前的人生现象，即从“无明”开始直到“老死”这一过程，依照逻辑次序分析为十二部分，称为“十二有支”(“十二因缘”)[2]。根据人生的缘起现象，释迦牟尼又把人生的实相归结为四种真实，即“苦”、“集”、“灭”、“道”四谛。这也就是说，人生是苦，是忧患的挣扎过程；人生痛苦的原因是无知的见解和邪恶的欲望；人生的终极目的是永恒的寂静(涅槃)；排除人生的执著，消除人的恶的业力(习惯力)是达到寂静的道路。释迦牟尼宣扬涅槃，主张出世，实际上就是给现实世界以价值的否定——“空”。
早期佛教关于空和无我的直接论述，集中在《阿含经》中，《杂阿含经》卷十云：“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3]这里所说的“我”既指“大我”(“梵”)，也指“小我”(人的主宰体，即灵魂)。“无我”是既否定宇宙万物的主宰，也否定人身的主宰。《中阿含经》卷四十九讲“小空”和“大空”，并提出“三空”(内空、外空、内外空)的说法[4]。“内空”，内心空。“外空”，外境空。“内外空”，内心与外境均空。从该经所述内容来看，“三空”的“空”主要是要“住止一定”，“念(心)不移动”，以求心境“清澄”，符合“正知”。这也就是说，“空”与禅定相联系，是通过空观禅定达到“无我执”的境界。“行空者，彼比丘莫念村想，莫念人想”[5]，直至“一切行此真实空不颠倒”。[6]“村想”，粗俗之想。所谓修行空观，就是要不作粗俗之想，不作人我之想，乃至不作种种颠倒之想。总之，空观是要达到：“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7]由此看来，为了修持实践，释迦牟尼主张排除无知偏见、贪欲执著，从“我”的观念脱却开来，从“我执”中脱离开来，这也就是当时所说“空”和“无我”的基本意义。释迦牟尼的“无我执”观念，为尔后佛教进一步系统地否定实体的“我”的“无我”论和“空”论开辟了道路。
二、部派佛教空有论的歧义
相传释迦牟尼逝世百年后，印度早期佛教开始发生分裂，后来演变为二十个派别。从教义层面看，主要是对人与世界现象的本质、本性看法不同。《成实论》作者訶梨跋摩把各部派的学说归结为十个主题[8]，其中前三个问题是：客观现象在过去、未来是否实在？一切现象是否都实有？中阴(人死到再投生的中间过渡状态)是有还是无？最后一个问题是：人我(人的内在主宰者)是有还是无？前二个问题是就客观现象而言，后二个问题是就人的主体而言，都是探讨空有问题。我国华严宗创始人法藏以空有论为参照，对佛教各派教义作了分判，共为“十宗”，其中前六宗就是对部派佛教的分类，同时也揭示了部派佛教在空有问题上的歧义[9]，这“六宗”的空有论分别是：
“我法俱有”说。“我”，人我，“法”，法我。我法俱有是指主体的人和客体的法都有恒常的自性。犊子、正量等部派主张主观之我和客观之现象都是实有的存在。这种说法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犊子部提出的“人我”(梵语音译为补特伽罗)主张。它认为“补特伽罗非即蕴离蕴”[10]，“蕴”，指五蕴(色、受、想、行、识五类元素)，即人身。意谓“我”与身既非相即，也非相离，也就是说“我”与身不是一回事，也不是两回事。关于这个我与身是一是异的问题，早期佛教避而不答，部派佛教中绝大多数派别也不承认有人我，而主张无人我。犊子部提出“人我”是出于道德和理论的责任感，强调个人造业个人受报，确立“人我”是承担业报的主体。“人我”也不是恒常不变的，而是随作业的善恶而变化的。
“法有我无”说。说一切有部等主张诸法(一切现象存在)实有，“人我”非实有。这是从形而上学的高度肯定法有实体，我无实体。《异部宗轮论》云：“说一切有部本宗同义者……过去未来，体亦实有。”[11]说一切有部否定“人我”(补特伽罗)，认为“人我”由五蕴组合而成，即由一些元素、材料结合起来的，人是假有，但构成人的五蕴成分则是实有的，而且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实有的。五蕴是构成人的存在乃至于客观环境的五种要素。说一切有部从肯定五蕴的实有得出一切法体有和三世均有的观点，构成了“一切有”的真正含义。
“法无去来”说。大众部等主张一切法的过去、未来无实体，唯有现在有实体，也就是一切法只是现在有体，过去未来均无体。
“现通假实”说。这不独说法的过去、未来无体，即使是现在法也是有假有实。如五蕴是实有的，而十二处[12]、十八界[13]则是所依法所缘法，属于积聚法，是假有不实。说假部等
主张此说。
“俗妄真实”说。说出世部等认为，世俗万法都是虚妄不实的，唯有出世法，如说出世间真谛的佛教真理是实在不虚的。
“诸法但名”说。一说部等认为，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诸法，都是仅有假名而没有实体。
以上六类学说，大体上反映了部派佛教关于空有问题的观点，其分歧所在，主要是对缘起说的理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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