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藏大師的華嚴思想研究
內容提要：通常研究早期影響華嚴思想方面會集中于北方地論學派，而本文則以南方叁論學派作爲切入點。就叁論宗集大成者吉藏大師《華嚴遊意》作爲研究對象，首先對吉藏的生平、時代背景作一考察；其次分析吉藏的總體思想和對叁論宗的影響與後果，再次將其《華嚴遊意》從形式、內容等方面給予重點剖析，用以探究叁論宗代表人物吉藏的華嚴思想，從而也映襯出叁論宗人對《華嚴經》的看法；最後，將華嚴宗與叁論宗部分思想加以交涉、探討和總結；以此豐富華嚴思想的內涵與視野。
關鍵詞：吉藏佛性 華嚴思想
作者簡介：釋啓明，閩南佛學院講師。
叁論宗是印度中觀學派在中國傳播過程中形成的佛教宗派，以龍樹所著《中論》、《十二門論》及提婆著的《百論》爲依據創立的，故稱“叁論宗”。在印度有青目、羅睺羅跋陀羅等加以承繼並著述；後清辨、智光予以弘揚，並傳至西域莎車王子時，其高足鸠摩羅什于東晉姚秦時期來華，傳譯與弘揚中觀學派，開中國叁論研究先河；其門人僧肇、道融在北方弘傳，僧叡、道生居吳地發展，一時掀起研習叁論高潮；南北朝有昙濟弘揚，經僧朗傳至攝嶺僧诠，後又傳于興皇法朗，陳、隋唐間的嘉祥吉藏承法朗而力弘叁論，以振興叁論學派爲己任，著書立論，盡其所能，使叁論學說趨于頂峰，並成爲實際創宗者，具一定地位和影響；中唐之後，因諸多因素走向衰微。
叁論思想是龍樹重要一系，而《華嚴經》又是龍樹從龍宮誦持所得，其深見大乘義誨，領略佛法奧秘。由此確立大乘思想，是大乘佛教中觀學派的首倡者。而以《華嚴經》作爲根本經典的華嚴宗，其思想來源應屬北方的地論學派與南方的叁論宗兩方面。以往的研究都注重地論學派傳承對華嚴思想之影響，而忽略叁論學派，其實叁論學派一貫重視《華嚴經》，且叁論學者多有研習，對華嚴思想的傳播與弘揚産生過相當影響，就連吉藏大師也曾著有現存最早的華嚴論著《華嚴遊意》。這裏試圖就吉藏大師之視角，對華嚴思想進行分析和探討，以豐富華嚴宗思想的深入研究。
一、吉藏生平、地位及時代背景
(一)吉藏生平及地位
吉藏大師(549-623)，是安息國(即波斯，今伊朗)皇室的後裔，爲避世仇，其祖先遷至中國交廣間(今中、越交界處)，後移居金陵，祖先世代信佛。七歲投攝山(今南京棲霞山)法朗出家，學習經論。公元558年，吉藏隨法朗應陳武帝之诏，入京城(今南京)興皇寺。法朗大開講席，盛弘叁論，使攝山叁論學影響日增，也在京城引起很大反響。吉藏跟隨在興皇法朗身邊，“凡所谘禀，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贍逸，弘裕多奇”。〔1〕十九歲代法朗複座講述經論，發揮辯才之能，“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有余美”。〔2〕顯露頭角，也得皇室禮遇。
公元569年受具戒後，繼續跟隨法朗直至隋開皇九年(589)。隋朝平定百越(今浙江、福建一帶)後，住吳會稽(今紹興)秦望山嘉祥寺研究講習“叁論”等，聽者常千余人，後世敬爲“嘉祥大師”。其“志在傳燈，*輪相續”，著書立說，並對叁論義理作系統總結。還剖析《法華經》，撰《法華玄論》十卷，《大品經義疏》十卷等。
隋開皇末年(600)，吉藏受晉王楊廣之邀，住揚州慧日寺。隋炀帝大業初年(605)，又隨至大興(今西安)日嚴寺，並有其師兄智炬、法澄、慧覺、道莊等，叁論之學流傳到北方。在長安日嚴寺期間，完成叁論注疏(公元602年出《中論疏》，公元608年作《百論疏》、《十二門論疏》)，使叁論學說在京城打開局面，也標志著叁論宗思想體系正式形成，以致叁論在長安成爲影響最大的宗派。後跟“雄辯河傾，吐言折角”的叁國論師僧粲辯論，往返四十余番獲勝而名望達于極頂。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滅隋，吉藏以“惟四民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旻”〔3〕，勸勉唐高祖李淵，備受尊敬和厚遇。晚年先後住長安的定水、延興兩寺。武德六年(623)6月5日，曾作《死不怖論》，齋時將及，示寂于長安實際寺，後瘗于終南山至相寺北岩。
吉藏治學廣博，平生講“叁論”一百多遍，《法華》叁百多遍，《華嚴》、《維摩》、《大品般若》、《大智度論》等各數十遍，並分別著有注疏及論文盛傳于世。他的著述計約四十四部，現存著作尚有《叁論玄義》、《中論疏》、《百論疏》、《十二門疏》、《法華論疏》、《二谛義》、《二谛章》、《大乘玄論》、《華嚴遊意》、《淨名玄論》、《法華經義疏》等二十六部。〔4〕
吉藏博聞強記，善于辯論，擅長圍繞當時佛學界的熱點問題，在批判別派見解中闡發自己的觀點。他的理論體系在辯論中形成，並通過論戰表達出來，素以駁雜多端著稱；其全力弘揚“叁論”思想，並以 “二谛論”、“八不中道”等構成其核心學說內容。在中國佛教義理上貢獻頗大，其思辨及教理爲其他宗派所吸收與參鑒，故于中國佛教史上功不可沒。
(二)時代背景
吉藏生活年代屬亂世之秋，一生曆經南朝梁、陳及隋、唐四代，主要活動于陳、隋兩代，義學研究則主要在隋代，所處正是佛教變革時期。佛教大量典籍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得以翻譯，並有諸多學派形成與發展。
吉藏所居金陵又是南朝梁、陳之都城，奉佛氣氛濃厚，江南佛教大爲發展，王公貴族競造寺院。梁武帝時，建康一地寺院達五百余所，僧尼有十余萬人，郡縣更不勝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正好點明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棄道歸佛、廣建寺院、親近高僧、設大規模無遮大齋會等力倡下，達至盛極，梁武帝還多次舍身同泰寺。公元557年，陳霸先廢梁自立爲帝，建陳朝，曾祭祀禮拜佛牙，設無遮大齋會，永定二年高祖舍身佛寺。〔5〕但“政局也很不穩定，經濟凋敝不堪”。〔6〕
北方佛教學者本有改革佛教的要求，因當時仍保留初傳時小乘隱居山林傳統，受道教的抨擊。同時，佛教經濟趨于寺院化，北齊、北周在短期對峙中，北周武帝宇文邕爲滅北齊，統一中國北部，欲富國強兵而推行多方面改革，企圖整頓和廢除佛教寺院以充實國家財政。于是采納衛元嵩提議，改良佛教，主張“一切皆道”。于建德叁年(574)5月17日下令禁斷佛道二教，毀像焚經，勒令沙門、道士還俗，設立“通道觀”，收容蓄發菩薩僧，尊崇儒學。並大量招募普通漢人充當府兵，使民族差異減少。公元578年，北周宣帝即位，佛教又趨複興。但這次滅佛事件逼迫當時佛教人士對現實改變看法，在實相等觀念上有重新認識的趨勢。總體上，南北朝的佛教是諸師並舉的局面，且經論陸續譯成華文，各地講經解論盛行，出現許多涅槃師、攝論師、地論師、毗昙師等。
而隋開皇九年(589)舉陳都建康，平定南方全部州縣，中國曆史進入新的統一階段。隋朝雖存叁十多年，卻爲唐朝佛教的興盛奠定基礎，也是佛教重大轉折時期。
隋文帝即位後，廣泛執行佛教治國政策，使隋朝佛教迅速繁榮起來，曾下诏京城及各州官立寺院于正、五、九月的八至十五日禁止殺害生物。隋文帝開皇十二年(592)設立五衆製度，長安有大智度論、講論、講律、涅槃、十地五種衆。隋晉王楊廣，在鎮守揚州時，設慧日寺、法雲寺、玉清觀、金洞觀等四道場，吉藏就住于集中當時江南佛教人才的慧日寺，並受優厚禮遇。後長安建置日嚴寺，隋初北方流行官方認可的涅槃、地論、大智度論、律、禅等學說。吉藏到北方後，與其他學派論師辯論獲勝，名噪一時。在其努力下，使叁論學以宗派形式出現，長安成爲叁論教義的中心。隋朝推行佛教政策基本方針是佑護國家興隆，是種“替國行道”的佛教，其目的在于使佛教成爲隋王朝統一國家的精神支柱。一方面繼承北朝佛教的建造寺塔的傳統；另一方面接受南朝佛教講經遺風，形成綜合性的隋朝佛教，這無形中也爲唐代佛教鼎盛奠定基礎。〔7〕
武德元年(618)，李淵在長安稱帝，建立唐朝。爲健全各種製度，興辦文教事業，對佛教采取同化、利用和推崇的政策，並使之從屬于王法之下。佛教受到唐帝室和貴族的尊重，故有“及大唐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谒于虔化門下”〔8〕之禮遇。
隋唐政治上統一局面，爲佛教宗派提供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同時“南重義學，北偏實踐”之風在交流、溝通及總結上有諸多方便。從經濟上觀察，封建帝王經濟布施與政策支持，使佛教寺院經濟日益龐大，爲創宗立說、製定教規、師徒教授等活動提供足夠物質基礎。在思想上，自漢以來佛教義理長期發展，從“格義佛教”到諸師學派雲起，講經著疏繁盛，大量印度佛典已基本譯成漢文給予經論憑據，統一的隋唐，造就出大批博覽群經、善于創新的義學僧人，也爲創宗具備了人才資源和思想氛圍。
吉藏也就是在這種特定時代背景下，一方面理論上有充實的基礎，並著有叁論疏等，使本宗派有可循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繼承“破邪顯正”、“破而不立”的方法論，以“般若無得”爲基本標准，對各派諸師進行批判與駁斥，從而建立起自己的叁論宗體系，一定意義上調和了當時不同學派的分歧與矛盾。〔9〕
二、吉藏思想概述
吉藏所倡導的叁論宗主要教理是由“破邪顯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叁方面構成。將人的思維、語言文字稱作“教”、“名”、“虛”等，把不依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體性稱爲“理”、“體”、“實”等。並認爲思維語言文字具相對性，未能正確反映無差別的客觀實在。吉藏《大乘玄論》雲：“能表是有無，所表非有無……文言終不得理”，反映出一種不可知的方法論。
但吉藏晚年由于專研《法華經》，受經中“一乘”思想的影響很深；另隋代正是涅槃學…
《吉藏大師的華嚴思想研究(啓明法師)》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