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研究一百年
黃夏年
20世紀的禅宗研究是中國佛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本文系統地勾勒了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禅宗研究的情況與變化，以及主要的著作與學術觀點。按照20世紀世界佛學與中國佛學研究的形勢，本文將禅宗的研究分爲前期、中期與後期叁個時段，指出前期的研究投入不夠，學者對禅宗或進行批評或予以判教，或對某一部禅經進行個案研究，其中以胡適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最具影響。中期研究發表文章數量增多，但沒有專著出版。研究的領域比過去廣泛，方法論上也有所創新。後期研究全面創新，成果衆多，方法多樣，是20世紀禅宗研究最爲重要的時期，爲今後的中國禅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 禅宗研究 壇經 慧能 心性論
--------------------------------------------------------------------------------
一、緒 論
禅宗是中國佛教民族化宗派之一。它是在唐代佛教百家爭鳴、宗派林立的背景下出現的。禅宗在中國大地繁衍不息，最終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佛教乃至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中華文明，成爲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本文嘗試對中國近代以來，亦即20世紀的百年禅宗研究作一概要性的回顧，旨在抛磚引玉，爲學者提供參考。疏漏之處，歡迎補識。
１、中國古代的禅宗研究
在千余年的禅宗曆史上，作爲一種宗教，禅宗一直受到人們的熱切關注。不管是從它的教義思想還是到人物典籍，以及寺院禮儀，都曾經在中國宗教史和文化史上濃墨重彩地寫下了一筆。由于禅宗在中國佛教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所以研究禅宗，實際上就是研究中國佛教後期的曆史，特別是研究唐宋以後的佛教史研究更是離不開禅宗，因此禅宗研究吸引了古代士大夫和當今國內外文人學者的濃厚興趣，成爲當代中國佛教研究史上的一個特色。
中國古代有沒有禅宗的研究，到現在還沒有一個肯定的說法。學術界通常認爲，我國的學術研究是在近代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下，西方學術界的治學方法和觀念傳入我國之後，才有了作爲一種嚴格的學術意義上的科學研究。在此之前，中國古代的文人雖然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還談不上是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這是因爲：一是缺少先進的研究方法與手段，二是在觀點與視野上缺少開拓與創新，叁是沒有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因此古代的大多數學術研究只是在“六經注我”或“我注六經”的氛圍內運作，我們所看到的主要都是一些訓诂和解釋學意義的成果，而鮮有像西方學者那樣構建自己的體系，提出一套完整理論的學術著述。這種看法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只是在西方霸權語境下形成的一套現代的學術評判標准，它並不能全面地反映中國傳統治學的研究成果。
我認爲，禅宗的研究古代就已有之。禅宗自創立後不久，就有人開始對禅宗進行研究與討論了。在古代僧傳裏面，史家們一直在不斷地記述禅師的事迹和法語，佛教界人士和士大夫們也在不斷地鑽研禅法與公案語錄。例如，唐代的宗密大師，對禅法有深入的研究，他系統地總結了禅門各派的不同特點，判別了禅宗與教家叁種情況，指出“息妄修心宗”是北漸諸師、牛頭、天臺等的方便法門，“泯絕無寄宗”是石頭、徑山諸師的特色，“直顯真妄宗”爲荷澤禅法等等。這種判教，就是古代禅宗研究的一種典型的方法，屬于古代佛教傳統治學的方式之一。又如宋代雪窦重顯禅師對古來禅宗大德的公案作了頌古，繼由圓悟克勤進一步加以整理並進行評唱，最後撰成巨著《碧岩錄》，這是對古代禅師的思想和禅風做了一次深入總結，很有意義。再如宋代以後，在禅宗史上曾經掀起過有幾個道悟問題的爭論，宋代達觀昙穎首先提出曆史上有天皇道悟和天王道悟兩人，反對《宋高僧傳》說的只有天皇道悟一人，認爲這是出自藥山惟俨門下之說法。以後這個問題在教界內部一直爭論到清代才基本平息。這段爭論經過約五百年的時間，也算得上是佛教史上或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較長爭論的範例。總之，在禅宗史上的確是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學術爭論與研究的情況，而且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但是也應指出，在這些研究與爭論中，的確有著天生的缺陷，這就是參與研究和爭論的人，基本上是從各自信仰或維護自己宗派的目的出發，而不是像現在的學者站在一個比較客觀的立場上來看問題。正是由于這種眼界狹隘的弊端，使其研究成果不可能做到非常公正，評判曆史的事實也有出入。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所做的資料的搜集與事實的剖析，也有一定的價值。經過他們的初步努力，才使後人能夠更好地正確地加以評判並得出合理的結論來。
２、日本的禅宗研究
作爲宗教的禅宗成爲一門學科的研究，應是始于本世紀初。從世界佛學研究史來看，西方學者最早用比較先進的方法來研究佛教。當時歐洲一些國家的政府出于統治殖民地的需要，鼓勵學者們對東方的宗教與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佛教的研究即爲其內容之一。經歐洲一些國家的學者努力，開始是在佛教文獻學上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後來又在思想史上開拓了新的領域，走在了世界佛教研究的前列【參黃夏年：《20世紀歐美的佛教研究》，載《少林文化研究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歐洲的佛教研究最早是對日本的佛教研究産生了重要影響。18世紀日本開始進行民治維新，派遣學生向外留學和考察，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佛教界也在這個背景下，紛紛派人到歐洲和印度等地學習、考察，引進了西方宗教學的研究方法。受西方學術界的影響，日本佛學界最早也是在佛教文獻學方面取得了成果。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特別是日本學者與東方宗教與文化，尤其對中國學問的天然聯系，使得他們能較好地把握了東方佛教的特點，後來居上，其研究成果很快擴大到印度佛教、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等各個方面，取得了多項重大成果。禅學與禅宗的研究是日本學術界在繼佛教史領域之後出現的又一重要領域。在世界禅學研究界，日本的禅學研究是相當強的，不光是出的成果最多，最有影響，而且研究問題也最細。忽滑谷快天是日本早期禅學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所著的禅宗研究的一系列著作，在20世紀初很有影響，其中《禅學思想史》是他禅宗研究的代表作。全書分爲“印度部”和“中國部”兩大部分。在“印度部分”論述了“外道禅”(婆羅門教和數論的瑜伽禅法)和“小乘禅”的特點和其曆史文化淵源，旨在說明佛教的禅法是源于《奧義書》等古代印度哲學名著，但有發展。 “中國部”是全書研究和論述的重點，按禅學的發展脈胳，將禅宗的曆史時期分爲：“准備時代”——時限從東漢末安世高到北朝梁武帝時的菩提達磨來華；“純禅時代”——時限從菩提達磨至禅宗六祖慧能大師止；“禅機的時代”——時限從慧能圓寂至五代末止；“禅道爛熟的時代”(前期)，——北宋禅宗；“禅道的爛熟時代”(後期)——南宋禅宗；“禅道變衰時代”——時限從元代到清乾隆年間。本書是日本近代以來第一部禅學思想史，由于時代的限製，書中存在不足之處也所難免。主要表現在：第一，作者沒有看到敦煌遺書中的大量早期禅宗文獻和禅宗史書；第二，沒有充分利用《全唐文》、《金石萃編》等各種文集中的碑文、撰記和其他實證資料；第叁，對禅宗的早期曆史和禅宗形成過程沒有作出全面客觀的評述。繼他之後日本禅宗研究影響最大的是世界知名的現代日本思想家和學者鈴木大拙。他對禅學的研究可以歸納爲兩個方面：一是對禅宗曆史的考證，即利用敦煌發現的禅籍校核禅宗曆史上的疑團。另一方面是對禅學思想的研究。此外，日本學者利用20世紀初敦煌發現的禅宗史料，對陸續發現的《壇經》各種不同版本進行了比較研究。松本文叁郎、宇井伯壽、柳田聖山等人是這方面研究最早的學者之一。此外，日本學者還整理了《達摩禅師論》、《修心要論》、《北宗大乘五方便》、《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曆代法寶記》等禅籍，推動了早期禅宗，特別是北宗禅的研究。之後，禅宗研究一直是日本佛學界的主打，先後出版了不少有影響的禅宗研究著作，如鈴木大拙的《敦煌出土少室遺書》、《校刊少室遺書及解說》、《禅思想史研究第二》、《禅思想史研究第叁》，宇井伯壽《禅宗史研究》、《第二禅宗史研究》，關口真大《達摩大師的研究》，筱原壽雄和田中良昭的《敦煌佛典和禅》，田中良昭的《敦煌禅宗文獻的研究》，以及日本學者編寫的20卷《禅的語錄》，柳田聖山主編的《禅學叢書》，阿部肇一《中國禅宗史的研究》，鈴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禅宗》，石井修道的《宋代禅宗史的研究》等。1978年日本出版了《禅學大辭典》，收詞彙叁萬二千余個，包括印度、中國、朝鮮、日本的禅宗曆史、思想、人物、著述等內容，還附有禅宗史迹地圖、法系、年表、禅籍分類要覽等【關于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楊曾文主編《日本近現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介紹較詳，可以參考。】。總之，談到當代禅宗的研究，對日本學者的禅宗研究成果，我們應當予以充分的重視。
二、20世紀前期的禅宗研究
20世紀中國禅宗的研究可以說是非常曲折與耐人尋味的。它既有過平靜的時代，又有過沈悶的時期，更有過高潮。可以說，中國的禅宗研究是緊扣著世界佛學研究的形勢，同時又與當時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背景相聯系的，是諸種因素的綜合結果。按照禅宗研究史的情況，20世紀中國禅宗的曆史可以分爲這樣叁個時期，即前期、中期、後期，每個時期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情況，且研究的重心也不一樣。
20世紀中國對禅宗的研究始于本世紀初。中國學者的研究可以說來自國內…
《禅宗研究一百年》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