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音信仰研究現狀評析

　　李利安

　　觀音信仰是大乘佛教領域最流行的一種信仰形態。這種信仰形態在兩千年的發展曆程中，與宗教、哲學、藝術、民俗、倫理、文學等文化形態相互交織，彼此影響，構成一種厚重而複雜的宗教文化現象，無論在曆史上還是在今天，既在佛教理論體系與實踐體系中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也對人類社會特別是人類文化的各個方面産生巨大的影響，所以，觀音信仰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研究領域。遺憾的是，從總體上來看，有關觀音信仰的研究在學術界特別是中國大陸學術界曆來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當然，隨著學術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展，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斷湧現，雖然還顯零散與薄弱，但也不乏一些深刻的理論剖析和精到的史實考證，爲全面系統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值得我們認真總結。這裏，我們從中國大陸學術界、臺港學術界、國外學術界等叁個方面，對現有的觀音信仰研究進行宏闊性的綜述與分析，並對筆者本人在本領域的一些初步研究作簡要的彙報。

　　一、中國大陸的觀音信仰研究：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大陸的觀音信仰研究是非常薄弱的，有關觀音信仰的許多重要理論問題和史實問題還沒有系統疏理和深入研究。不過，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布在觀音這一重要研究領域的各個方面，爲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下面我們從橫向將這些成果分爲8個方面進行考察[①]。

　　一是從曆史學和宗教學的角度分析觀音信仰形成與傳播的基本線索，涉及觀音信仰的形成、演變、傳播曆史以及地區性觀音信仰的形成原因、發展脈絡等，還有某種特殊形態的觀音信仰、觀音形象、觀音教義、觀音道場的興起與變化等。如王景林的《觀世音的來龍去脈》[②]、徐靜波的《觀世音菩薩考述》[③]、段友文的《觀音信仰成因論》[④]、鄭筱筠的《觀音信仰原因考》[⑤]、王連勝的《普陀觀音道場之形成與觀音文化東傳》[⑥]、孫麗的《中國人的觀音信仰》[⑦]、徐宏圖的《談普陀觀音信仰的曆史影響》[⑧]、貝逸文的《論普陀山南海觀音之形成》[⑨]、《普陀紫竹觀音及其東傳考略》[⑩]、關蘭的《淺析楊柳枝觀音的曆史起源》[11]、張楠的《雲南觀音考釋》[12]、芮傳明的《中原地區女相觀音淵源淺探》[13]、王和平的《從檔案史料看普陀山道場的興衰》[14]、華思文的《簡論泰國觀世音崇拜的興起》[15]、陳星橋的《觀世音菩薩在中國》[16]、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叁卷第五章《佛教信仰在民間的流行》[17]、王青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信仰與神話》的第四章《觀世音信仰與相關神話的起源與發展》[18]、曾其海的《淺談天臺宗對觀音信仰的推動》[19]等。這些研究盡管涉及的具體時空有所不同，所探討問題的角度也各不相同，但它們都以觀音爲考察對象，而且均圍繞曆史的演進來展開說明，有的雖以橫向的方式進行論述，但觀音信仰曆史的研究依然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研究當中涉及印度觀音信仰起源與演變的內容只占少數，更多的研究則把視角放在中國的範圍之內。這些成果對中國不同曆史時期和不同地區的不同觀音信仰形態所進行的研究，對我們認識和理解觀音信仰在中國形成與演變的曆史有很大的幫助。

　　二是從文學的角度出發，對觀音信仰與文學之關系特別是觀音信仰的文學特征以及觀音信仰對文學影響的探討，在這種研究中，更多的是關于觀音與民間通俗文學之關系的探討。在這方面比較重要研究成果有孫昌武先生的《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20]、《關于〈冥祥記〉的補充意見》[21]、《六朝小說中的觀音信仰》[22]、《觀世音應驗記叁種》[23]、董志翹的《〈觀世音應驗記叁種〉譯注》[24]、曹道衡的《論王琰和他的〈冥祥記〉》[25]、王海燕的《湘西觀音信仰與沈從文的鄉土小說》[26]、王海梅的《〈西遊記〉與觀音信仰》[27]、孫世基的《〈觀音得道〉今昔談》[28]、鄭筱筠的《觀音救難故事與六朝志怪小說》[29]、夏廣興的《觀世音信仰與唐代文學創作》[30]、歐陽康的《從〈觀世音應驗記〉到〈西遊記〉──從一個方面看神怪小說與宗教的關系》[31]等。這些研究也主要以中國爲範圍，涉及的時間跨度則上自六朝，下迄當代，側重點在民間文學與民俗信仰，重點在六朝、唐宋和明清叁個時期，研究的主要問題是民間觀音信仰者的各種靈驗故事以及佛教的觀音靈驗信仰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文學的闡釋、文獻的整理以及信仰與民間傳說之間關系的清理等，這種研究可以直接窺視中國社會最底層的文化形態與信仰心理，具有真實性、親切性、生動性的特點，顯示了觀音在民間的巨大影響，爲我們揭示了一個奇特的文學領域。在這方面的研究中，目前涉及古代印度觀音信仰的文學成分及印度觀音信仰各種形態與文學之間不同關系的還很少。

　　叁是從民俗學的角度，對各種觀音靈驗故事及觀音信仰與民俗之關系的研究，涉及到民俗與民間信仰的許多方面，如鄭筱筠的《試論觀音淨瓶、楊枝與中印拜水習俗》[32]、楊曾文的《觀音信仰的傳入和流傳》[33]、韓秉方的《觀世音信仰與妙善的傳說——兼及我國最早的一部寶卷〈香山寶卷〉的誕生》[34]、孫秋雲《談我國民間的觀音信仰》[35]、王福金的《觀音信仰與民間傳說》[36]、貝逸文的《普陀山送子觀音與儒家孝德觀念的對話》[37]、齊風山的《觀音信仰傳入中國及由男變女》[38]、項裕榮的《九子母、鬼子母、送子觀音：從“叁言二拍”看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的佛道混合》[39]、程俊的《觀音與媽祖——浙閩臺海洋宗教信仰之比較》[40]、蔡少卿的《中國民間信仰的社會特點與社會功能——以關帝、觀音和媽祖爲例》[41]、法尊的《淺談僞經與觀音信仰的中國化》[42]、張小東的《中國化觀音的性別以女爲主的原因初探》[43]、劉長久的《從觀音信仰說起——兼及遂甯市對觀音民俗文化資源的開發》[44]、鄭祯誠的《中國觀音——妙善公主的故鄉在遂甯》[45]、朱子彥的《論觀音變性與儒釋文化的融合》[46]、趙杏根的《“以色設緣”與魚籃觀音像》[47]、溫金玉的《觀音菩薩與女性》[48]、賀嘉的《民間傳說中的觀音》[49]、趙克堯的《從觀音的變性看佛教的中國化》[50]、李小榮的《高王觀世音經考析》[51]等。此外，還有很多書籍的部分章節涉及觀音與民間文化的關系，如張國剛的《佛學與隋唐社會》[52]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隋唐佛教與民衆信仰》(上下)，論述了隋唐時期觀音信仰在民間的流行與變異情況。賈二強的《唐宋民間信仰》中的下篇《唐宋民間信仰與宗教》對民間觀音信仰也有論述[53]。上述研究涉及到觀音民俗文化現象中的幾個基本問題，如早期的觀音靈驗故事、妙善的傳說與影響、觀音女性化問題、觀音信仰中的僞經問題、觀音與儒家關系及其影響的問題、觀音與其他民間神靈的關系問題等。這些研究對解釋中國民間宗教信仰與民間文化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但對于古代印度觀音信仰中的此類問題來說，這些研究基本沒有涉及或沒有展開論述，即使涉及到的文章，印度古代觀音信仰的追溯也僅僅成爲研究中國民間觀音信仰問題的鋪墊。

　　四是從藝術與考古的角度對各種觀音造像的考察，如孫修身、孫曉崗的《從觀音造型談佛教中國化》[54]、鄭秉謙的《東方維納斯的誕生：“觀音變”初探》[55]、劉繼漢的《從閻立本的“楊枝觀音”談觀音畫像的演變及其他》[56]、芮傳明的《中原地區女相觀音淵源淺探》[57]、劉彥軍的《十一面觀音》[58]、李翎的專著《藏密觀音造像》[59]和系列學術論文《擦擦觀音像研究》[60]、《藏密救六道觀音像的辨識——兼談水月觀音像的産生》[61]、《十一面觀音像式研究》[62]、《叁葉冠觀音像考》[63]、《六字觀音圖像樣式分析——兼論六字觀音與阿彌陀佛的關系》[64]、《水月觀音與藏傳佛教觀音像之關系》[65]、李雲晉的《雲南大理的“阿嵯耶”觀音造像》[66]、金申的《博興出土的太和年間金銅觀音立像的樣式與源流》[67]、郭子瑤的《觀音形象中國化的審美依據》[68]、李彩霞的《館藏唐卡觀音類賞析》[69]、趙廣鈴的《慈愍法像，殊妙莊嚴——甯波七塔寺十一面觀音造像賞析》[70]、董彥文的《多姿多彩的觀音菩薩》[71]、王丹的《從觀音形態之流變看中國佛教美術世俗化、本土化的過程》[72]、阚延龍的《千手千眼觀音的藝術特色》[73]、馬天鳳的《隋立觀音像》[74]、楊庭慧的《畫聖吳道之與觀音像石刻》[75]、馮漢镛的《千手千眼觀音聖像源流考》[76]、劉智的《延安市收藏的千手千眼觀音銅造像》[77]、王惠民的《敦煌千手千眼觀音像》[78]、劉鳳君的《山東省北朝觀世音和彌勒造像考》[79]、業露華撰文的《中國佛教圖像解釋》中的第四章《觀音部》[80]等。這類研究成果數量最大，難以盡列。其主要特點是以實際存在的觀音造像爲依據，以藝術的風格及其演進爲線索，以觀音信仰的教義爲背景，同時涉及古代印度觀音信仰在中國的演變、觀音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系、藏傳佛教觀音信仰與漢地觀音信仰的區別等問題，所以，這些研究既是藝術的研究，也是宗教的探析，既是曆史的追溯，也是現實的關注，既對我們理解觀音形象在中國的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對我們認識各種不同的觀音信仰形態具有很大的幫助。

　　五是從宗教學和哲學的角度對觀音經典和觀音信仰法門進行的分析，如佛日的《觀音圓通法門釋》[81]、樓宇烈的《〈法華經〉與觀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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