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祉與佛教慈善
一、社會福祉古今通，慈善兼濟實相共
世間常說“哲學是科學之母”，而孫中山說：“佛學是哲學之母。”他這話顯示了佛學和哲學的重要性，也是贊賞佛教的兼容並包和博大精深。哲學的主要內容是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方法論服從價值觀，又都基于世界觀。在世界觀中很重要的是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系，而價值觀中人生的幸福和社會的福祉又是核心的思考和追求。
在談及未來的理想社會時，馬克思與恩格斯1848年在《共産黨宣言》中說：“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這樣的社會裏，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充分地獲取物質和精神上的富足和幸福，並促進他人獲取同樣的富足和幸福。將自己的富足和幸福建立在他人貧乏與痛苦之上的做法是不可以的，即使是只顧自己生活質量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因爲只關注自己而得來的幸福注定是膚淺、短暫的，只有爲了更多人乃至爲了全人類的福祉而努力才可能得到深切、永恒的幸福，這不但是良善之心，更是明智之舉。馬克思在17歲中學畢業時就很深刻地認識到：要想做一個完美幸福的人，最好的途徑就是做最利益他人的事情。他在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思考》中說到：“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不應認爲，這兩種利益是敵對的，互相沖突的，一種利益必須消滅另一種的；人類的天性本身就是這樣的：人們只有爲同時代人的完美、爲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過得完美。”他認爲，只是爲自己的人，通過努力也可以獲得一定的幸福和名望，但卻“永遠不能成爲完美無疵的偉大人物”。年輕的馬克思通過對社會的觀察就已經能得到如下結論：“曆史承認那些爲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爲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爲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馬克思是這樣認識，自己本身也是這樣做的。雖然馬克思的一些觀點並非世界上所有人都認同，也不一定是無可超越的，但他對人類幸福的認識和追求是深刻而光明的，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在古代中國，崇奉孔子的儒者們倡導孝悌忠信的禮製，而其內心真正期許的是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如《禮記
禮運第九》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對“小康社會”乃至“大同世界”的向往，兩千多年來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當與“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理念相通的共産主義理想及其實踐理論馬克思列甯主義傳入中國時，在災難困苦的中國很快産生了深刻而長久的共鳴。
可以說，對人生幸福和理想社會的信念和追求在不同曆史時空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實踐方法，但其精神內涵是一脈相通的，“慈善兼濟，和諧共生”是其中一個內在的黃金法則。
二、自他相關受恩益，慈善施財合情理
在這個世界上，人不可能完全脫離社會而獨立生存，長期隱居深山、與世隔絕的人是極少的。事實是，個人的苦樂與身邊的環境乃至社會中的每個人都直接或間接、近切或疏遠地相關聯。人類社會如同一個龐大的生命體，牽一發而動全身。當世界上有人在遭受饑渴寒熱之苦、戰爭瘟疫之難的時候，衣食富足與和平健康的人如果都不去濟苦解難，那麼往往就會或早或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影響乃至禍及，不能獲得深切、安穩的幸福和快樂。
從另一方面看，每個人的衣、食、住、行、學習、娛樂等身心需求都直接或間接取自社會、受益于社會，自己個人勞動和金錢交易只是衆多生成因素中的一分。就像種子如果沒有土壤、陽光、水、肥料，就不可能長出果實；如果個人或者僅僅一家幾口人，隔絕于社會人群，那麼勞動的成果就會極其微薄，甚至連一塊布、一根針也難以生産。由此可以說：個人生命的維持、財富的獲得、智識的成長、尊嚴的建立完全得益于社會人群。
因此，我們回報社會、慈善兼濟，既是一種寬廣的胸懷、明睿的理智，也是一種責任和義務。
就中國來說，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很快地富裕起來。其中的原因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還有國家經濟政策的開放以及更多普通老百姓提供的消費市場等。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于中國社會如何發展，有他自己的思路，下面的話應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他希望通過這種途徑，慢慢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正因爲如此，作爲社會的組成分子，當我們富裕起來以後，如果忘掉這份義務和責任，就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在西方國家，很多人也把回饋社會當作理所應當的義務。世界首富比爾
蓋茨前不久宣布將自己全部資産580億美元悉數捐出用做慈善基金。比爾
蓋茨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十九世紀的鋼鐵巨頭安德魯
卡耐基對待財富的態度給了他很大的影響。在卡耐基看來，致富的目的應該是把多余的財富回報給同胞，以便爲社會帶來最大、最長久的價值。不僅如此，他還認爲人並沒有權利把所擁有的財富花在自己身上，而應該盡可能地將之貢獻于社會。“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這是卡耐基的經典名言。爲什麼他會有這樣的選擇和作爲呢？這取決于他對財富的如下認知：“財富主要不是個人的産品，而是社會的綜合果實。”他認爲市場的邏輯必須尊重，他掙的每一分錢都是市場對他創造效率的正當獎賞。通過這種市場競爭的手段，讓能創造效率的人把財富集中起來，並以最優的方式重新分配，以實施對大衆有利益的公共事業。他在美國各地建了爲數衆多的公共圖書館，就是這一財富哲學的具體體現。
這種回饋社會的慈善行爲表面是在物質上利益了一群人或個別人，而其背後有著深廣的社會效應和心理作用。從社會經濟角度看，慈善行爲歸屬爲第叁次分配。北京大學厲以甯教授在《股份製與市場經濟》(1994年)一書中，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的叁次分配進行了界定：第一次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的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公平與效率兼顧，側重公平的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進行的再分配；第叁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自願捐贈而進行的分配。一般認爲慈善事業就屬于第叁次分配的範疇。第叁次分配是對前兩次分配的有益補充，有助于縮小社會人群的貧富差距，更爲重要的是有助于倡導一種慈善的氛圍：一方面貧困的人群因爲能得到富裕人群的幫助而感受到社會大家庭的溫暖，另一方面也讓物質上已經致富的人群及時找到生命更深層次的意義和價值，不至于落入享樂主義的坑阱，白白浪費社會的財富與寶貴的生命。如愛因斯坦在《我對美國的最初印象》(1921年)一文中說：“美國人非常重視物質生活的享受……在這個國家裏，對錢財的過分重視比在歐洲還要厲害，但我看來，這已在減弱。人們終于開始體會到，巨大的財富對愉快和如意的生活並不是必需的。”熱心于慈善事業的臺塑大王王永慶前不久離開人世時，留給子女的遺書中說：“如果我們透視財富的本質，它終究只是上天托付作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沒有人可以真正擁有。面對財富問題，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能正確予以認知，並且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營造充實的人生。……藉由一己力量的發揮，能夠對于社會做出實質貢獻，爲人群創造更爲美好的發展前景，同時唯有建立這樣的觀念和人生目標，才能在漫長一生當中持續不斷自我期許勉勵，永不懈怠，並且憑以締造若幹貢獻與成就，而不虛此生。”愛因斯坦在《關于財富》(1934年)一文中還說到：“我絕對深信，世界上的財富並不能幫助人類進步，即使它是掌握在那些對這事業最熱誠的人的手裏也如此。只有偉大而純潔的人物榜樣，才能引導我們具有高尚的思想和行爲。金錢只能喚起自私自利之心，並且不可抗拒地會招致種種弊端。”
叁、慈善是行更是心，自他不二即和諧
就慈善行爲本身來說，被救濟者急需的是財物，而對慈善者真正起作用的是慈善心。如果沒有慈善心，即使有億萬家財，也會捐得很少，甚至一毛不拔。所捐錢物的多少只是在某種程度上體現慈善心的大小，但不能完全代表和替代慈善心。可能捐錢很少的窮人更有深切的慈善心。懷有慈善心的人，即使貧窮，也能多少捐助一點，或者使用體力幫助，或者給予言語安慰，都有助于困苦中的人；以後富有時，會捐得更多。至于對立、沖突、戰爭等，更非僅僅財物所能解決，需要的是發自慈善心的調解和慈善心的感染與啓發。因此真正值得贊揚和倡導的不是捐款數額之巨，而是慈善之心。如《讀者》雜志2007年第15期上《慈善的不是錢，是心》所講述的一個故事：
2007年2月16日，剛剛卸任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莊園裏舉行了一場慈善晚宴，旨在爲非洲貧困兒童募捐。應邀參加晚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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