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禅门僧诤与清雍正帝“拣魔辨异”评析
刘元春
提 要：明末临济宗内部圆悟与法藏之间的僧诤，焦点主要是禅宗传承源流、五家宗旨、禅风特点的看法不同。双方发生相互攻讦的原因，也与个人恩怨、特别是圆悟有门户之见有关。清雍正帝干预僧诤并且贬制法藏一系，虽有雍正帝个人的禅学倾向等原因，但关键还在于防止明朝遗民的反清活动，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封建专制的需要。僧诤的结果和影响，可以成为探讨中国佛教禅宗衰亡的一个视角。
关键词：僧诤 评析
在中国佛教史上，明末清初的“僧诤”，奏响了禅门诤讼的“绝唱”。一是因为其后再无类似系统而有深度的宗门教理之诤；二是因为皇权干预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是空前绝后的。它在禅宗衰微之时而“死水微澜”，从禅门之诤到皇权裁定，真正的主角是清世宗雍正帝，正是因为他的干预，才使一次禅门内的僧诤变得不同凡响。其中，所隐含的意义，是值得玩味的。
禅门之诤的由来
明朝末年，随着社会的动乱和朝廷对宗教管理的削弱，佛教又日渐活跃，呈现出复兴的气象。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高僧，他们针对佛教内部存在的流弊，弘宗立说，竭力维护佛教信仰的纯正。在佛教思想上，主要还是继承发扬宋以来教禅并重、禅净结合的思潮。因此，当时主要是佛教禅宗中临济宗、曹洞宗以及净土宗流行。在临济宗中，最活跃的是笑岩德宝(1512—1581)的弟子幻有正传一系。正传的着名弟子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和雪峤圆信，以及再传弟子汉月法藏、潭吉弘忍等人。其中，圆悟与 法藏、弘忍最着名，他们分别是明末僧诤的两方面的代表人物。
1、个人简历
圆悟(1566—1642)，号密云，俗姓蒋，宜兴人。少家贫，从事各种劳动。年二十六，因阅《坛经》，便向往佛教。二十九岁时，抛妻离子，出外游历。三十岁时，到常州龙池山从正传出家。他在答弟子法藏时讲：“老僧渔也渔过，樵也樵过，耕也耕过，牧也牧过。祗为不知本命元辰立地处，故入佛门来。” 出家之后，自觉未明大事，婉拒立即受戒，情愿服杂役，修苦行。“身任众务，以至鬻薪陶器，负米百里之外”，不辞劳苦。专心负杂役三年之后，才从师受戒。在他名化一方后，还以此警策门徒。曾对弟子门讲：“老僧三十一上侍先师，参禅学道，都在作里办。汝辈要安坐修行耶？老僧不愿丛林遗此法式。”这显然是遵循百丈清规行事。他晚年先后住持浙江、福建等地六座寺院，仍然带领大家劳动，实行“作则均其劳，饭则同其食” ，严格执行清规戒律。
圆悟一生历主名刹，在浙江、江苏、福建一带有很大影响。“六坐道场，说法二十六年，化溢支那，言满天下。” 他的弟子遍天下，剃度弟子二百多人，嗣法弟子十二人。其中，法藏、通容、海明、道忞在明清之交，影响最大。另外，“其未及付授者，又若干人。王臣国士参请归依者，不可胜数。” 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他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七十七岁时去世。弟子道忞为撰《行状》、《年谱》，又请钱谦益撰《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其中都称赞他一生是“以真实心，行真实行，悟真实道，说真实法，化真实众。”现存的还有道忞编的《密云禅师语录》十二卷，有圆悟批判法藏的《辟妄救略说》十卷等，均记录有他的生平事迹。
法藏(1573—1635)，字汉月，俗姓苏，无锡人。 出身于儒学世家，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十五，从德庆院僧为僮子，三年归家，行冠礼而后落发。曰：出家岂细事，可轻易为之耶？” 二十九岁，从高僧祩宏(1535—1615)即莲池大师受沙弥戒，并得到《高峰语录》。自述其：“见《高峰语录》，读之，隐隐如获故物。八年之内，费尽心力，吃尽苦头，居海虞之三峰，虚檐罅壁，草屋萝墙，床下流水，庭前草没，麦麸豆滓，掬水补衣，单单看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肋不至席。”同时，“遍购古尊宿语录读之。……因于初祖前然臂香，誓曰：倘得彻悟，愿不惜身命，力弘祖道。” 可见其修学勤苦。他还注重融会佛学与儒学的关系，曾以禅理解释《河图》、《洛书》，“粘《河图》、《洛书》于壁，尝语人曰：十河九洛，象教总持，须从无文字道理处求之直指。”(同上)三十七岁，始受具足戒。自称“四十悟道，五十四开堂”(同上)。但是，当时的丛林，要开堂说法，住持道场，还必须获得正宗禅师的资格，即必须学有师承，得到传法宗师的印可。于是，他在五十三岁时，拜圆悟为师。“密云悟公，以临济第十三世开法金粟，师徘徊而就之。云大喜，上堂告众曰：汉公处真实，出世先我，所以屈身来此者，为临济源流耳。老僧从来不易安第一座，今累汉公。” 也就是说，圆悟不仅接受法藏为承嗣弟子，还提升为“第一座”，使法藏获得了临济宗名正言顺的宗师资格。
法藏于明崇祯八年(1635)去世后，弟子弘储编《三峰和尚年谱》，集有《三峰和尚语录》(现存十六卷)，又请黄宗羲撰《塔铭》；现存还有法藏的《五宗原》一卷等。
2、起因
圆悟之所以收法藏为嗣法弟子，一是因为法藏已经颇具影响，从之问学和交游的禅僧与士大夫很多，在他周围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和参学团体，接纳他可以本宗本系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在于圆悟热衷于“授受”，喜欢收徒。圆悟与法藏之间，虽然名誉上存在师徒关系，但是，法藏是“自悟”，并非得法于圆悟，只是为了取得一代临济宗的继承权，才不得不拜在圆悟门下。而圆悟也深知法藏对于他并不心悦诚服，因而也就难以亲密无间。加之，圆悟的“及门者，多恶其张皇，谗构间作，于是……天下视其师弟子之间，若水火焉。”(同上)这为后来圆悟与法藏、弘忍之间的“僧诤”，也埋下了“情感”因素。
法藏的禅法思想与圆悟有根本的不同。他认为禅宗五家各有各的宗旨，都应继承和发扬，而不是象圆悟所主张的那样，仅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唯一法门。因此，法藏在明天启五年(1625)，作《五宗原》，对五家宗旨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基于对五家宗旨的分析概括，对那些抹杀“宗旨”，妄立门户，强作机锋的种种狂禅、邪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崇祯三年(1630)，圆悟得到了法藏送去的《五宗原》一书，未阅全文，束之高阁。不久，圆悟的同门圆修致书法藏，提出批评。法藏回书反驳。圆修把法藏的信寄给圆悟，请其裁决。圆悟对法藏进行了规劝训诲，但未见成效，便在第二年着《辟妄七书》；崇祯九年(1636)，又着《辟妄三录》，对法藏的《五宗原》进行批判。同时，其弟子木陈道忞着《五宗辟》，呵骂法藏。此时，法藏已经去世(1635)，其弟子弘忍着《五宗救》十卷，维护师说，兼驳圆悟。圆悟在读了此书后，于崇祯十一年(1638)，着《辟妄救略说》十卷，对法藏、弘忍师徒一起清算，将中国禅宗史上最后一次重大争论推向高潮。此时，争论的对方法藏、弘忍(？—1638)都已经离开人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禅门内部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清初；清世宗雍正帝于雍正十一年(1733)亲撰《御制拣魔辨异录》八卷，干预僧诤，下令毁弃法藏、弘忍的一切着作，禁止其后世法系存在，利用皇权支持圆悟而贬制法藏、弘忍。
二、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
关于双方争论的内容与焦点，比较系统记载的史料主要有：法藏的《五宗原》一卷、《五家语录序》等，圆悟的《辟妄救略说》十卷，雍正帝的《御制拣魔辨异录》八卷、《御选语录》十九卷中的有关序言等。 弘忍的《五宗救》目前只能在雍正帝的《辨异录》中知道大概。
法藏的《五宗原》分三部分：《序》里说明他着书的原因，是应四位侍者的要求：“尝闻诸方尊宿，欲抹杀五家宗旨，单传释伽拈花一事，谓之直提向上。然不知五家之立，果为谬妄者否？愿赐一言，以通其难。”他认为，“命将者，必以兵符；悟心者，必传法印。符不契，即为奸伪；法不同，则为外道。”因而，“兹当操提未破之密印，以擒托伪之奸党。”正文部分依次对临济宗、云门宗、沩仰宗、法眼宗、曹洞宗传承和宗旨等进行了论说，特别指出“唯临济宗为正的也”。最后是《总结》，突出其观点。法藏的行文善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语言简捷有力。
圆悟在《辟妄救略说》里，针对法藏、弘忍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序》中介绍他着书批驳的原因；第1—5卷主要是驳斥对方树立的“Ο相说”；第6—7卷主要是驳斥贬低棒喝的观点；第8—9卷主要是驳斥所讲的传承源流说；第9卷主要是再详细介绍他批驳的原因和理由；第10卷是总结。圆悟文中从印度“七佛”、禅宗“西天祖师”(共二十八祖)、到中国“东土祖师”(共六祖)、“六祖下”(共三十四世，第三十四世就是圆悟自己)，讲的系统但很是罗嗦，文义重复的很多，并且语词感情色彩很浓，贬损嘲骂，火气十足。
雍正帝在《拣魔辨异说》里，先把弘忍《五宗救》中的观点逐条列出，然后逐一驳斥。不过，他驳斥的理论基本是发挥了圆悟的思想，新意不多。他的观点在篇幅相当长的《上谕》(类于《序》)里，已经讲的很清楚了；而最后不长的结语里更明确地反映出他“拣魔辨异”的真正意图和方法。因为雍正帝生于后世又是总结性的，所以，参与驳斥的问题基本反映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根据雍正帝的《上谕》所示，再分析法藏、弘忍与圆悟之间的实际争论内容，焦点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传承源流
这是双方争论的最突出问题。法藏在《五宗原》开章说：
尝见绘事家图七佛之始，始于威音王佛。惟大作一Ο，圆相之后，则七佛各有言诠。言诠虽异而诸佛之偈旨，不出圆相也。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声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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