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大師 禅宗巨匠

　　——永明延壽禅師述評

　　湖南電子工業大學 蔡日新

　　永明延壽(904—975)作爲法眼宗的最後一代大師，他的圓寂雖是在北宋的開寶八年，但他弘法所處的地域卻仍然是在吳越那個小王國裏。因爲，吳越小王國自錢椒在893年建立以來，到宋太宗太平興國叁年(978)忠懿王錢做交出所轄十叁州爲止，這個小王朝一直延續了86年之久。然而，作爲法眼宗的一代大師，延壽以他豐碩的禅門著述，給兩宋的禅學轉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加之，北宋的天子對這位禅門宗匠也倍加褒獎，宋太宗趙光義在延壽圓寂之後，曾給他住持的寺院賜額“壽甯禅院”，因此，我們還是把延壽的禅行與著述放到宋元時期來加以探討，以期對禅學思想的傳承能有一個更加清晰的線索。

　　在另一方面，中國禅宗發展至晚唐五代之前，禅師中尚未出現過像延壽這樣著書立說的大德，即便此前圭峰宗密曾有過大量的著述，但宗密雖然在菏澤門下參學過，而他最終還是進入了華嚴家，成爲了澄觀的弟子，並被後世尊爲華嚴宗的第五代祖師。除此之外，禅師們的傳記或語錄，大都是在他們圓寂之後，由其門人弟子追述前德言教，相與纂輯而成。盡管禅門此前也曾有過永嘉《證道歌》、石頭《參同契》與雲岩《寶鏡叁昧歌》等禅偈之類的作品出現，但均是短製，也大多是在口頭流傳。玄覺禅師所撰述的《永嘉集》，也是由其門人魏淨纂輯(《祖堂集》謂由玄覺之姊所纂)而成，像永明禅師這樣著書豐碩的大師，在此前確實不曾有過。從永明大師禅學著作的出現，愈加可以見出南方佛教弘傳的穩定與健康之特性，它對兩宋的禅學發展所帶來的巨大的影響，顯然是不可低估的。因此，我們把永明延壽禅師的研究放在兩宋來探討，似乎更加符合禅宗的曆史發展規律。

　　一、永明延壽禅師的行狀

　　延壽的行狀在《宋高僧傳》、《景德錄》、《禅林僧寶傳》、《聯燈會要》、《五燈會元》等文獻中均有記載，而自稱是延壽嗣法雲孫的大壑，還特意爲延壽輯錄了《永明道迹》一卷，由此可見，延壽的生平材料還是比較翔實的。延壽，俗姓王，字沖玄，號抱一子，原籍在丹陽，後遷余杭，遂家焉。據說，延壽在孩提時，便喜歡坐高榻，乃至引起其父母的不滿，他于是躍而下地，跪泣父母面前，請求諒解，從而使家庭關系愈加和睦。據各本所載，延壽在總角””時，便歸心佛教，不吃葷腥。到了成年之後，他每天只吃一頓飯，時常念誦《法華經》，達到了“七行俱下”的熟練程度。到了16歲時，延壽已經是一位才華出衆的儒生了，據傳他當年曾給吳越國的文穆王錢元瑾獻過《齊天賦》，于是“衆推間世之才，鹹欲官之”。大概就是由于這次的嶄露頭角，延壽出仕爲余杭庫吏，到他28歲那年，又升爲華亭鎮將，主管軍需物資。延壽在做華亭鎮將期間，經常買魚蝦等動物放生，乃至動用了府庫中的資金，事發後，被判死刑。當延壽被押赴市曹時，他面無戚容，典刑官覺得奇怪而問其緣故，延壽回答說我動用庫中的錢是爲了放生，自己沒有私用一文，于心無愧。因此，延壽被無罪釋放，並從龍冊寺翠岩禅師出家，時年(929)30。翠岩禅師即明州翠岩令參禅師，他是雪峰義存(8X—908)的弟子，《聯燈會要》與《五燈會元》均錄有其事迹。

　　至于延壽受具足戒之年，各本卻未有明確的記載，亦不知其戒師。在《宋高僧傳》卷二十八，只載延壽投翠岩“削染登戒”，篇末雲延壽“春秋七十二，法臘叁十七”。依此戒臘上推，則他的受戒應當在後唐清泰二年(935)，是年，延壽36歲。且這種說法似與該傳上文中“壽舍妻拿，削染登戒”一語，頗爲自相抵牾。今查《景德錄》，則雲延壽“壽七十二，臘四十二”，依此上推，則延壽在36歲時登戒，亦即出家後的第二年。因延壽28歲時坐虧錢巨萬而獲罪，遇赦後他便投翠岩出家，蓋當時年齡已經29歲了，出家一年以後，他便受戒，這也應當是比較合乎情理的，同時也符合僧製。今以兩種文獻比較，以《景德錄》所載較合乎邏輯，以故從其說。

　　此後，延壽曾到天臺山天柱峰(《永明道迹》作“智者岩”)習定九旬，乃至“有鳥類尺鹦，巢于衣械中”，他才出定。在具有如此的禅定修習功力之後，他才去參禮德韶禅師，求他“決擇所見”，此時德韶“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並對延壽作了懸記：“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延壽在德韶門下得法之後，曾到國清寺結壇修“法華忏”，此後又到金華天柱峰誦《法華經》叁年。直到後周廣順二年(952)，延壽才出住明州(今浙江省甯波市)雪窦寺(在今天浙江省奉化縣)，一時，“學侶臻湊”。延壽洋洋肋萬字的佛學巨著《宗鏡錄》，就是在雪窦寺完成初稿，在杭州淨慈寺定稿的。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杭州靈隱寺在會昌年間遭到破壞，以後雖幾經修複，但難複原貌。此時，吳越國忠懿王錢做決定重修靈隱寺，于是禮請延壽到靈隱寺主持複興工作，遂大興土木，重修殿字，增建僧房500余間，繼而又建殿宇房舍1300余間。全寺有9樓、18閣、72殿堂，四面加築圍廊，自山門繞至方丈室，左右相通。此後由延壽擔任靈隱寺主持，靈隱寺因而得以中興，寺僧達3000之衆，盛況空間。

　　後周顯德元年(954)，錢做建慧日永明院(即杭州淨慈寺)，禮請衢州道潛禅師居之，爲開山祖師。並同意道潛之請，將塔下羅漢銅像移人新寺供養，使淨慈寺成爲當時最隆盛的道場。宋建隆二年(961)錢做迎請延壽人淨慈寺繼道潛法席，爲第二任住持。延壽在杭州永明寺前後住持共15年，度弟子1700余人，而寺中學侶常盈2000。宋太祖開寶七年(970)，延壽人天臺山，度僧約萬人。同年奉敕在錢塘江建造六和塔，用以鎮潮，錢王亦署延壽爲“智覺禅師”。

　　延壽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大師，他出家之後，精進務道，許多文獻對此有翔實的記載。《永明道迹》載他在翠岩出家受戒之後，“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缯纩，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景德錄》載他“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余力，念《法華經》一萬叁幹部”。查《慧日永明寺智覺禅師自行錄》，延壽禅師晝夜六時修道，不曾有“一時一刻、一念一頃”的松懈，他時刻省察自己曾有“幾心欲摧伏煩惱，幾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叁寶、四谛，幾心悟苦、空、無常，幾心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衆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業，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精進，幾心欲禅寂顯慧，幾心欲慈濟五道，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辦所難辦，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幾心欲作佛化度群生……”雖然，這些句子是從南齊蕭子良的《淨住子淨行法•檢覆叁業門第七》中轉引出來的，但其中包含了延壽禅師恪遵古德嚴格律己的作風。爲此，延壽爲自己一生的修行確定了108件佛事(《自行錄》作每日百零八件佛事)，其中包含了持咒、念佛、禮佛、忏悔、誦經、坐禅、說法等，尤以持咒與念佛爲最。對于延壽的這種精進的行持，後人無不歎服，惠洪在《延壽傳》末的贊語中說：“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狀，必枯悴 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眉目秀拔，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禦，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真乘悲願而至者也!”

　　延壽的著述很豐富，其傳世者有《宗鏡錄》一百卷、《萬善同歸集》六卷，另外還有《唯心訣》、《定慧相資歌》、《神棲安養賦》、《警世》等作，《景德錄》說他還有“詩、偈、賦詠凡千萬言”。如果按照《自行錄》卷末所開列的著述目錄，延壽的著作“共六十一本，總一百九十七卷”，顯然不止以上所列數種，其中散轶者自然不少。延壽的著述在他住世時就傳播到了海外，當時“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赍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叁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當年，德韶國師應羲寂之請，派人到高麗謄寫智者的著作回國，而此時高麗國又派人到延壽這裏受學，可見，當時中朝佛教文化的交流之頻繁。宋太祖開寶八年(975)十二月二十六日，延壽圓寂于永明寺，翌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並樹亭紀念，宋太祖賜其塔額曰“壽甯塔院”。

　　關于延壽的弟子，在《宋高僧傳》與《禅林僧寶傳》等文獻中，均無具體的記載。僅在契嵩的《傳法正宗記》卷八與《景德錄》卷二至六中，載“大鑒之十二世，曰杭州永明延壽禅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富陽子蒙者，一曰杭州朝明院津禅師者”。契嵩(1007—1072)的出世去延壽不到半個世紀，他的這一記載應當是可信的。如果要按實際情況來說，延壽的弟子應當遠不止朝明院津與富陽子蒙兩人，我們僅從延壽在吳越弘傳禅法的影響就可以想像得出來。誠然，富陽子蒙與朝明院津的嗣後弟子無文獻記載，但《永明道迹》的作者大壑，他也自稱是“淨慈寺嗣法雲孫”(即延壽下第九代)。可見，法眼宗並非是在延壽以後便斷了法嗣的，至少是延續到了延壽下的兩叁代之後了，由于文獻記載的疏漏，使我們無從得知了。但延壽的後嗣弘法所至的地域，卻始終沒有離開吳越這個圈子，他們主要活動于杭州一帶。至于法眼宗在延壽以後法嗣趨于衰落的原因，我想應當是多方面的，必須從多方面去曆史地加以考察，才能找出其中的原因。首先，作爲法眼宗最後的一代宗師，延壽不但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宗教實踐者，而且也是一代著作等身的大師，其後人要在修持與學術兩個方面都承嗣其法統，恐怕不是那麼容易的，此蓋爲法眼宗衰落的內在原因。其次，法眼宗白天臺德韶至永明延壽兩代禅師，其弘法之影響主要在吳越小王國的地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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