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道儒三教伦理的交涉——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
圣凯法师
【提要】 佛教深受中国固有儒家、道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最为具体，并且影响到道教伦理。本文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着重探讨中国佛教如何理解作为在家佛教徒道德规范的五戒，尤其是各种佛教著述中五戒与五常的配对问题。我们认为，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对最早是道教提出，昙靖作《提谓波利经》时吸收了这种配对，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的通说。因此，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佛、道、儒三教在伦理上的交涉和相互影响。
【关键词】 五戒 五常 提谓波利经 三教伦理
一 问题的提出
按照解释人类学的说法，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2]印度与中国，由于气候、地域、风土人情的不同，所以在思想信仰上有很多的差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必然会受到中国固有的儒家与道教文化的冲击，在不断的交涉与调和下，终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3]
中国传统文化对印度佛教也表示出自己的迎合与抗拒，所迎合的是以中国之人文、圆融思想而汇成佛教之圆顿宗派，所抗拒的是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导致的伦理、道德观点方面的差异。面对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抗拒，佛教不得不作出自身的调整与妥协，同时也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最为具体、明显。同时，二者交涉还影响到了道教伦理的发展。
虽然海内外学界已经对中国佛教伦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仍有待于深入，因此我们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来探讨中国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与融合问题。因为五戒作为在家佛教徒的道德规范，在普及五戒的过程中，为了能够使中国民众接受佛教的戒律，中国佛教便与儒家的「五常」配对，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同时，为了增加说法上的神圣性，还出现了《提谓波利经》。
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在家优婆塞、优婆夷所受持的五条制戒。因为五戒是一切佛戒的基础，进入佛门之后的在家弟子便应受持，所以通常称为「在家戒」。劳政武先生认为，五戒的前四戒具有「自然法」性质[5]，因为五戒是「五大施」[6]，所谓：「五戒法是三世诸佛之父，依五戒而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7]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这是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的第一次策问时提出的：「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五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8]五常之道是董仲舒的创造，孔子思想体系中虽有「仁」、「义」、「礼」、「智」、「信」诸范畴，但并未将其连用，更未从价值体系建构的理论高度、从道德论层面明确予以论述。孟子虽然把仁、义、礼、智看作人们不可或缺的四种品德，但并未将信与四德并提。[9]董仲舒主要借助于《公羊春秋》的「五[10]其比，偶其类」[11]的主观模拟方法，一方面通过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赋予自然现象以道德的属性，把自然规律和伦理法则相混同，从而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天」有意识、有目的的安排，特别是自然变异，更被视为「天意」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又通过把社会关系神秘化，赋予社会现象以神学的含义，宗法封建制的各种等级名分和隶属关系都被说成是在「名号」中表达了「天意」。[12]所以，他用五行来比附「五常」及人身的五脏，这对后来中国佛教在解释五戒时影响十分巨大。
其实，五戒作为佛教的道德规范，五常作为儒家的道德规范，二者在基础、目标、形式、重点方面有相当大的不同。[13]如：不杀生可以说是仁的一种具体表现，但不能说「不杀生」等于「仁」，因为「仁」的外延大太多了。又如，不饮酒虽然含有「礼」与「智」的精神，但是儒家的「礼」与「智」绝不等于佛教的不饮酒戒，因为儒家并不戒酒。虽然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毕竟有一种相近相接的趋势。所以，中国佛教在弘扬五戒的过程中自然与五常相配对。那么，二者是如何配对的？二者的配对在儒、佛的关系上表现出怎样的倾向？[14]另外，在道教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这种配对，这又表现出了佛、道、儒三者是怎样的关系？在三教中，这种配对最早是由哪一种最早发明的？
我们正是基于上述的问题，在先贤前辈的指引下，对五戒与五常的配对进行深入研究，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加深了解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从另一侧面说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二 有关五戒的经典及其疑伪经典
有关五戒，最早在《阿含经》中出现，如《中阿含》卷二十八中的《瞿昙弥经》、《长阿含经》卷二的《游行经》、卷十一的《善生经》、《增一阿含》卷二十三的《增上品》。[15]另外，在《出三藏记集》卷二，我们看到有宋求那跋摩翻译的《优婆塞五戒略论》一卷、《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一卷，后凉昙无谶翻译的《优婆塞戒经》七卷；在《出三藏记集》卷四「失译」中，有《贤者五戒经》一卷、《优婆塞五戒经》一卷、《三品弟子经》一卷、《戒消灾经》一卷、《灌顶三归五戒带佩护身咒经》一卷、《三归五戒神王名》一卷、《五戒报应经》一卷、《道本五戒经》一卷。[16]
从东晋到南北朝初期，有关五戒的经典相继译出，同时，有关出家戒及菩萨戒的经典也逐渐译出，如罗什所译《梵网经》、竺佛念所译《菩萨璎珞本业经》、求那跋摩所译《佛说菩萨内戒经》、《菩萨善戒经》、昙无谶所译《菩萨地持经》及失译《在家菩萨戒经》、《在家律仪经》等。因为五戒通大、小乘戒律，这些菩萨戒经的传播推动了五戒的流行。
随着五戒的流行、实践者的增多，在五戒的阐释及理论方面必定有进一步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有关五戒的疑伪经。[17]因为了解五戒持犯的要求的进一步提出，所以首先从律部中采摘撰述成经典。如依《十诵律》撰成《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从《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中撰成《离欲优婆塞优婆夷具行二十二戒》。[18]这完全为了佛教徒本身持戒及了解戒相的需要，是佛教内部的自我要求。
五戒毕竟是佛教的伦理道德，佛教徒生活在社会中，肯定会受到来自儒家的纲常伦理的强大压力，所以.，如何将五戒与儒家的五常调和是佛教弘扬者必须解决的问题。道端良秀先生认为，五戒与五常在数目上都是五，数目的一致是突破口。[19]因为从汉代以来，「五[20]其比，偶其类」的主观模拟方法非常盛行，五戒与五常一致便能进一步与五星、五岳、五脏、五经、五德、五色、五行、五阴等配合，这样就符合了中国的思想，成为中国人理解佛教的最好手段。所以，这种数目的一致为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合提供了最好的前提，也为《提谓波利经》的创作提供了条件。
三 《提谓波利经》中的五戒、五常
对于《提谓波利经》的研究，随着敦煌遗书的发现，国际学界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21]我们在前辈的基础上对该经中的五戒与五常关系进行考察，旨在阐明该经所体现的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与融合。
北魏时代，在太武帝灭佛以后，佛教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外域传来的各种经典大部分已经遭受焚毁，几乎没有经典可以作为依据，即使残存的一些，也不足指导北魏庶民，所以出现了大量的疑经。《提谓波利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最早见于《出三藏记集》卷五，说是「北国比丘昙靖撰」。[22]后来，《历代三宝纪》卷九也将之断为疑经：
《提谓波利经》二卷，见《三藏记》。右一部，合二卷，宋孝武世，元魏沙门释昙静[23]于北台[24]撰。见其文云：东方太山，汉言代岳；阴阳交代，故云代岳。于魏世出，只应云魏言，乃曰汉言，不辨时代，一妄；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译之，两语相翻，不识梵魏，二妄。其例甚多，不可具述，备在两卷经文。旧录别载，有《提谓经》一卷，与诸经语同，便靖加足五方、五行，用石糅金，致成疑耳。[25]
昙靖二卷本《提谓经》是在一卷本的基础上编成的，同时吸收了五方、五行等中国思想，出现了以「汉」代「魏」、称「代岳」为「太山」的错误。
道宣《续高僧传》吸收了《历代三宝纪》的说法，并提到隋开皇年间[26]关中地区的民众曾成立学习《提谓经》的义邑，在家信众，每月持衣钵，经营斋会，以正律为规范，相互检束，守戒行，云集多人，可见这部经的影响力。[27]
《提谓波利经》已经散佚，但是其内容在后来的佛教著作中多有引用，冢本善隆曾经整理这些佚文。[28]后来，在敦煌遗经中发现了该经的残本。[29]牧田谛亮先生曾对后汉安世高所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与《提谓经》进行比较，认为有…
《论佛道儒三教伦理的交涉——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