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道教心性思想的酝酿是在南北朝时期，而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道体论的逐步道教化与道性论的提出。公允地说，道教的心性思想与先秦道家的相关思想以及玄学的道体论应该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是，道教有意识地将这些思想资源作为其修行基础，并且逐步完善，确实是在与佛教的论争之中完成的。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唐代初期，佛道论争有两次高潮，一是唐高祖、太宗贞观之交，另一次是在唐高宗显庆年间。第一次高潮中所发生的争论很多，具有较大影响的有傅弈排佛事件(武德四年、武德七年、武德九年)、李仲卿与慧乘的辩论(武德八年)、译《老子》为梵文的争论(贞观二十一年)等等。第二次高潮中发生的争论，现今可考者有五次。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只能仅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些分析。重点放在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上。[①]
一、译《老》为梵与佛道异同
佛教传入中国伊始，为了站稳脚跟，佛教有意识地与道家联姻。由“格义佛教”到“六家七宗”，再到僧肇、道生之学所受道家、玄学不同程度的影响。此中，贯穿着的一个明显的线索就是：随着佛教自身的发展，佛学曾经积极致力于消解道家、玄学对佛教的这种影响。僧肇以及吉藏为此作了不懈努力。唐初在佛、道互相争夺思想和社会地位的背景下，佛教一直致力于否认和消解自身所受的道家和玄学思想影响的印痕。而这一历程，直到宋明以后方才被三教合一思潮所替代。在隋唐时期的三教论争中，至少在学理方面已经取得优势的佛教，对于道家、玄学以及道教对自身的理论渗透，一直保持警觉。在唐代初年，围绕着翻译《老子》为梵文，佛道学者之间发生的争论，正好说明了佛教与道教对于老庄思想与佛教之关系的不同认识。
唐太宗二十一年(647年)，西域使李义从天竺返回长安向唐太宗上表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国未有佛教已前旧有得圣人说经，在俗流布。但此文不来，若得闻者必当信奉。”彼王言：“卿还本国，译为梵言。我欲见之。””[②]“于时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余锋颖三十余人，并集五通观，日别参议，详核《道德》。奘乃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唐太宗随即下敕令玄奘法师与诸位道士一起将《老子》翻译成梵文流通国外。不料，此事却因佛道学者因为若干问题无法达成一致而中途夭折，此中原由颇为耐人回味。
这一译事，道教方面的首领成英即唐代著名道士成玄英。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玄英，字子实，陕州人，隐居东海。贞观五年，召至京师。永徽中，流郁州。书成，道王元庆遣文学贾鼎就授大义，嵩高山人李利涉为序。唯《老子注》、《庄子疏》著录。”[③]成玄英在其序文中说：“玄英不揆庸昧，少而习焉，研精覃思三十矣。”[④]从上述资料观之，成玄英作《庄子疏》是在唐高宗永徽年流放之后。而与玄奘一起翻译《老子》之时，《庄子疏》尚未成型，其思想尚在酝酿之中。贞观年间，成玄英已经在道教界享有盛名，因而才能被选拔参与玄奘的译场。不过，这次翻译中发生的争论，对于成玄英不啻是一种刺激，对于其后来的思想创造不失是一种歪打正着式的激励。
从道宣的记载观之，这次翻译之所以不欢而散，重大争执有三：一是可否以佛教义理解释《老子》，道教方面沿袭成说，玄奘则竭力反对。二是“道”的翻译问题，道教方面主张沿用菩提，而玄奘力主以“末迦”译之。三是是否翻译河上公序的问题，道教方面主张翻译，玄奘则坚决拒绝。
关于第一个问题，道宣记载曰：“诸道士等并引用佛经《中》、《百》等论，以通玄极。”对于这一以佛教中观思想解释老子的做法，玄奘深不以为然。
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天乖，安用佛理通明道义？”如是言议往还，累日穷勘，出语濩落，的据无从。或诵四谛、四果，或诵无得无待，名声云涌，实质俱虚。奘曰：“诸先生何事游言，无可寻究。向说四谛、四果，道经不明，何因丧本虚谈老子？且据四谛一门，门有多义，义理难晓，作论辩之，佛教如是不可陷伦。向问四谛，但答其名，谛别广义，寻问莫识。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经明道，但是一义，又无别论用以通辩。不得引佛义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⑤]
玄奘以为，佛教与道教之理有天壤之别，绝对不能以佛教义理来说明“道”义，而道教学者纷纷以四谛、四果等等佛教名相来比附道家概念，但在玄奘看来，其都不能有助于说明“道”义。玄奘说，四谛、四果是以往道经所未曾使用的，不能抛却佛教的本来旨意来解释老子。玄奘又对于那些只知晓佛教四谛之名并不了解四谛之深意的道教学者作了不客气的批评。玄奘以相当坚定地口气说，不能以佛教义理解释老子。蔡晃则辩解说：“自昔相传，祖承佛义。所以《维摩》、《三论》，晃素学宗，致令吐言，命旨无非斯理。且道义玄通，洗情为本。在文虽异，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无爽。如僧肇著论，盛引老庄。成诵在心，由来不怪。佛言似道，如何不思？”看来，蔡晃对于佛教方面引入老庄解释佛教义理的做法与著述还是相当熟悉的，因此，蔡晃对于玄奘的反对也许感到莫名其妙。而玄奘是如此反驳的：
奘曰：“佛教初开，深经尚拥。老谈玄理，微附虚怀，尽照落筌，滞而未解。故《肇论》序致，联类喻之，非谓比拟，便同涯极。今佛经正论繁富，人谋各有司南，两不谐会。然老子《道德》止五千，无论解之，但有群注，自余千卷，事杂符图。盖张、葛之咠附，非老君之气叶。又《道德》两卷，词旨沉深。汉景重之，诚不虚。及至如何晏、王弼、严遵、钟会、顾欢、萧绎、卢景裕、韦处玄之流数十余家，注解老经，指归非一，皆推步俗理，莫引佛言。如何弃置旧踪，越津释府？将非探赜过度，同夫混沌之窍耶？”[⑥]
玄奘首先说，从前因为佛教初传，重要的佛教经典尚未全部传来，因此才有僧肇等人引入老庄以比拟佛教义理。现今传入的佛教经典已甚为全面，已经没有必要再援用与佛教颇为不同的老庄来说明佛教义理了。其次，玄奘认为，《老子》五千文，并未如佛教一样有“论”去解释，而后来的注解则掺杂符图，并老子之本意。最后，现存的十几家注解《老子》的著作，其意旨不同，但却并未引用佛经。据道宣所记载，玄奘如此发言之后，“诸徒无言以对，遂即染翰缀文。”[⑦]道教学者只得放弃以佛教思想与方法注解《老子》的打算。
关于“道”的翻译问题，又表现了道教方面以佛教思想理解“道”义的一贯做法。玄奘提出可以以音译的方法将“道”翻译为“末伽”，以意译的方法翻译为“度”。诸位道士“等一时举袂”反对：““道”翻“未伽”，失于古译，昔称“菩提”，此谓为“道”。未闻“末伽”以为“道”也。”玄奘则说：“菩提言“觉”，“末伽”言“道”。唐、梵音义，确尔难乖。岂得浪翻，冒罔天听？”道士成玄英则曰：“佛陀言“觉”，菩提言“道”，由来盛谈，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玄奘则曰：“传闻滥真，良谈匪惑，未达梵言，故存恒习。佛陀天音，唐言“觉”者。菩提天语，人言为“觉”。此则人法两异，声釆全乖。末伽为“道”，通国齐解。如不见信，谓是妄谈，请以经语问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者，余是罪人。非唯惘上，当时亦乃取笑天下。”[⑧]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方法问题，实际上牵扯到佛道双方对于老子之“道”的理解问题。在南北朝以降，为了与佛教相抗衡，道教引入了佛教中观学非有非无的方法以解释“道体”、“道性”，特别是在佛教心性思想大讨论的启迪之下，开始探讨“道”与“心”的关系问题。“升玄”与“体道”便是这一理路的最初结论。在这一思想背景下，道教界流行的看法就是以佛教的“菩提”来解释“道”，而将佛陀理解为“得道”者。而玄奘则坚持以“道”的基本义即“足所行道”及其引申义“度”来翻译之。道教之所以有如此理解，是缘于想在众生与道之间寻找连接点的用心，而“菩提”既是“觉”义，又是众生成佛之依据，正好可以为道教所借用来诠释“道”义。玄奘从自己对佛教与道教差别性的理解与宗教感情出发，自然反对道教的这种借用。从争论的实际效果看，玄奘由于语言方面及其它优势，“自此众锋，一时潜退”。
第三个重大争论涉及到玄奘对于将《老子》道教化的态度。成玄英提议：“老经幽秘，闻必具仪。非夫序胤，何以开悟？请为翻度，惠彼边戎。”[⑨]玄奘之所以拒绝翻译河上公序，自然缘于其反对道教的态度。玄奘曰：“观老存身存国之文，文词具矣。叩齿咽液之序，序实惊人，同巫觋之淫哇，等禽兽之浅术，将恐西关异国，有愧卿邦。”成玄英对于玄奘的态度大为不满，将此事禀告朝宰请求决断。当时的宰相马周却说：“西域有道如李庄不？”答：“彼土尚道，九十六家。并厌形骸为桎梏，指神我为圣本，莫不沦滞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练精灵，不能出俗。上极非想，终坠无间。至如顺俗四大之术，冥初六谛之宗，东夏老庄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为笑林。奘告忠诚，如何不相体悉？”[⑩]由于当时的宰辅都持这一看法。《老子》的翻译于是不了了之。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观之，这次译《老子》为梵文的失败，甚是可惜。但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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