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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菩萨《现观庄严论》思想体系略述(金易明)

  弥勒菩萨《现观庄严论》思想体系略述

  金易明

  【内容提要】弥勒菩萨的信仰,无论是汉传还是藏传佛教体系,都系显学,且影响深远,但两语系佛教中弥勒菩萨的形象却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其名称上的差别,而是两种语系佛教在自身环境中对弥勒信仰的契机契理的适应。弥勒所作之《现观庄严论》与龙树所作之《大智度论》,均系对般若经典的释经论,但从解读般若经典的方法和视角而言,两者的风格是迥异的;并且两者分别在汉藏两地的传播程度上的反差,特别是般若学对汉藏佛教界修学不同的影响度,令人深思。由此,《现观庄严论》对般若经典的提炼和归纳,以其八事七十义、一百七十三行相的构建,铸就了恢弘的般若学体系,确系学般若者之嚆矢。而对於《瑜伽师地论》与《现观庄严论》两大论典的融会贯通,一致的义理内涵,我们当有深刻的领会、把握。

  【关键词】弥勒菩萨 现观庄严论 瑜伽师地论 般若 瑜伽行

  弥勒菩萨和文殊菩萨、观音菩萨一样,在中国汉传和藏传佛教界的声誉和知名度都颇为显赫。同时,基於印度婆罗多民族记载历史的神圣叙事模式与神话理性特点所致,留给後人的史料,与中国史料偏爱考据坐实的风格完全迥异,实在无法了知作为娑婆世间一员的这些重要菩萨,其诞生於何时、弘法於何处,与世尊的确切关系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继世尊以後、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宏愿的菩萨们,在历史上当有其人,如能深入了解印度婆罗多民族那神圣叙事方式特点,并予以还原解读,可以确认,弥勒菩萨、文殊菩萨等当为大乘兴盛时期的着名成就者,而且都有传世经典留赠後人。由此,弘扬弥勒法门,正如弘扬文殊法门一样,在推动当代佛教信徒准确把握佛陀正信教门,深刻体会佛法圆融之宏愿等方面的意义,是重大而隽永的。

  一、汉传与藏传语境中的弥勒

  在印度佛教向北传播到中国时,其北传的大乘佛教中的弥勒菩萨,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体系中,其形象和传承的佛法体系,有着明显的差异。就汉传佛教而言,弥勒菩萨首先是净土的象征,印顺导师对印度佛教关於弥勒净土,有一考证:“弥勒Maitreya,华言慈。修因时,以慈心利他为出发点,所以以慈为姓。一般学佛人,都知道弥勒菩萨住兜率天,有兜率净土;而不知弥勒的净土,实在人间。弥勒,在未成佛前,居兜率天内院,这是天国的净化。《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就是说明这个的。求生兜率净土,目的在亲近弥勒,将来好随同弥勒一同来净化的人间,以达到善根的成熟与解脱;不是因为兜率天如何快活。弥勒的净土思想,起初是着重於实现人间净土,而不是天上的。这如《弥勒下生经》所说。《弥勒下生经》,中国曾有五次翻译。说到弥勒下生的时候,有轮王治世。弥勒在龙华树下成佛,三会说法,教化众生。人间净土的实现,身心净化的实现;这真俗、依正的双重净化,同时完成。佛弟子都祝愿弥勒菩萨,早来人间,就因为这是人间净土实现的时代”。同时,印顺导师对弥勒净土的来源,明确指出:“弥勒人间净土的思想,本於《阿含经》,起初是含得二方面的。但後来的佛弟子,似乎特别重视上生兜率天净土,而忽略了实现弥勒下生的人间净土。佛教原始的净土特质,被忽略了,这才偏重於发展为天国的净土,他方的净土” [1]。就是在这部曾经激起教界轩然大波的《净土新论》中,印顺导师不仅指出了弥勒净土的性质、来源,而且从神话理性的诠释角度,实事求是地从文字的字源上,追溯出弥勒与月光有关,系於五浊恶世中救赎众生的圣贤之象征,“弥勒净土代表着在五浊恶世来实现理想的净土”[2]。根据蓝吉富先生主编的《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第九卷“弥勒菩萨”条的记载:“弥勒原为释迦牟尼佛座下大弟子之一,由於他即将继释迦牟尼佛之後,在阎浮提世界成佛,所以习俗相沿,也称他为弥勒佛。因为弥勒菩萨现居兜率天,尽其一生之後,将到人间继释迦之後成佛,所以又称为“一生补处菩萨”。据佛典所载,弥勒菩萨现在兜率天的内院弘法,教化天众。相传兜率天上有五百亿天子,各以天福力,造作宫殿,发愿布施弥勒菩萨,庄严兜率天宫。因而使兜率天成为殊胜的国土。依释迦牟尼佛的开示,众生如果愿意随从弥勒菩萨受教求法,则可发愿往生兜率天”。[3]

  事实上,在汉传佛教中,弥勒菩萨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由《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佛说弥勒下生经》、《佛说弥勒大成佛经》等经典所构成的弥勒兜率净土,以及於五浊恶世中救赎众生的悲愿;而且由弥勒菩萨 “月光童子”的身世,嫁接於中华文明阴阳学说之中,作为阴性最高代表之一的月亮,衍生出以弥勒名义为武则天的女皇当政提供神圣依据的闹剧,[4]进而为各色农民起义所谓“荡涤污泥浊水”提供旗帜;弥勒的信仰在中华文明中,最终成为世俗的革故鼎新、革命造反的信仰武器和思想源泉。

  而就教界本身学理体系的建设上,弥勒菩萨作为一代论师,是以瑜伽行派创始者而闻名於世的;其在瑜伽行派中的地位,与龙树菩萨在般若中观系大乘佛教中的地位相当。作为论师的弥勒菩萨,有“弥勒五论”流传於世。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对“弥勒五论”的论定,却有所不同。汉传佛教的“弥勒五论”为:《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颂》、《分别瑜伽论》、《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颂》、《辨中边论颂》;而藏传佛教的“弥勒五论”为:《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颂》、《究竟一乘宝性论》、《现观庄严论》、《大乘庄严经论颂》。其中可见,因为有法相唯识学的根本论着《瑜伽师地论》的存在,使汉传佛教的“弥勒五论”,成为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典;但是,汉传佛教界似乎对於其中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颂》之义理体系严重地忽略了。关於此,吕澂先生曾有精到的论述:“解脱军释《现观庄严论》取无自性之说,故中观家亦以其为僧护嫡传,然所阐扬之《现观庄严论》,则瑜伽祖师慈氏之作也。汉土旧传慈氏五论,有《金刚般若论颂》而不说《现观庄严》。藏土传说与此相反。盖《庄严论》所释经文原非北印度流传之本,或则与经本先存诸南方而後宏传各地,汉土传慈氏之学较早,故不及知之矣。晚代师子贤重宏《现观庄严》,叙其传承,以为无著亲从慈氏得闻造此论释,爰及世亲亦申注解,解脱军禀承於後复随意疏文,犹病未备云云。是则以解脱军传世亲般若之学,较当理矣”[5]。吕秋逸先生理出了《现观庄严论》缘何在汉传“弥勒五论”中不见记载的脉络。可解脱军之解说,又岂是仅仅传承世亲菩萨,世亲菩萨本人就是弥勒学说的坚定扞卫者和举世无双的发挥着。同时,《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颂》出现在汉传佛教的“弥勒五论”之中,也无疑表明了汉传系统中的弥勒,也不仅是一位大乘瑜伽行系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一位素养精到、学理体系宽阔的般若系大师,这与在藏语系佛教中的弥勒菩萨作为般若学大师的角色,本系一致。在藏传佛教的体系中,弥勒菩萨作为重要的般若学者、论师,其所诠释般若经典的重要论典《现观庄严论》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当代有众多学佛者似乎受中国考据学,或滥觞於日本佛教界的学术“疑经”风气影响,对不少佛教经典的来源是否印度本土,颇有疑虑,由此影响了他们对於佛教经典权威性的信赖度。事实上,以吕澂先生等支那内学院派为代表的佛教界对於佛教经典的考证和梳理,其目的本非对印度佛教原典权威性的怀疑,而是旨在正本清源,将佛教流布过程中的脉络梳理清晰,分清经典的真正出处、年代,以及经典本身的演变条理,以便澄清佛教思想史的发展理路,促使佛教徒准确把握各经典在整个佛法中的真实面目、重要程度、担当角色。因此,不能因为汉语语境中过去未见《现观庄严论》,或者说因为玄奘大师未曾提起《现观庄严论》,即断定《现观庄严论》本非印度弥勒菩萨之原着。《现观庄严论》的梵本已於一九二九年经舍尔巴茨基和奥贝米勒校订,合藏文译本印行,又在一九五四年出版了校刊附梵藏索引本[6]。由此,藏传佛教中以《现观庄严论》为主的“弥勒五论”,与汉传佛教的“弥勒五论”一样,在文献学上并无怀疑余地。

  但是,由不同的“弥勒五论”,形成了在藏传和汉传佛教语境中,对弥勒菩萨不同的学术旨趣界定。一向沉浸於汉语系语境中的我们,应当对藏传系的弥勒菩萨的佛学体系有所了解,有所接受,方能增强两种语系佛教界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砥砺,丰富两语系佛教思想的自身内容。就汉传佛教而言,从藏传弥勒佛学体系中,可以学习和了解到对於般若体系视角不同的深邃透彻;而从汉传弥勒佛学体系中,可以学习和了解到对於瑜伽行体系精巧系统的博大精深,以推动藏语系佛教对自身藏译中固有的瑜伽行系著作,包括《瑜伽师地论》藏译本《瑜伽行地》的重视和传播。相互之间的拾遗补缺、融会贯通,才是弥勒学研究和学修的正途[7]。

  至於弥勒菩萨的形象,在汉传与藏传佛教的体系中,也有所不同。从佛教传入中国伊始,最为盛行的菩萨造像,除观世音菩萨之外,即是弥勒菩萨了。在中原汉族佛教造像史上,弥勒菩萨的形象经历了几重变化。佛教滥觞於华夏之时,早期的弥勒造像,多以印度弥勒为原型,头戴天冠,身披璎珞等饰物。菩萨身材修长,造像的姿势基本采取跏趺坐式,有说法相、作思维状的。北魏以後,弥勒菩萨之造像基本定型,主要有菩萨装和佛装两种:菩萨装者头戴宝冠,坐姿为跏趺式,呈说法相或思维相;而佛装者则头梳发髻,多为站姿式或跏趺坐姿,施转*轮印或无畏印。如今仍然屹立於四川乐山中的露天大佛,就是当时的弥勒菩萨形象的最大的、也是比较典型的代表。进入五代之後,弥勒菩萨的造像开始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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