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隋唐佛道論爭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道教心性思想的醞釀是在南北朝時期，而其最主要的標志就是道體論的逐步道教化與道性論的提出。公允地說，道教的心性思想與先秦道家的相關思想以及玄學的道體論應該有直接的繼承關系。但是，道教有意識地將這些思想資源作爲其修行基礎，並且逐步完善，確實是在與佛教的論爭之中完成的。隋唐時期，道教繼續延續了在佛道論爭之中建構自身心性思想的曆程。特別是唐初佛道論爭所提出的問題，對于日後道教心性論的形成與成熟起了推動作用。唐代初期，佛道論爭有兩次高潮，一是唐高祖、太宗貞觀之交，另一次是在唐高宗顯慶年間。第一次高潮中所發生的爭論很多，具有較大影響的有傅弈排佛事件(武德四年、武德七年、武德九年)、李仲卿與慧乘的辯論(武德八年)、譯《老子》爲梵文的爭論(貞觀二十一年)等等。第二次高潮中發生的爭論，現今可考者有五次。兩次佛道爭論高潮中涉及的問題很多，限于主題和篇幅，本文只能僅僅對于唐初佛道論爭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內容作些分析。重點放在二教對于“道”與“道體”範疇的不同理解以及對于“道法自然”、“道生萬物”等本體論、本源論命題的不同看法上。[①]
一、譯《老》爲梵與佛道異同
佛教傳入中國伊始，爲了站穩腳跟，佛教有意識地與道家聯姻。由“格義佛教”到“六家七宗”，再到僧肇、道生之學所受道家、玄學不同程度的影響。此中，貫穿著的一個明顯的線索就是：隨著佛教自身的發展，佛學曾經積極致力于消解道家、玄學對佛教的這種影響。僧肇以及吉藏爲此作了不懈努力。唐初在佛、道互相爭奪思想和社會地位的背景下，佛教一直致力于否認和消解自身所受的道家和玄學思想影響的印痕。而這一曆程，直到宋明以後方才被叁教合一思潮所替代。在隋唐時期的叁教論爭中，至少在學理方面已經取得優勢的佛教，對于道家、玄學以及道教對自身的理論滲透，一直保持警覺。在唐代初年，圍繞著翻譯《老子》爲梵文，佛道學者之間發生的爭論，正好說明了佛教與道教對于老莊思想與佛教之關系的不同認識。
唐太宗二十一年(647年)，西域使李義從天竺返回長安向唐太宗上表奏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雲：“支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聖人說經，在俗流布。但此文不來，若得聞者必當信奉。”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爲梵言。我欲見之。””[②]“于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余鋒穎叁十余人，並集五通觀，日別參議，詳核《道德》。奘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爲譯之。”唐太宗隨即下敕令玄奘法師與諸位道士一起將《老子》翻譯成梵文流通國外。不料，此事卻因佛道學者因爲若幹問題無法達成一致而中途夭折，此中原由頗爲耐人回味。
這一譯事，道教方面的首領成英即唐代著名道士成玄英。據《新唐書·藝文志》記載：“玄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書成，道王元慶遣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嵩高山人李利涉爲序。唯《老子注》、《莊子疏》著錄。”[③]成玄英在其序文中說：“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叁十矣。”[④]從上述資料觀之，成玄英作《莊子疏》是在唐高宗永徽年流放之後。而與玄奘一起翻譯《老子》之時，《莊子疏》尚未成型，其思想尚在醞釀之中。貞觀年間，成玄英已經在道教界享有盛名，因而才能被選拔參與玄奘的譯場。不過，這次翻譯中發生的爭論，對于成玄英不啻是一種刺激，對于其後來的思想創造不失是一種歪打正著式的激勵。
從道宣的記載觀之，這次翻譯之所以不歡而散，重大爭執有叁：一是可否以佛教義理解釋《老子》，道教方面沿襲成說，玄奘則竭力反對。二是“道”的翻譯問題，道教方面主張沿用菩提，而玄奘力主以“末迦”譯之。叁是是否翻譯河上公序的問題，道教方面主張翻譯，玄奘則堅決拒絕。
關于第一個問題，道宣記載曰：“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對于這一以佛教中觀思想解釋老子的做法，玄奘深不以爲然。
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天乖，安用佛理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窮勘，出語濩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谛、四果，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湧，實質俱虛。奘曰：“諸先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說四谛、四果，道經不明，何因喪本虛談老子？且據四谛一門，門有多義，義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倫。向問四谛，但答其名，谛別廣義，尋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⑤]
玄奘以爲，佛教與道教之理有天壤之別，絕對不能以佛教義理來說明“道”義，而道教學者紛紛以四谛、四果等等佛教名相來比附道家概念，但在玄奘看來，其都不能有助于說明“道”義。玄奘說，四谛、四果是以往道經所未曾使用的，不能抛卻佛教的本來旨意來解釋老子。玄奘又對于那些只知曉佛教四谛之名並不了解四谛之深意的道教學者作了不客氣的批評。玄奘以相當堅定地口氣說，不能以佛教義理解釋老子。蔡晃則辯解說：“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維摩》、《叁論》，晃素學宗，致令吐言，命旨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爲本。在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爽。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何不思？”看來，蔡晃對于佛教方面引入老莊解釋佛教義理的做法與著述還是相當熟悉的，因此，蔡晃對于玄奘的反對也許感到莫名其妙。而玄奘是如此反駁的：
奘曰：“佛教初開，深經尚擁。老談玄理，微附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今佛經正論繁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然老子《道德》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群注，自余千卷，事雜符圖。蓋張、葛之咠附，非老君之氣葉。又《道德》兩卷，詞旨沈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至如何晏、王弼、嚴遵、鍾會、顧歡、蕭繹、盧景裕、韋處玄之流數十余家，注解老經，指歸非一，皆推步俗理，莫引佛言。如何棄置舊蹤，越津釋府？將非探赜過度，同夫混沌之竅耶？”[⑥]
玄奘首先說，從前因爲佛教初傳，重要的佛教經典尚未全部傳來，因此才有僧肇等人引入老莊以比擬佛教義理。現今傳入的佛教經典已甚爲全面，已經沒有必要再援用與佛教頗爲不同的老莊來說明佛教義理了。其次，玄奘認爲，《老子》五千文，並未如佛教一樣有“論”去解釋，而後來的注解則摻雜符圖，並老子之本意。最後，現存的十幾家注解《老子》的著作，其意旨不同，但卻並未引用佛經。據道宣所記載，玄奘如此發言之後，“諸徒無言以對，遂即染翰綴文。”[⑦]道教學者只得放棄以佛教思想與方法注解《老子》的打算。
關于“道”的翻譯問題，又表現了道教方面以佛教思想理解“道”義的一貫做法。玄奘提出可以以音譯的方法將“道”翻譯爲“末伽”，以意譯的方法翻譯爲“度”。諸位道士“等一時舉袂”反對：““道”翻“未伽”，失于古譯，昔稱“菩提”，此謂爲“道”。未聞“末伽”以爲“道”也。”玄奘則說：“菩提言“覺”，“末伽”言“道”。唐、梵音義，確爾難乖。豈得浪翻，冒罔天聽？”道士成玄英則曰：“佛陀言“覺”，菩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玄奘則曰：“傳聞濫真，良談匪惑，未達梵言，故存恒習。佛陀天音，唐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爲“覺”。此則人法兩異，聲釆全乖。末伽爲“道”，通國齊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經語問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者，余是罪人。非唯惘上，當時亦乃取笑天下。”[⑧]這裏涉及的不僅僅是一個翻譯的方法問題，實際上牽扯到佛道雙方對于老子之“道”的理解問題。在南北朝以降，爲了與佛教相抗衡，道教引入了佛教中觀學非有非無的方法以解釋“道體”、“道性”，特別是在佛教心性思想大討論的啓迪之下，開始探討“道”與“心”的關系問題。“升玄”與“體道”便是這一理路的最初結論。在這一思想背景下，道教界流行的看法就是以佛教的“菩提”來解釋“道”，而將佛陀理解爲“得道”者。而玄奘則堅持以“道”的基本義即“足所行道”及其引申義“度”來翻譯之。道教之所以有如此理解，是緣于想在衆生與道之間尋找連接點的用心，而“菩提”既是“覺”義，又是衆生成佛之依據，正好可以爲道教所借用來诠釋“道”義。玄奘從自己對佛教與道教差別性的理解與宗教感情出發，自然反對道教的這種借用。從爭論的實際效果看，玄奘由于語言方面及其它優勢，“自此衆鋒，一時潛退”。
第叁個重大爭論涉及到玄奘對于將《老子》道教化的態度。成玄英提議：“老經幽秘，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請爲翻度，惠彼邊戎。”[⑨]玄奘之所以拒絕翻譯河上公序，自然緣于其反對道教的態度。玄奘曰：“觀老存身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序實驚人，同巫觋之淫哇，等禽獸之淺術，將恐西關異國，有愧卿邦。”成玄英對于玄奘的態度大爲不滿，將此事禀告朝宰請求決斷。當時的宰相馬周卻說：“西域有道如李莊不？”答：“彼土尚道，九十六家。並厭形骸爲桎梏，指神我爲聖本，莫不淪滯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初六谛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爲笑林。奘告忠誠，如何不相體悉？”[⑩]由于當時的宰輔都持這一看法。《老子》的翻譯于是不了了之。
從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觀之，這次譯《老子》爲梵文的失敗，甚是可惜。但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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