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論衡之一

　　試論中國文少讀梁任公『 飲冰室文集』 ，總覺在任公背後，彷佛有一股龐大的什麼支撐著他，而令他筆端逼人的感情與氣魄，沛然莫之能禦。(注：梁啓超字任公，其文章總集稱『 飲冰室文集』 ，任公之意，蓋取：「寒冬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也夫？) 及長，偶讀其「論冒險犯難」一文，方豁然了悟：原來任公私淑孟子。在這篇文章之末，梁任公說：「進取冒險之性質何物乎？五口無以名之，名之曰『 浩然之氣』 。」無怪乎任公的淘淘雄辯，也難怪他能有「氣吞山河如虎」的膽識與胸襟；因爲他有孟夫子爲後盾，有參天入地，充塞寰宇的浩然之氣爲憑借。依管見所及，整部孟子的精神，及其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大價值與貢獻，端在這「浩然之氣」四字；又，孟子七篇，自首至尾都山這「浩然之氣」一氣貫串。易而言之，孟予的一切主要思想，皆以此爲出發點。因此盡子能言一般儒者之所不能言。而且他的思想非常「進步」。例如，他格外強調個人的價值及深自期許的理想，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醜篇下)孟子認爲豪傑之士不須當別人的跟屁蟲，應能自立、采取主動追求，積極的人生觀，他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篇)他也像古希臘堅忍主義的司多噶派一樣，主張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悲劇式」哲學，及挑戰性的人生觀

　　 政治觀：接受一切內在外在的刺激與沖擊，以激發其活潑潑的牛機，他說：「若藥不瞑眩、厥疾不廖」；又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告子篇下)這顯然得尼采「沖創意志」與博格森「層創進化」之先聲。然而，最爲獨特、最最難能可貴的，也是最進步、最「現代化」的，是他的反極權思想，及民主思想，他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盡心篇)又說：「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得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篇)最令人觸目心驚的是孟子竟然敢于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胧。」(離婁篇)，看他這樣大膽，真教人爲他捏一把冷汗。這還不打緊，這只不過是說人民可以痛恨暴君而已，最最駭人聽聞的是，他好像真吃了熊心豹子膽，竟敢對齊宣王說，若國王有大過，做大臣的職分是應加以勸谏，若勸了幾次不聽，大臣就應把他的王位給廢了：「王曰：『 請問貴戚之卿。』 曰：『 君有大過則谏，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 」(萬章篇)。讀者諸君試想，這表示什麼呢？這表示知識分子的良心，表示服從真理，不畏權勢，即使是冒著生命危險，亦在所不辭。成觀喟然歎曰：盂子何幸生于秦之前、漢之先，設若不幸而生于漢武帝、董仲舒之時或之後，能不刀俎加身已經萬幸，至于被劾「大不敬」

　　 「犯上」，成爲古拉格群島的居民，母乃意料中事。既然孟予是不「以俯爲正」的真理之鬥士，那麼爲什麼我們一提起真理的鬥士，總想起西方的蘇格拉底及其它，而忘了我們中國古人至少也有一個？那是因爲曆代以來，帝王都不興提倡孟子這一套言論，否則怎能由得他們爲所欲爲達兩千年？這也就是爲什麼明太祖讀到孟子這些章節時，勃然大怒，通令大明帝國從那時起不再祭祀孟子：「明太祖讀『 孟予』 ，至『 土芥』 『 寇驟』 語，大怒，诏去其配亨，谏者以不敬論」(明史錢唐傳)。嗚呼，中國本土之學術文化自先秦以來，未再有顯著之發展，其由是乎？其由是乎？上面已提到，孟子這一切思想、言行，都是以其「浩然之氣」爲依歸。我們若把孟于與梁任公其人、其書、其文體

　　 其志業

　　 思想

　　 精神，做個概括性的比較，就可知兩者之近似，也可知孟子影響後世之深。講到孟子對後世的影向，很自然地令人想到另一位仁人志士：文天祥。七百多年來，文信國公早已成爲「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觸處血斑斑」的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之典範。(文天祥死于一二八一一年，一九八一一正好是他殉難七百周年。)文天祥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其。」這無疑是孟子的衣缽嫡傳。文天祥此文當然是廚川白村所說：「文藝是苦閩的象征」之表現，也就是說，心中有抑郁難伸，發而爲文，筆之于書；也是弗洛依德心理分析所稱之「升華作用」「正氣歌」是自孟子以來的曠代絕唱，也是嘗試把一種哲學信念，以「美文」(或所謂「純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無可諱言，這首「歌」與盂子之文一樣，值得令人高聲吟哦，唱叁歎。不過我覺得，文信國公這首歌在氣勢上，實遠不如孟子。試將上面所引「正氣歌」首句，與孟子這句比較一下：「且何謂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問。」這個句予堪稱古文中之絕品，古樸、 方正、豪邁、四平八穩，氣宇磅磚。

　　沈著爲文斬釘截鐵。反觀文天祥這句子，就沒有這樣高的境界。祥以骈文出之骈文美則美矣，但用來表現一種哲學思想則很傷「精又，其語氣堅定、我以爲這主要是因神」，因爲你必須顧慮到對仗、 押韻、平仄，因而不能暢所欲言，其文氣、思想從而大受局限。反而言之，任公以散文出之，便無此弊。孟予的影響，當不止于文天祥、梁啓超兩人。我想中國曆來的仁人志士，大概都是私淑盡子的吧？孟予的「浩然之氣」啓發百代，但這思想是否爲盂子之「原創」？或者有所師承？我們知道這不是儒家原來的東西，因爲孔子是不談「怪、力、亂、神」的，也不談生、死，(他說：「不知生、 焉知死」)等形而上學的問題，至于「性善」、「性惡」、 「性有善有惡」、「性無善惡」等本體論中之「一元論」、 「二元論」、「多元論」諸課題，更是付之阙然。(這或許是孔予學說中的一大缺憾。)因此盂子的「善養浩然之氣」之說，非來自孔子，是可以肯定的。這很可能得之于道家，因爲我們知道，在中國哲學中，道家最擅長形而上學、本體論、乃至于宇宙論之探究，而中國學術的許多抽象概念如「心」「性」、「氣」、「道」等都是道家的産品。且道家特重「養」字訣。至若打坐、調息、靜心、養氣，至于超然物外、與萬化冥合，更是道家的本色當行。現在再回溯到孟予的句子：「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問。」這「塞乎天地之問」無疑與道家的「超然物外、 與萬化覓(合」若合符節。這絕對不是講實際

　　 重實效的孔子之經驗論、 實用論、與「不可知論」中之詞彙或理念。至于「養氣」與「不動心」，則直如道家者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爲了強調這「直養」的重要性，子皿子特地說了一個莊子式的寓言，也就是有名的「樞苗助長」的故事。孟子與莊子同時，雖然兩人一直針鋒相對地打插臺(一個是儒家的大師，一個是道家的大師)，但自「養氣」一節而言，孟子顯然受益于道家不少。附帶提及，孔子雖然學禮于老恥，且對道家的隱者(如長渠、深溺等)都畢恭畢敬，可是當孔予之時，儒、道學說有很根本的不同。到了孔子沒後一○ 七年，孟子出生之時，我覺得儒、 道好像已漸漸走向互相學習並相互容納的路上，換句話說，那時已漸有現在所謂「科際整合」的現象。這現象，從孟子的文體、思想與道家之近似，可見一斑。我常想，中國學術思想在先秦諸子的黃金時代之後，假如沒有經過秦始皇的破壞壓製，再經漢武帝反思想自由的罷黜百家、 獨尊儒家的霸道、箝製措施(「罷黜百家、 獨尊儒家」，是違反言論自由、控製思想的方法，亦是實行獨裁及愚民政策的第一步)，不但儒道一、家很可能更進一步揉合，而使儒家變得活潑潑、生氣盎然；而旦更重要的是，名家的邏輯(理則學，或稱「名學」)，墨家的工技、 科學發明，法家的政治學，都可能充分發展，而令整個中國學術文化，甚至整個束方文明變成另一個局面― 很可能沒有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庚子賠款… … 。

　　講完了孟子的「浩然之氣」及其影向，讓我來回溯一段往事。我在師大附中讀書時，我的國文老師廉永英先生(我們稱他爲「廉夫子」)曾說：孟子氣魄磅磚，浩浩蕩蕩，有如黃河開閘，「高聲朗讀可治感冒。」我試過一次，居然有效。其實並非什麼神奇，這和打坐也會汙流浃背是一樣的原理。因爲孟子氣勢浩大，越是高聲朗誦，越「帶勁」、越過瘾；若專心一志，再加上自擬或遙想孟夫予當年得理不讓人的雄辯神氣，讀來四體百骸、血脈贲張，風寒小疾自然無所遁逃于管脈之問。籲幟！「浩然之氣」之爲用，大矣哉！(還可治感冒！― 事實上是：可治百病、個人病、國家病、民族自卑症，尤其是二十世紀時代病，最爲特效。這是治世的萬靈丹，亂世的定心丸、民族墮落孽障的克星。)筆者于此時此地，有感于東方文明之陵替，西潮之震蕩，兼且于此二十世紀，西方舊價值之淪喪，新價值之未建，人心惶惶，人欲橫流，爰舉平素讀書、觀察思考所得之一愚，衡諸心、困于慮，發而爲文，無以名之，名之口「浩然之氣」，所以追懷往聖，勵己警人而己矣。

　　【 後記】 本人雖曾深造于孟子的「浩然之氣」，並深受其益，但那是學佛之前的事。即今看來，子皿子所謂的「浩然之氣」，乃至于「集義養氣」，與夫道家的「先天之氣」，實相雷同。且以佛法看來，所謂「天地正氣」、「浩然之氣」也者，實是衆生妄想所生，衆生依于自心妄想分別，而想象天地之問實有一種「氣」，而且還把它賦與價值，視之爲「正」，故名「正氣」。其實以理智觀察，天地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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