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佛道儒叁教倫理的交涉——以五戒與五常爲中心
聖凱法師
【提要】 佛教深受中國固有儒家、道教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國佛教。在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中，佛教倫理與儒家倫理的交涉最爲具體，並且影響到道教倫理。本文以五戒與五常爲中心，著重探討中國佛教如何理解作爲在家佛教徒道德規範的五戒，尤其是各種佛教著述中五戒與五常的配對問題。我們認爲，五戒與五常等的配對最早是道教提出，昙靖作《提謂波利經》時吸收了這種配對，後來成爲中國佛教的通說。因此，五戒與五常的配對在一定程度上闡明了佛、道、儒叁教在倫理上的交涉和相互影響。
【關鍵詞】 五戒 五常 提謂波利經 叁教倫理
一 問題的提出
按照解釋人類學的說法，每一個族群都有自己的精神氣質。[2]印度與中國，由于氣候、地域、風土人情的不同，所以在思想信仰上有很多的差異。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必然會受到中國固有的儒家與道教文化的沖擊，在不斷的交涉與調和下，終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國佛教。[3]
中國傳統文化對印度佛教也表示出自己的迎合與抗拒，所迎合的是以中國之人文、圓融思想而彙成佛教之圓頓宗派，所抗拒的是由于風俗習慣的不同而導致的倫理、道德觀點方面的差異。面對來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抗拒，佛教不得不作出自身的調整與妥協，同時也促進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在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中，中國佛教倫理與儒家倫理的交涉最爲具體、明顯。同時，二者交涉還影響到了道教倫理的發展。
雖然海內外學界已經對中國佛教倫理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4]，但是在一些問題上仍有待于深入，因此我們以五戒與五常爲中心來探討中國佛教倫理與儒家倫理的交涉與融合問題。因爲五戒作爲在家佛教徒的道德規範，在普及五戒的過程中，爲了能夠使中國民衆接受佛教的戒律，中國佛教便與儒家的「五常」配對，出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闡釋。同時，爲了增加說法上的神聖性，還出現了《提謂波利經》。
五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是在家優婆塞、優婆夷所受持的五條製戒。因爲五戒是一切佛戒的基礎，進入佛門之後的在家弟子便應受持，所以通常稱爲「在家戒」。勞政武先生認爲，五戒的前四戒具有「自然法」性質[5]，因爲五戒是「五大施」[6]，所謂：「五戒法是叁世諸佛之父，依五戒而出生十方叁世一切諸佛。」[7]
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規範。這是董仲舒在對漢武帝的第一次策問時提出的：「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8]五常之道是董仲舒的創造，孔子思想體系中雖有「仁」、「義」、「禮」、「智」、「信」諸範疇，但並未將其連用，更未從價值體系建構的理論高度、從道德論層面明確予以論述。孟子雖然把仁、義、禮、智看作人們不可或缺的四種品德，但並未將信與四德並提。[9]董仲舒主要借助于《公羊春秋》的「五[10]其比，偶其類」[11]的主觀模擬方法，一方面通過把自然現象擬人化，賦予自然現象以道德的屬性，把自然規律和倫理法則相混同，從而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天」有意識、有目的的安排，特別是自然變異，更被視爲「天意」的突出表現；另一方面，又通過把社會關系神秘化，賦予社會現象以神學的含義，宗法封建製的各種等級名分和隸屬關系都被說成是在「名號」中表達了「天意」。[12]所以，他用五行來比附「五常」及人身的五髒，這對後來中國佛教在解釋五戒時影響十分巨大。
其實，五戒作爲佛教的道德規範，五常作爲儒家的道德規範，二者在基礎、目標、形式、重點方面有相當大的不同。[13]如：不殺生可以說是仁的一種具體表現，但不能說「不殺生」等于「仁」，因爲「仁」的外延大太多了。又如，不飲酒雖然含有「禮」與「智」的精神，但是儒家的「禮」與「智」絕不等于佛教的不飲酒戒，因爲儒家並不戒酒。雖然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畢竟有一種相近相接的趨勢。所以，中國佛教在弘揚五戒的過程中自然與五常相配對。那麼，二者是如何配對的？二者的配對在儒、佛的關系上表現出怎樣的傾向？[14]另外，在道教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這種配對，這又表現出了佛、道、儒叁者是怎樣的關系？在叁教中，這種配對最早是由哪一種最早發明的？
我們正是基于上述的問題，在先賢前輩的指引下，對五戒與五常的配對進行深入研究，希望通過我們的研究能夠加深了解儒、佛、道叁教之間的關系，同時也能從另一側面說明佛教中國化的進程。
二 有關五戒的經典及其疑僞經典
有關五戒，最早在《阿含經》中出現，如《中阿含》卷二十八中的《瞿昙彌經》、《長阿含經》卷二的《遊行經》、卷十一的《善生經》、《增一阿含》卷二十叁的《增上品》。[15]另外，在《出叁藏記集》卷二，我們看到有宋求那跋摩翻譯的《優婆塞五戒略論》一卷、《叁歸及優婆塞二十二戒》一卷，後涼昙無谶翻譯的《優婆塞戒經》七卷；在《出叁藏記集》卷四「失譯」中，有《賢者五戒經》一卷、《優婆塞五戒經》一卷、《叁品弟子經》一卷、《戒消災經》一卷、《灌頂叁歸五戒帶佩護身咒經》一卷、《叁歸五戒神王名》一卷、《五戒報應經》一卷、《道本五戒經》一卷。[16]
從東晉到南北朝初期，有關五戒的經典相繼譯出，同時，有關出家戒及菩薩戒的經典也逐漸譯出，如羅什所譯《梵網經》、竺佛念所譯《菩薩璎珞本業經》、求那跋摩所譯《佛說菩薩內戒經》、《菩薩善戒經》、昙無谶所譯《菩薩地持經》及失譯《在家菩薩戒經》、《在家律儀經》等。因爲五戒通大、小乘戒律，這些菩薩戒經的傳播推動了五戒的流行。
隨著五戒的流行、實踐者的增多，在五戒的闡釋及理論方面必定有進一步的要求。于是，出現了有關五戒的疑僞經。[17]因爲了解五戒持犯的要求的進一步提出，所以首先從律部中采摘撰述成經典。如依《十誦律》撰成《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從《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中撰成《離欲優婆塞優婆夷具行二十二戒》。[18]這完全爲了佛教徒本身持戒及了解戒相的需要，是佛教內部的自我要求。
五戒畢竟是佛教的倫理道德，佛教徒生活在社會中，肯定會受到來自儒家的綱常倫理的強大壓力，所以.，如何將五戒與儒家的五常調和是佛教弘揚者必須解決的問題。道端良秀先生認爲，五戒與五常在數目上都是五，數目的一致是突破口。[19]因爲從漢代以來，「五[20]其比，偶其類」的主觀模擬方法非常盛行，五戒與五常一致便能進一步與五星、五嶽、五髒、五經、五德、五色、五行、五陰等配合，這樣就符合了中國的思想，成爲中國人理解佛教的最好手段。所以，這種數目的一致爲五戒與五常等的配合提供了最好的前提，也爲《提謂波利經》的創作提供了條件。
叁 《提謂波利經》中的五戒、五常
對于《提謂波利經》的研究，隨著敦煌遺書的發現，國際學界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21]我們在前輩的基礎上對該經中的五戒與五常關系進行考察，旨在闡明該經所體現的佛教倫理與儒家倫理的交涉與融合。
北魏時代，在太武帝滅佛以後，佛教得到了急速的發展。外域傳來的各種經典大部分已經遭受焚毀，幾乎沒有經典可以作爲依據，即使殘存的一些，也不足指導北魏庶民，所以出現了大量的疑經。《提謂波利經》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最早見于《出叁藏記集》卷五，說是「北國比丘昙靖撰」。[22]後來，《曆代叁寶紀》卷九也將之斷爲疑經：
《提謂波利經》二卷，見《叁藏記》。右一部，合二卷，宋孝武世，元魏沙門釋昙靜[23]于北臺[24]撰。見其文雲：東方太山，漢言代嶽；陰陽交代，故雲代嶽。于魏世出，只應雲魏言，乃曰漢言，不辨時代，一妄；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嶽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二妄。其例甚多，不可具述，備在兩卷經文。舊錄別載，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便靖加足五方、五行，用石糅金，致成疑耳。[25]
昙靖二卷本《提謂經》是在一卷本的基礎上編成的，同時吸收了五方、五行等中國思想，出現了以「漢」代「魏」、稱「代嶽」爲「太山」的錯誤。
道宣《續高僧傳》吸收了《曆代叁寶紀》的說法，並提到隋開皇年間[26]關中地區的民衆曾成立學習《提謂經》的義邑，在家信衆，每月持衣缽，經營齋會，以正律爲規範，相互檢束，守戒行，雲集多人，可見這部經的影響力。[27]
《提謂波利經》已經散佚，但是其內容在後來的佛教著作中多有引用，冢本善隆曾經整理這些佚文。[28]後來，在敦煌遺經中發現了該經的殘本。[29]牧田谛亮先生曾對後漢安世高所譯《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與《提謂經》進行比較，認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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