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
方立天
[济南]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1982年第8月
续编二
章目
一、东汉以来佛教思想发展的概貌和道安的生平
二、道安的禅法思想
三、道安的般若思想
四、道安的本无思想实质上是玄学贵无思想的变相
五、道安佛教思想的社会作用
六、结束语
道安是我国东晋时期一位博学的佛学家，最有影响的佛教宣传者和组织者，是当时佛教的领袖。研究和评述道安的生平和佛教哲学思想，对于了解与总结中国古代佛学史和哲学史，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东汉以来佛教思想发展的
概貌和道安的生平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起初被看为是一种道术、祠祀。它着重宣扬灵魂轮回说，因而也特别重视内心，主张养生养神，少思寡欲，清净无为，心神明静，以为这样就能无所不照，无所不能，而成为佛，这种佛又被视为我国传统迷信的神。这也就是汉代佛教最重要的思潮禅法的基调。此外，它还宣传大乘般若学。“般若”，就是所谓最高智慧。这一学说主张个人的智慧与万物的本体“道”相冥合。个人的智慧本来是和道相合的，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而不能和道相合，所以最重要的是要使智慧解脱后天的种种限制，真正认识、体证本体，做到明本，也就成为佛了。由此般若学十分重视智慧理论。大乘般若学后来得到魏晋时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
魏晋以后译经逐渐增多，自东汉至东晋共译出佛典近千部；信徒也日益增多，到西晋已有寺庙一百八十多所，僧尼三千七百人(参看《佛祖统纪》)。但是直到道安的时候，我国的佛教信徒对印度佛学还是处在食而不化的阶段，并没有真正理解和领会。当时译经虽多，但疑伪杂出，翻译没有一定规则，草率粗糙，结果往往或因拘泥于直译而译理未尽，义难通晓，或因注重意译而失其本旨，义多暧昧，还有因为疏脱而前后矛盾、义不连贯的。为了探索佛教的义理，有人采取“格义”或“合本”的方法，所谓“格义”就是以我国原有的术语、名词、概念和范畴去比附拟配佛经的术语、名词、概念和范畴。“合本”是把不同译本汇编起来，加以对比研究。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对佛学的自由比附与任意发挥，有了广泛的可能性。
当时传入我国的佛教主要有两系，即“禅学”和“般若”，而“禅学”常杂以方术，“般若”多比附老庄。例如，有些禅学经典就以“守一得度”来解释禅(注：道教《太平经》卷96：“夫一者，……可为孝子，可为忠臣，终老学之，不中止不懈，皆可得度世。”(见王明编：《太平经合校》第408页)又：《太平经钞乙之五》：“守一明之法，长寿之根也。万神可祖(一作御)，出光明之门。守一精明之时，若火始生时，急守之勿失。”(同上书，第16页))。又如对般若思想的理解，“本无”原是魏晋玄学家用来说明本体的范畴的，而支、支谦和竺佛念在译《般若经》时都用以译“真如”，这实际上是把道、佛、本无和本体都视为一样的东西。玄学的“正始”遗风也浸入佛门，许多名僧都“高论适时”、“清谈尽日”(参看《世说新语•文学》)，他们既用玄学的道理来解释佛学，又用佛学的道理来发挥玄学。佛学在和玄学的合流中日益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要进一步发展，就一方面要继续翻译印度传来的佛经，以便不断充实内容；要对已译的佛经进行整理，以消除混乱；还进一步要求佛教学者消化和融会佛理，从浩繁佛经中概括出基本思想，以便使日益增多的信徒易于领会和接受；另一方面要继续和玄学合流，以便不断地扩大影响，同时要进一步为摆脱对玄学的依附，为自身的独立发展开辟道路。道安的宗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就是应此而生的。
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十二岁出家，因为其貌不扬而被轻视，师父令他先从事农业劳动三年。但由于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终于得到师父的器重，受戒后任其游学，由此开始了僧侣生涯的重要历程。道安从事佛教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进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师事佛图澄：佛图澄是当时著名的僧侣，以方术为石勒、石虎的后赵政权服务。石赵迁都于河南的邺(今临漳县西)，佛图澄也随之到邺。不久，约东晋成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道安到邺师事佛图澄，“服膺终身”，直至澄死(东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道安得到佛图澄的赏识，佛图澄讲法，道安复述，在佛教理论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二)研习禅学：佛图澄死后，道安因石氏内乱，在河北、山西一带到处避难，其间曾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徒众数百，常宣法化。约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又迁居南下。道安虽然颠沛流离，山栖木食，景况艰难，但是斋讲不断，注经甚勤。在这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他深受北方佛教重视禅定的影响，主要是研习禅学，对于安世高传来的《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写序作注，用力很深。对于般若也极留心，曾找到竺法护译的《光赞》的残本一品。
(三)讲习般若学：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道安到河南一带，因慕容进攻河南，形势极度混乱。恰在此时襄阳大名士习凿齿迎请道安去弘法，于是道安继续南下，率弟子四百多人到襄阳。在襄阳十五年，道安由于受南方佛教重视义理的影响，佛教思想发生重要的转变，即从禅数转而趣于性空，集中讲习般若，每年讲两次《放光》经。并且孜孜矻矻，注释《般若》、《道行》、《密迹》和《安般》等经，收集和整理经典、编撰经录，受到朝野的推重，影响颇大。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前秦的苻坚攻克襄阳，道安和习凿齿为坚所迫致，“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陆机、陆云)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晋书》第八十二卷，《习凿齿传》)一人指道安，半人指习凿齿，习因脚疾严重，不能行走，故谓半人。道安在长安(西安)生活七年，至东晋孝武帝十年(公元385年)命终。道安晚年继续讲述般若诸经，并组织对小乘一切有部等佛典的传译。
道安虽然身处前秦的长安，但是心向东晋。据《高僧传•释道安传》等史籍记载，他曾巧妙地含蓄地谏阻苻坚犯晋，中年以后逐渐由北南下，日益接近东晋王朝。
道安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概括地说有两方面：一是组织翻译、整理和阐述经典，创立以“本无”为宗旨的学派，后称为“本无宗”(虽号称为“宗”，实际上是学派，和后来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不同)；一是宣法传教和培养弟子。
关于第一方面，首先是注经作序。根据《出三藏记集》、《隋众经目录》和《历代三宝记》的记载，道安的著作共约有六十种，(佚失的约四十种，现存的约二十种)，涉及般若方等、阿含本缘、毘昙、名相、禅修、律仪等广泛的方面。现存著作有各种经论序十六篇，其中十五篇载于《出三藏记集》，一篇为《鼻奈耶经序》，载于《大正藏》第24卷《鼻奈耶经》卷首；再是注疏一种：《人本欲生经注》一卷等。这些著述对阐明经义作用很大。僧祐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安……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第55卷，第108页)。道安通过自己的著述，创立本无宗，它在我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哲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组织译经。道安晚年在长安主持译事，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百万余言，并且积极争取佛经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他还总结翻译工作的困难和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说法。“五失本”指有五种情况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即语法要适应中文的结构；文字要作适当的修饰；颂文的重复句子要删略；连篇累牍的重颂要删去；反复重述的内容要去掉。“三不易”是讲三种不易于翻译的情况，即古代特有的时俗不易译得适合于今时；佛说的微言深义不易译得使凡愚也能理解；传译的人都平庸，一般不易译好。(见《摩诃钵罗波罗蜜经钞序》，《出三藏记集》第八卷，《大正藏》第55卷，第52页)道安的这些总结对以后佛经的翻译产生了影响。
再次，纂辑佛经目录。道安以前，虽已有经录，但只是一代或一人所翻译的经录，且只列经名，不著名类年代，自道安始作总录，严别真伪。《高僧传•释道安传》中说：“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鉴别品(评定)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道安广泛搜寻流行的经典，加以整理编录。他的《综理众经目录》是后人给定的名字，原来题名已不详，目录原本也早已佚失。只在《出三藏记集》的《综理众经目录》中保存两段原文：新集安公疑经录、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见《大正藏》第55卷，第38、39页)梁僧祐作《出三藏记集》时曾见到过道安的目录，《出三藏记集》为现存最古的经录，而它的第二部分经录本文，就是在全部吸收道安目录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而成的。所以，僧祐对道安的目录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寻夫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汉、魏、秦、凉、晋、宋)，撰注经录，独见安公。”(《出三藏记集》第四卷，《大正藏》第55卷，第21页)又说：“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出三藏记集》第二卷，《大正藏》第55卷，第5页)以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部经录。道安的经录不仅是对我国佛教发展史的宝贵贡献，而且在我国目录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佛教经典是佛教…
《道安(方立天)》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