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
方立天
[濟南]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1982年第8月
續編二
章目
一、東漢以來佛教思想發展的概貌和道安的生平
二、道安的禅法思想
叁、道安的般若思想
四、道安的本無思想實質上是玄學貴無思想的變相
五、道安佛教思想的社會作用
六、結束語
道安是我國東晉時期一位博學的佛學家，最有影響的佛教宣傳者和組織者，是當時佛教的領袖。研究和評述道安的生平和佛教哲學思想，對于了解與總結中國古代佛學史和哲學史，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東漢以來佛教思想發展的
概貌和道安的生平
佛教自東漢時傳入我國，起初被看爲是一種道術、祠祀。它著重宣揚靈魂輪回說，因而也特別重視內心，主張養生養神，少思寡欲，清淨無爲，心神明靜，以爲這樣就能無所不照，無所不能，而成爲佛，這種佛又被視爲我國傳統迷信的神。這也就是漢代佛教最重要的思潮禅法的基調。此外，它還宣傳大乘般若學。“般若”，就是所謂最高智慧。這一學說主張個人的智慧與萬物的本體“道”相冥合。個人的智慧本來是和道相合的，由于後天的各種原因而不能和道相合，所以最重要的是要使智慧解脫後天的種種限製，真正認識、體證本體，做到明本，也就成爲佛了。由此般若學十分重視智慧理論。大乘般若學後來得到魏晉時代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
魏晉以後譯經逐漸增多，自東漢至東晉共譯出佛典近千部；信徒也日益增多，到西晉已有寺廟一百八十多所，僧尼叁千七百人(參看《佛祖統紀》)。但是直到道安的時候，我國的佛教信徒對印度佛學還是處在食而不化的階段，並沒有真正理解和領會。當時譯經雖多，但疑僞雜出，翻譯沒有一定規則，草率粗糙，結果往往或因拘泥于直譯而譯理未盡，義難通曉，或因注重意譯而失其本旨，義多暧昧，還有因爲疏脫而前後矛盾、義不連貫的。爲了探索佛教的義理，有人采取“格義”或“合本”的方法，所謂“格義”就是以我國原有的術語、名詞、概念和範疇去比附擬配佛經的術語、名詞、概念和範疇。“合本”是把不同譯本彙編起來，加以對比研究。這種情況使得人們對佛學的自由比附與任意發揮，有了廣泛的可能性。
當時傳入我國的佛教主要有兩系，即“禅學”和“般若”，而“禅學”常雜以方術，“般若”多比附老莊。例如，有些禅學經典就以“守一得度”來解釋禅(注：道教《太平經》卷96：“夫一者，……可爲孝子，可爲忠臣，終老學之，不中止不懈，皆可得度世。”(見王明編：《太平經合校》第408頁)又：《太平經鈔乙之五》：“守一明之法，長壽之根也。萬神可祖(一作禦)，出光明之門。守一精明之時，若火始生時，急守之勿失。”(同上書，第16頁))。又如對般若思想的理解，“本無”原是魏晉玄學家用來說明本體的範疇的，而支、支謙和竺佛念在譯《般若經》時都用以譯“真如”，這實際上是把道、佛、本無和本體都視爲一樣的東西。玄學的“正始”遺風也浸入佛門，許多名僧都“高論適時”、“清談盡日”(參看《世說新語•文學》)，他們既用玄學的道理來解釋佛學，又用佛學的道理來發揮玄學。佛學在和玄學的合流中日益擴大了自己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佛教要進一步發展，就一方面要繼續翻譯印度傳來的佛經，以便不斷充實內容；要對已譯的佛經進行整理，以消除混亂；還進一步要求佛教學者消化和融會佛理，從浩繁佛經中概括出基本思想，以便使日益增多的信徒易于領會和接受；另一方面要繼續和玄學合流，以便不斷地擴大影響，同時要進一步爲擺脫對玄學的依附，爲自身的獨立發展開辟道路。道安的宗教活動和哲學思想就是應此而生的。
道安生于西晉懷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十二歲出家，因爲其貌不揚而被輕視，師父令他先從事農業勞動叁年。但由于他天資聰穎，記憶力超人，終于得到師父的器重，受戒後任其遊學，由此開始了僧侶生涯的重要曆程。道安從事佛教理論和實踐活動的進程，主要可分爲叁個階段：
(一)師事佛圖澄：佛圖澄是當時著名的僧侶，以方術爲石勒、石虎的後趙政權服務。石趙遷都于河南的邺(今臨漳縣西)，佛圖澄也隨之到邺。不久，約東晉成帝鹹康元年(公元335年)，道安到邺師事佛圖澄，“服膺終身”，直至澄死(東晉穆帝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裏，道安得到佛圖澄的賞識，佛圖澄講法，道安複述，在佛教理論方面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二)研習禅學：佛圖澄死後，道安因石氏內亂，在河北、山西一帶到處避難，其間曾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約在東晉哀帝興甯二年(公元364年)又遷居南下。道安雖然顛沛流離，山棲木食，景況艱難，但是齋講不斷，注經甚勤。在這大約十五年的時間裏，他深受北方佛教重視禅定的影響，主要是研習禅學，對于安世高傳來的《陰持入經》、《大十二門經》、《修行道地經》寫序作注，用力很深。對于般若也極留心，曾找到竺法護譯的《光贊》的殘本一品。
(叁)講習般若學：東晉哀帝興甯叁年(公元365年)道安到河南一帶，因慕容進攻河南，形勢極度混亂。恰在此時襄陽大名士習鑿齒迎請道安去弘法，于是道安繼續南下，率弟子四百多人到襄陽。在襄陽十五年，道安由于受南方佛教重視義理的影響，佛教思想發生重要的轉變，即從禅數轉而趣于性空，集中講習般若，每年講兩次《放光》經。並且孜孜矻矻，注釋《般若》、《道行》、《密迹》和《安般》等經，收集和整理經典、編撰經錄，受到朝野的推重，影響頗大。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前秦的苻堅攻克襄陽，道安和習鑿齒爲堅所迫致，“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陸機、陸雲)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晉書》第八十二卷，《習鑿齒傳》)一人指道安，半人指習鑿齒，習因腳疾嚴重，不能行走，故謂半人。道安在長安(西安)生活七年，至東晉孝武帝十年(公元385年)命終。道安晚年繼續講述般若諸經，並組織對小乘一切有部等佛典的傳譯。
道安雖然身處前秦的長安，但是心向東晉。據《高僧傳•釋道安傳》等史籍記載，他曾巧妙地含蓄地谏阻苻堅犯晉，中年以後逐漸由北南下，日益接近東晉王朝。
道安一生最主要的活動概括地說有兩方面：一是組織翻譯、整理和闡述經典，創立以“本無”爲宗旨的學派，後稱爲“本無宗”(雖號稱爲“宗”，實際上是學派，和後來隋唐時期的佛教宗派不同)；一是宣法傳教和培養弟子。
關于第一方面，首先是注經作序。根據《出叁藏記集》、《隋衆經目錄》和《曆代叁寶記》的記載，道安的著作共約有六十種，(佚失的約四十種，現存的約二十種)，涉及般若方等、阿含本緣、毘昙、名相、禅修、律儀等廣泛的方面。現存著作有各種經論序十六篇，其中十五篇載于《出叁藏記集》，一篇爲《鼻奈耶經序》，載于《大正藏》第24卷《鼻奈耶經》卷首；再是注疏一種：《人本欲生經注》一卷等。這些著述對闡明經義作用很大。僧祐在《出叁藏記集•道安傳》中說：“安……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敘，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第55卷，第108頁)。道安通過自己的著述，創立本無宗，它在我國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國哲學史上也有一定的影響。
其次組織譯經。道安晚年在長安主持譯事，共譯出衆經十部一百八十七卷，百萬余言，並且積極爭取佛經大翻譯家鸠摩羅什來長安譯經。他還總結翻譯工作的困難和經驗，提出“五失本，叁不易”的說法。“五失本”指有五種情況不能符合胡語佛經原本，即語法要適應中文的結構；文字要作適當的修飾；頌文的重複句子要刪略；連篇累牍的重頌要刪去；反複重述的內容要去掉。“叁不易”是講叁種不易于翻譯的情況，即古代特有的時俗不易譯得適合于今時；佛說的微言深義不易譯得使凡愚也能理解；傳譯的人都平庸，一般不易譯好。(見《摩诃缽羅波羅蜜經鈔序》，《出叁藏記集》第八卷，《大正藏》第55卷，第52頁)道安的這些總結對以後佛經的翻譯産生了影響。
再次，纂輯佛經目錄。道安以前，雖已有經錄，但只是一代或一人所翻譯的經錄，且只列經名，不著名類年代，自道安始作總錄，嚴別真僞。《高僧傳•釋道安傳》中說：“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诠鑒別品(評定)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道安廣泛搜尋流行的經典，加以整理編錄。他的《綜理衆經目錄》是後人給定的名字，原來題名已不詳，目錄原本也早已佚失。只在《出叁藏記集》的《綜理衆經目錄》中保存兩段原文：新集安公疑經錄、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見《大正藏》第55卷，第38、39頁)梁僧祐作《出叁藏記集》時曾見到過道安的目錄，《出叁藏記集》爲現存最古的經錄，而它的第二部分經錄本文，就是在全部吸收道安目錄的基礎上加以補充、擴大而成的。所以，僧祐對道安的目錄給以很高的評價，他說：“尋夫大法運流、世移六代(漢、魏、秦、涼、晉、宋)，撰注經錄，獨見安公。”(《出叁藏記集》第四卷，《大正藏》第55卷，第21頁)又說：“爰自安公，始述名錄，诠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伊人。”(《出叁藏記集》第二卷，《大正藏》第55卷，第5頁)以爲是名副其實的第一部經錄。道安的經錄不僅是對我國佛教發展史的寶貴貢獻，而且在我國目錄學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佛教經典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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