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僧俗关系的基本模式
圣凯
【内容提要】僧俗关系的模式，其理论依据是大小乘佛教的不同思想，即对“正法久住，广度众生”的不同强调、戒律的不同理解等；其定位涉及到两大维度：一、住持佛教的重任，二、修行解脱的优先性。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时期，所有教法以出家为教导核心，确立“僧尊俗卑”的伦理模式，同时亦有部派提出“胜义僧”、“在家阿罗汉”等引起冲击。大乘佛教以“广度众生”为实践目标，在“僧俗平等”为基本模式，但是不同经典系统亦有“尊僧”与“抑僧”的立场差别。
【关键词】僧尊俗卑 僧俗平等 尊僧 抑僧
【作 者】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僧俗关系是佛教伦理的核心，是佛教信仰和佛教戒律的重要内容；随着佛教的发展，从原始佛教至大乘佛教，从印度佛教至中国佛教，僧俗关系有很大的变化。僧俗关系的确定，其伦理依据在于戒律，这是其神圣性的根源；其功能依据在于哪种关系模式，能对佛教实现“正法久住，广度众生”的伟大理想更为有利。所以，僧俗关系的模式，其理论依据是大小乘佛教的不同思想，即对“正法久住，广度众生”的不同强调、戒律的不同理解等。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僧俗关系一直处于动态与变化之中，随时会出现一些现实行事中的难题。
一、印度早期佛教的“僧尊俗卑”模式僧俗关系的定位涉及到两大维度：一、住持佛教的重任，二、修行解脱的优先性。僧俗关系的差别，其早期神圣性根源于佛陀制戒的原则。在诸部律典中，皆以“正法久住”为佛陀说法度生的崇高理想，从而实现制戒的十大利益。如《僧祇律》卷一说：
有十事利益故，诸佛如来为诸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摄僧故，二者极摄僧故，三者令僧安乐故，四者折伏无羞人故，五者有惭愧人得安隐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于现法中得漏尽故，九者未生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为诸天人开甘露施门故。[①]
佛教作为宗教组织，必须实现组织的凝聚力、教化功能、解脱功能。戒律的十大利益亦可以总结为这三方面的功能[②]：一、实现僧团的组织凝聚力，即僧伽和合、安乐、清净；二、教化功能，和乐清净的僧伽，自能引生信心，增长信心，佛法更普及地深入社会；三、佛教徒依戒律能得离烦恼而解脱的圣证。所以，僧俗关系的本质与佛陀制戒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是要更好地发挥整体佛教的功能，让整体佛教显得更加和合、安乐、清净，更加有利于佛教信仰的传播，更加有利于佛教徒实现生命的提升，最后实现佛陀般的圆满生命，即实现“正法久住，广度众生”的大理想。
(一)“僧尊俗卑”伦理模式的确立在原始佛教时期，佛教以彻底灭尽烦恼为修行解脱的目的，僧伽舍离出家，这就意味着不再承担世间的伦理义务，不涉及世间的治生产业，以佛陀为效法的榜样，体现佛教出世间的神圣性。因此僧伽身份的“端正”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佛教信仰的“表达力”与佛教的“生命力”问题。所以，佛陀依“梵行久住”、“正法久住”的目的，制定戒律。戒律成为佛陀“人格化”的法律，成为保证僧团和合、安乐、清净的源泉，亦成为僧人的行为规范与僧团组织的运作制度。僧伽以其“表象”、“中介”、“模范”的三大功能，成为佛教神圣性的最主要“表达”；戒律则是僧伽神圣性的“保证”；寺院成为神圣性表达的“空间”。这样，僧伽、戒律、寺院，成为佛教作为“制度性宗教”的基本内涵。[③]
但是，在家信众始终都是佛教人口中的多数，他们追求家庭的和乐与世间的成就，或者因世间营生事务而无法出家修行；所以，他们是僧伽的“护持者”与“亲近者”，随喜听闻佛陀的教导，并且布施与供养衣食等生活资具给有志于解脱理想的出家僧众。僧伽对于在家众来说，则是福田、模范、行动的精神导师[④]。因此，在家信众具有“人口数量”的优先性。
所以，原始佛教重视“正法久住”，强调僧团的宗教情操对大众的教化作用，如《马邑经》中，佛陀说：“当学如沙门法及如梵志法。学如沙门法及如梵志法已，要是真谛沙门、不虚沙门，若受衣被、饮食、床榻、汤药及若干种诸生活具者，彼所供给，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汝等当学如是。”[⑤]佛陀强调僧伽应该修习沙门法，即身、口、意三业清净，命行清净，守护诸根，正知出入，独住远离，断除贪伺，心无有诤，最后“有漏、无明漏心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⑥]所以，在佛陀的教法中，以出家僧众为优先教导的对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出家僧伽承担了“住持佛法的重任”，具有“修行解脱的优先性”，这是“僧尊俗卑”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出家僧伽和合共住，听闻与学习佛法的机会也相对多于在家众；同时，僧伽远离世间经济事业，专心于解脱理想的实践，能仔细忆念佛陀教导的重点，对于佛法的传承较为保守与谨慎。但是，在家众受世间俗事的牵系，断除烦恼、成就解脱较出家众更为不容易。
同时，佛陀时代印度宗教界各种思潮涌动，对于一般信徒来说，要真正辨别佛陀的教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⑦]如波斯匿王分不清楚外道异学与阿罗汉，将尼乾子(Nigantha)的离系外道、阇祇罗(Jatila)的结发外道等视为清净阿罗汉，因此佛陀教导：
且当亲近，观其戒行。久而可知，勿速自决。审谛观察，勿但洛莫，当用智慧，不以不智。经诸苦难，堪能自辩，交契计较，真伪则分。见说知明，久而则知，非可卒识。当须思惟，智慧观察。[⑧]
在家信众不仅与出家僧伽关系密切，而且亦容易受到外道异学的影响。当他们对佛教正法不能正确理解和信受时，难免会将佛法与外道异学依照自己的理解进行调和与妥协，于是对佛法解释采取更为自由的态度。如拉莫特(Lamotte)在《印度佛教史》提到，佛教被周遭的印度教所吸收吞并，主要原因是在家信众对于佛教正法与印度当时外道之间取得妥协。[⑨]
(二)“僧事僧决”的不同理解原始佛教依佛教神圣性原则确立了“僧尊俗卑”的伦理模式，但是这其中有“僧事僧决”与“胜义僧”、“在家阿罗汉”的两大难题。
“僧尊俗卑”是有条件的，即僧众具有高尚的宗教情操，同时僧俗之间亦具有互动的规范，充分体现四众融和的精神。依律典规定，如果僧众行为恶劣，信众可向僧中告发。如戒经中的“二不定法”[⑩]，即“可信优婆夷”见比丘与女人在“屏处坐”或单独的显露处坐，知道这是不合法的，但所犯的罪不定；“可信优婆夷”可向僧团告发，僧团根据优婆夷的证辞，对比丘进行诘问、处分。“可信优婆夷”即是可以信赖的在家居士，是“见四真谛，不为(自)身、不为(他)人、不利而作妄语”[11]的的圣者。这是通过在家居士的协助，以维护僧团的清净与健全。对于恶口讥骂白衣，在白衣前毁谤三宝，不恭敬父母、婆罗门等行为恶劣的僧众，僧团将为他们作“遮不至白衣家羯磨”，不准他们到白衣家去。[12]当一比丘犯过，得罪白衣，僧团承担起教育与惩罚他的责任，并向白衣道歉。这样，信众有机会提出他们的投诉，同时鞭策僧众精进如法修持。
“僧事僧决”是僧团在举行羯磨会议时要清场，不仅在家居士不能参加，包括未受大戒的沙弥、沙弥尼亦应离席。因为布萨诵戒前有举罪或发露过失，因此未受具足戒者没有资格参加。同时，“僧事僧决”不仅是羯磨会议的形式，其最终的内涵是僧团内部事务不受外力干涉。部派佛教以来，各部派对“僧事僧决”的看法各有不同。上座部强化僧团的优越性，体现出绝对的“僧尊俗卑”精神；强调“僧事僧决”与在家信徒完全无关。僧团内部的争执由僧团自行设法来和合灭诤，在家人不能过问，如《十诵律》说：“不恃官，不恃白衣”[13]。
但是，大众部继承原始佛教以来四众融和的精神，如僧团内部发生纠纷，《摩诃僧祇律》卷十二说：
当求大德比丘共灭此事。若无大德比丘者，当求多闻比丘。若无多闻者，当求阿练若比丘。若无阿练若比丘者，当求大势力优婆塞。彼诤比丘见优婆塞已，心生惭愧，诤事易灭。若复无此优婆塞者，当求于王，若大臣有势力者。彼诤比丘见此豪势，心生敬畏，诤事易灭。[14]
内部纠纷最好是僧团内部自己解决；但是，如果僧团自身无力去解决，则可以求助于大势力的优婆塞或国王、大臣。大众部的思想，发展到中国佛教道安强调“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则是一脉相承。
(三) “胜义僧”与“在家阿罗汉”“胜义僧”、“在家阿罗汉”是对出家僧人修证解脱优先性的挑战，即在家人证果后是否超越一般未证果的僧人。僧伽的定义是依律制而成立的，出家受具足戒，受到在家信徒的尊敬供养。但是，有些部派提出“胜义僧”的观念，如南传《论事》记载，方广部以为僧伽四双八辈是约胜义僧说，胜义僧是无漏道果。[15]《杂阿含经》卷三十三说：
世尊弟子，善向、正向、直向、诚向，行随顺法，有向须陀洹、得须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罗汉、得阿罗汉，此是四双八辈贤圣，是名世尊弟子僧。净戒具足、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脱具足、解脱知见具足，所应奉迎、承事、供养，为良福田。[16]
《杂阿含经》的观点与《论事》完全相同，僧是四双八辈贤圣僧，“念僧”就是念成就戒、定、慧、解脱、解脱智见的无漏功德者。因此，在家信徒若证得道果，也就是“贤圣僧”，这就是“胜义僧”。所以，依佛陀的律制，出家便有崇高的地位；而在实质上，在家贤圣胜过了凡庸的出家者。这是法义与律制间的异义。[17]“胜义僧”的观念为后来那些有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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