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大师 禅宗巨匠

　　——永明延寿禅师述评

　　湖南电子工业大学 蔡日新

　　永明延寿(904—975)作为法眼宗的最后一代大师，他的圆寂虽是在北宋的开宝八年，但他弘法所处的地域却仍然是在吴越那个小王国里。因为，吴越小王国自钱椒在893年建立以来，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忠懿王钱做交出所辖十三州为止，这个小王朝一直延续了86年之久。然而，作为法眼宗的一代大师，延寿以他丰硕的禅门著述，给两宋的禅学转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加之，北宋的天子对这位禅门宗匠也倍加褒奖，宋太宗赵光义在延寿圆寂之后，曾给他住持的寺院赐额“寿宁禅院”，因此，我们还是把延寿的禅行与著述放到宋元时期来加以探讨，以期对禅学思想的传承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线索。

　　在另一方面，中国禅宗发展至晚唐五代之前，禅师中尚未出现过像延寿这样著书立说的大德，即便此前圭峰宗密曾有过大量的著述，但宗密虽然在菏泽门下参学过，而他最终还是进入了华严家，成为了澄观的弟子，并被后世尊为华严宗的第五代祖师。除此之外，禅师们的传记或语录，大都是在他们圆寂之后，由其门人弟子追述前德言教，相与纂辑而成。尽管禅门此前也曾有过永嘉《证道歌》、石头《参同契》与云岩《宝镜三昧歌》等禅偈之类的作品出现，但均是短制，也大多是在口头流传。玄觉禅师所撰述的《永嘉集》，也是由其门人魏净纂辑(《祖堂集》谓由玄觉之姊所纂)而成，像永明禅师这样著书丰硕的大师，在此前确实不曾有过。从永明大师禅学著作的出现，愈加可以见出南方佛教弘传的稳定与健康之特性，它对两宋的禅学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显然是不可低估的。因此，我们把永明延寿禅师的研究放在两宋来探讨，似乎更加符合禅宗的历史发展规律。

　　一、永明延寿禅师的行状

　　延寿的行状在《宋高僧传》、《景德录》、《禅林僧宝传》、《联灯会要》、《五灯会元》等文献中均有记载，而自称是延寿嗣法云孙的大壑，还特意为延寿辑录了《永明道迹》一卷，由此可见，延寿的生平材料还是比较翔实的。延寿，俗姓王，字冲玄，号抱一子，原籍在丹阳，后迁余杭，遂家焉。据说，延寿在孩提时，便喜欢坐高榻，乃至引起其父母的不满，他于是跃而下地，跪泣父母面前，请求谅解，从而使家庭关系愈加和睦。据各本所载，延寿在总角””时，便归心佛教，不吃荤腥。到了成年之后，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时常念诵《法华经》，达到了“七行俱下”的熟练程度。到了16岁时，延寿已经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儒生了，据传他当年曾给吴越国的文穆王钱元瑾献过《齐天赋》，于是“众推间世之才，咸欲官之”。大概就是由于这次的崭露头角，延寿出仕为余杭库吏，到他28岁那年，又升为华亭镇将，主管军需物资。延寿在做华亭镇将期间，经常买鱼虾等动物放生，乃至动用了府库中的资金，事发后，被判死刑。当延寿被押赴市曹时，他面无戚容，典刑官觉得奇怪而问其缘故，延寿回答说我动用库中的钱是为了放生，自己没有私用一文，于心无愧。因此，延寿被无罪释放，并从龙册寺翠岩禅师出家，时年(929)30。翠岩禅师即明州翠岩令参禅师，他是雪峰义存(8X—908)的弟子，《联灯会要》与《五灯会元》均录有其事迹。

　　至于延寿受具足戒之年，各本却未有明确的记载，亦不知其戒师。在《宋高僧传》卷二十八，只载延寿投翠岩“削染登戒”，篇末云延寿“春秋七十二，法腊三十七”。依此戒腊上推，则他的受戒应当在后唐清泰二年(935)，是年，延寿36岁。且这种说法似与该传上文中“寿舍妻拿，削染登戒”一语，颇为自相抵牾。今查《景德录》，则云延寿“寿七十二，腊四十二”，依此上推，则延寿在36岁时登戒，亦即出家后的第二年。因延寿28岁时坐亏钱巨万而获罪，遇赦后他便投翠岩出家，盖当时年龄已经29岁了，出家一年以后，他便受戒，这也应当是比较合乎情理的，同时也符合僧制。今以两种文献比较，以《景德录》所载较合乎逻辑，以故从其说。

　　此后，延寿曾到天台山天柱峰(《永明道迹》作“智者岩”)习定九旬，乃至“有鸟类尺鹦，巢于衣械中”，他才出定。在具有如此的禅定修习功力之后，他才去参礼德韶禅师，求他“决择所见”，此时德韶“一见而深器之，密授玄旨”，并对延寿作了悬记：“汝与元帅有缘，他日大兴佛事。”延寿在德韶门下得法之后，曾到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此后又到金华天柱峰诵《法华经》三年。直到后周广顺二年(952)，延寿才出住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雪窦寺(在今天浙江省奉化县)，一时，“学侣臻凑”。延寿洋洋肋万字的佛学巨著《宗镜录》，就是在雪窦寺完成初稿，在杭州净慈寺定稿的。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杭州灵隐寺在会昌年间遭到破坏，以后虽几经修复，但难复原貌。此时，吴越国忠懿王钱做决定重修灵隐寺，于是礼请延寿到灵隐寺主持复兴工作，遂大兴土木，重修殿字，增建僧房500余间，继而又建殿宇房舍1300余间。全寺有9楼、18阁、72殿堂，四面加筑围廊，自山门绕至方丈室，左右相通。此后由延寿担任灵隐寺主持，灵隐寺因而得以中兴，寺僧达3000之众，盛况空间。

　　后周显德元年(954)，钱做建慧日永明院(即杭州净慈寺)，礼请衢州道潜禅师居之，为开山祖师。并同意道潜之请，将塔下罗汉铜像移人新寺供养，使净慈寺成为当时最隆盛的道场。宋建隆二年(961)钱做迎请延寿人净慈寺继道潜法席，为第二任住持。延寿在杭州永明寺前后住持共15年，度弟子1700余人，而寺中学侣常盈2000。宋太祖开宝七年(970)，延寿人天台山，度僧约万人。同年奉敕在钱塘江建造六和塔，用以镇潮，钱王亦署延寿为“智觉禅师”。

　　延寿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大师，他出家之后，精进务道，许多文献对此有翔实的记载。《永明道迹》载他在翠岩出家受戒之后，“执劳供众，都忘身宰；衣不缯纩，食无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景德录》载他“常与七众受菩萨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诸生类不可称算。六时散华，行道余力，念《法华经》一万三干部”。查《慧日永明寺智觉禅师自行录》，延寿禅师昼夜六时修道，不曾有“一时一刻、一念一顷”的松懈，他时刻省察自己曾有“几心欲摧伏烦恼，几心欲降伏魔怨，几心念三宝、四谛，几心悟苦、空、无常，几心念报父母恩慈，几心愿代众生受苦，几心发念菩萨道业，几心欲布施、持戒，几心欲忍辱精进，几心欲禅寂显慧，几心欲慈济五道，几心欲劝励行所难行，几心欲超求办所难办，几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几心欲作佛化度群生……”虽然，这些句子是从南齐萧子良的《净住子净行法•检覆三业门第七》中转引出来的，但其中包含了延寿禅师恪遵古德严格律己的作风。为此，延寿为自己一生的修行确定了108件佛事(《自行录》作每日百零八件佛事)，其中包含了持咒、念佛、礼佛、忏悔、诵经、坐禅、说法等，尤以持咒与念佛为最。对于延寿的这种精进的行持，后人无不叹服，惠洪在《延寿传》末的赞语中说：“予初读《自行录》，录其行事，日百八件；计其貌状，必枯悴 劣。及见其画像，凛然丰硕，眉目秀拔，气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说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闻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孙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呜呼，真乘悲愿而至者也!”

　　延寿的著述很丰富，其传世者有《宗镜录》一百卷、《万善同归集》六卷，另外还有《唯心诀》、《定慧相资歌》、《神栖安养赋》、《警世》等作，《景德录》说他还有“诗、偈、赋咏凡千万言”。如果按照《自行录》卷末所开列的著述目录，延寿的著作“共六十一本，总一百九十七卷”，显然不止以上所列数种，其中散轶者自然不少。延寿的著述在他住世时就传播到了海外，当时“高丽国王览师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精数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当年，德韶国师应羲寂之请，派人到高丽誊写智者的著作回国，而此时高丽国又派人到延寿这里受学，可见，当时中朝佛教文化的交流之频繁。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十二月二十六日，延寿圆寂于永明寺，翌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并树亭纪念，宋太祖赐其塔额曰“寿宁塔院”。

　　关于延寿的弟子，在《宋高僧传》与《禅林僧宝传》等文献中，均无具体的记载。仅在契嵩的《传法正宗记》卷八与《景德录》卷二至六中，载“大鉴之十二世，曰杭州永明延寿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富阳子蒙者，一曰杭州朝明院津禅师者”。契嵩(1007—1072)的出世去延寿不到半个世纪，他的这一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如果要按实际情况来说，延寿的弟子应当远不止朝明院津与富阳子蒙两人，我们仅从延寿在吴越弘传禅法的影响就可以想像得出来。诚然，富阳子蒙与朝明院津的嗣后弟子无文献记载，但《永明道迹》的作者大壑，他也自称是“净慈寺嗣法云孙”(即延寿下第九代)。可见，法眼宗并非是在延寿以后便断了法嗣的，至少是延续到了延寿下的两三代之后了，由于文献记载的疏漏，使我们无从得知了。但延寿的后嗣弘法所至的地域，却始终没有离开吴越这个圈子，他们主要活动于杭州一带。至于法眼宗在延寿以后法嗣趋于衰落的原因，我想应当是多方面的，必须从多方面去历史地加以考察，才能找出其中的原因。首先，作为法眼宗最后的一代宗师，延寿不但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宗教实践者，而且也是一代著作等身的大师，其后人要在修持与学术两个方面都承嗣其法统，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此盖为法眼宗衰落的内在原因。其次，法眼宗白天台德韶至永明延寿两代禅师，其弘法之影响主要在吴越小王国的地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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