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人间佛教”发展之回顾与前瞻(上)
释昭慧
一、当代台湾佛教之特色
(一)概述台湾佛教之荣景与隐忧
2002年10月19日，笔者曾应宣方教授之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发表演讲，题为〈台湾佛教之荣景及其隐忧〉；后经学生将此演说内容加以纪录，笔者乃以此讲录作为底本，细加增补修订，复于2003年3月15日举行的“台湾文化本土化研讨会”上，发表〈台湾佛教之发展及其特色〉。该篇文章已于2003年9月收入《台湾汉文化与本土化》论文集中，由台北前卫出版社发行。
综括该文内容，台湾佛教有如下几点特色：
一、政、经情势与宗教力量之消长：台湾的人口约两千三百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宗教人口，其中广义的所谓“佛教徒”，就占百分之四十以上(故佛教徒约占总人口比例百分之三十六)。当然此中有许多是与民俗信仰合流的民间佛教人士，但即使是这样，只要看到佛光、法鼓、慈济等人数以万计的超大型法会，或赈灾场合无处不在的慈济社区义工，就可知道，佛教徒人数确实众多。相形之下，基督宗教(包括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大约是百分之三点五，[1]此消彼长之势非常明显。
二、本土宗教的亲和性：台湾佛教是在广大民间神佛不分的观音信仰基础之上，形成民间佛教，复有汉传佛教系统(且以闽南佛教为主)的僧伽佛教，再揉合1949年后来台的大陆僧伽佛教。1960年代以后，台湾佛教僧信共同努力，带动了知识份子与大专学生的学佛风潮，终而形成了具足本土特色的汉传佛教。
三、大专青年佛学社团与营队的成效：以周宣德居士为首的佛教僧信大德，在1950年代以后，扶植大学校院成立佛学社团，并成立多种奖学金，以鼓励学生研读佛法，写作学佛心得或佛学论文。这股大专生与知识份子学佛的风潮，带来了佛教界整体信仰人口素质的提升，改变了社会对佛教视同“迷信、消极”的刻板印象。
四、国际交流的多元性：台湾佛教虽以汉传佛教为主流，却不等同于传统的中国佛教，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台湾不但自由传播，而且各擅胜场，欧、美、日、韩……等各国佛教也常与台湾佛教作友好的交流。凡此种种，都促成了台湾佛教多元而丰富的开展。
五、多元领导而各擅胜场的教团特色：解严后，单一教会领导的局面改观，各大教团纷纷成立全国性教会，使得台湾佛教呈现多元领导而各擅胜场的热闹局面。
六、典范人物建构学理，缔造事功：在学理方面，有印顺导师提倡“人间佛教”，并建构完整的佛教史观与系统学说，期能惩前毖后，提供一套“复兴佛教”的宏观策略。在事功方面，更出现典范人物如星云、证严、圣严等诸位法师，他们是深具群众魅力的宗教领袖，有着强大的摄受能量，结合了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在慈善、文化、教育事业上，展现了辉煌的成果，深获台湾社会之认同。加上台湾传媒的特殊环境，也有利于彼等扩大知名度与影响力，因此每逢巨大灾变的场合，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可看到台湾佛教团体(特别是慈济人)的身影。这些庞大佛教团体所展现的动员力与救援力，实非寻常“散户”所能望其项背。
七、僧尼总体素质提升：传统社会僧尼素质低落，被视为失意逃避的社会边缘人，台湾却因僧尼素质提高，弘法利生的表现杰出，因此一扫消极负面之形象，获得了广大社会的认同。
八、社会运动的参与及主导：自1980年代台湾政治解严之后，社会运动蓬勃发展。为了实践佛陀的护生教旨，并回应普世价值，引领时代思潮，部分佛教团体乃重视各种人权议题，并从事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乃至性别平权等社会运动，这在世界佛教中呈现相当鲜明而先进的特色。
九、入世与出世之争：佛教较能涵容异己，所以台湾佛教较无剧烈的宗派、教派之争。近年台湾佛教内部较受瞩目的论诤，是出世与入世的路线之争，这几乎也等于保守派与开明派的论诤。一些隐遁派的僧侣，往往指责入世形态的佛教是庸俗化与腐化的罪魁祸首，强调必须是出世清净的修证，方为佛教特色；但征诸台湾当代佛教实况，积极入世救度苦难的教团未必等同于庸俗腐化，反之，炫奇惑异而遭致社会讥评的，却往往出自山林隐修而略有神秘经验的禅僧。[2]
在负面的部分，笔者也提出了三点观察：
一、解严以前，与执政当局过于紧密结合：过往台湾民主运动的时代，佛教当权者与执政当局紧密结合，依附权贵的色彩过于浓厚；面对种种攸关土地、人民与苦难众生的社会运动，佛教也几乎无动于衷，甚且敬而远之。作为一个人口比例占大多数的主流宗教，未能即时参与改革事业，共同兴利除弊，反而在无形之中，给予保守力量以负隅顽抗的空间，卒遭致“在前人树荫下乘凉”之讥。
二、摄众募款迭遭非议：大教团由于家大业大，自是求才若渴，需财孔急。有的教团所使用的摄众募款之道，迭遭非议。近数十年寺院经济急剧膨胀，资源之运用，颇有重复与浪费的现象。有的寺院建筑过分庞大，建材与装璜极为讲究，因此予人过于豪奢的不良印象。但是教团各自为政，没有教内强而有力的监督、奖惩机制，连媒体都受到某些大教团人脉、钱脉的微妙牵制，往往不能形成正常的外部制衡力量。
三、部分僧侣行为不检，迭遭非议：如1996年的中台山剃度事件，1999年的妙文事件，均震惊全国，动摇佛教信誉甚钜。更有一些性丑闻，因当事人隐忍或投鼠忌器，而未获揭露与公正处置，卒至姑息养奸，带来佛教与受害人更大的伤害。
(二)台湾佛教的包容性与主体性
此外，笔者在一篇题为〈当代台湾佛教现象的两个悖论〉的短论中，论及台湾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即其包容性。无论是汉传佛教的禅、净、密、台、贤诸宗，南传佛教的锡、泰、缅各路禅法，还是藏传佛教的红、黄、白各种教派，在台湾都有它们广大的宗教市场，各自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大鸣大放，著书立说，有的还带着强烈的宗派意识，难免尊自贬他。
包容性可能也是汉传佛教的普遍性特色。美国纽约庄严寺继如法师于1993年3月8日来台时曾告诉笔者：十余年来在美国观察，发现汉传佛教寺院在美国，往往不拘南传、藏传，什么都学，而南传、藏传佛教团体则壁垒分明，绝不可能请汉传佛教进入其道场中弘法；相形之下，汉传佛教的主体性似嫌不足。
不但道场如此，教众也是如此。许多台湾佛弟子，游走于各系佛教之间，数年念佛，数年参禅，数年学密，再过几年，又修学南传禅法了。连一身袈裟都如同戏服，一会儿汉式僧服，一会儿喇嘛衣装，一会儿南传袈裟，穿穿脱脱，令人目不暇给。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因中国积弱不振，汉人也就格外显得崇洋媚外。而笔者在佛教中亲眼见到的事实却是：许多台湾佛教徒，“媚外”倾向容或有之，但所“崇”则未必是“洋”。南传、藏传无一是“洋”，其化区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大都远比台湾逊色；即使如此，台湾佛教徒还是以法为重，以朝圣的心情前往学法，而且络绎于途。
学法而超越民族主义的藩篱，广学诸家，取精用宏，这是好事；信仰宗教若还要搬出“民族大义”，那么国人大概只能信奉唯一道教了。但有的台湾佛教徒，一边向南传、藏传大师学法，一边还向南传、藏传大师数落汉传佛教的种种不是。笔者亲闻有某比丘尼，连庄严而极具特色的殿堂梵唱，都当作告状资料，把它说成是在“唱歌”。让那些听闻片面之词的南传、藏传大师，对汉传佛教不生鄙慢之想，也未免戛戛其难！
总的来说，台湾佛弟子有心胸与器度广学诸善法，这使得台湾佛教具足更大的格局。即使是“胸无定主，有闻则变”之无头苍蝇，也有其广大的生存空间，无头苍蝇就恰好成了不可多得的“基因变种”，得以提供有心人士观察各种学风道貌的利弊得失，也提供了适宜佛教生存茁壮的丰富基因库。于是，就如同生态学上的“物种多样性原理”一般，台湾佛教反而在多元发展之中，呈现了与世界各地佛教迥异的，健康活泼的主体性样貌。[3]
二、有关台湾“人间佛教”发展的七项观察
本文拟在前述台湾佛教论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介绍当代台湾佛教中，最具特色，也最获社会好评的(遵循“入世”路线的)“人间佛教”，并提出七项笔者的观察，而作扼要的陈述与分析：
一、有助于台湾“人间佛教”运动崛起的外部因素。这部分，除了综合归纳台湾学者江灿腾、大陆学者王雷泉、邓子美等诸教授的观点之外，还提出了笔者的两项补充看法。
二、台湾“人间佛教”运动崛起的内部因素。由于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台湾佛教界最为深远，因此在本文中，特别以印顺导师思想所提倡之“人间佛教”为主轴，概述台湾“人间佛教”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三、台湾当代“人间佛教”的事功成效。此中特别简述慈济的“印尼整治红溪河”案例，不但肯定其济贫救苦的事功成就，更推崇其不以慈善为手段，而改变受惠者的宗教信仰，反倒是以佛法的“无我”精神，突破种族、族群与宗教的藩篱，建构了世界和平的愿景。
四、“人间佛教”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在此特举慈济为例，陈述其面对妒恨与诽谤时，因社会所要求的高道德标准，而产生自缚手脚的困局。
五、“人间佛教”强调“严净佛土，成熟有情”的大乘理想，并积极从事社会关怀，它关切的不只是教内事务，而已广及生态环境与“众人之事”。然则无论其主观上是否乐意与政治互涉，但它与“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在行动面就不可能毫无交集。因此，“人间佛教”应如何定位其政教关系？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了一些政教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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