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藏大师的华严思想研究
内容提要：通常研究早期影响华严思想方面会集中于北方地论学派，而本文则以南方三论学派作为切入点。就三论宗集大成者吉藏大师《华严游意》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吉藏的生平、时代背景作一考察；其次分析吉藏的总体思想和对三论宗的影响与后果，再次将其《华严游意》从形式、内容等方面给予重点剖析，用以探究三论宗代表人物吉藏的华严思想，从而也映衬出三论宗人对《华严经》的看法；最后，将华严宗与三论宗部分思想加以交涉、探讨和总结；以此丰富华严思想的内涵与视野。
关键词：吉藏佛性 华严思想
作者简介：释启明，闽南佛学院讲师。
三论宗是印度中观学派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佛教宗派，以龙树所著《中论》、《十二门论》及提婆着的《百论》为依据创立的，故称“三论宗”。在印度有青目、罗睺罗跋陀罗等加以承继并著述；后清辨、智光予以弘扬，并传至西域莎车王子时，其高足鸠摩罗什于东晋姚秦时期来华，传译与弘扬中观学派，开中国三论研究先河；其门人僧肇、道融在北方弘传，僧叡、道生居吴地发展，一时掀起研习三论高潮；南北朝有昙济弘扬，经僧朗传至摄岭僧诠，后又传于兴皇法朗，陈、隋唐间的嘉祥吉藏承法朗而力弘三论，以振兴三论学派为己任，着书立论，尽其所能，使三论学说趋于顶峰，并成为实际创宗者，具一定地位和影响；中唐之后，因诸多因素走向衰微。
三论思想是龙树重要一系，而《华严经》又是龙树从龙宫诵持所得，其深见大乘义诲，领略佛法奥秘。由此确立大乘思想，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首倡者。而以《华严经》作为根本经典的华严宗，其思想来源应属北方的地论学派与南方的三论宗两方面。以往的研究都注重地论学派传承对华严思想之影响，而忽略三论学派，其实三论学派一贯重视《华严经》，且三论学者多有研习，对华严思想的传播与弘扬产生过相当影响，就连吉藏大师也曾着有现存最早的华严论着《华严游意》。这里试图就吉藏大师之视角，对华严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以丰富华严宗思想的深入研究。
一、吉藏生平、地位及时代背景
(一)吉藏生平及地位
吉藏大师(549-623)，是安息国(即波斯，今伊朗)皇室的后裔，为避世仇，其祖先迁至中国交广间(今中、越交界处)，后移居金陵，祖先世代信佛。七岁投摄山(今南京栖霞山)法朗出家，学习经论。公元558年，吉藏随法朗应陈武帝之诏，入京城(今南京)兴皇寺。法朗大开讲席，盛弘三论，使摄山三论学影响日增，也在京城引起很大反响。吉藏跟随在兴皇法朗身边，“凡所谘禀，妙达指归，论难所标，独高伦次，词吐赡逸，弘裕多奇”。〔1〕十九岁代法朗复座讲述经论，发挥辩才之能，“精辩锋游，酬接时彦，绰有余美”。〔2〕显露头角，也得皇室礼遇。
公元569年受具戒后，继续跟随法朗直至隋开皇九年(589)。隋朝平定百越(今浙江、福建一带)后，住吴会稽(今绍兴)秦望山嘉祥寺研究讲习“三论”等，听者常千余人，后世敬为“嘉祥大师”。其“志在传灯，*轮相续”，着书立说，并对三论义理作系统总结。还剖析《法华经》，撰《法华玄论》十卷，《大品经义疏》十卷等。
隋开皇末年(600)，吉藏受晋王杨广之邀，住扬州慧日寺。隋炀帝大业初年(605)，又随至大兴(今西安)日严寺，并有其师兄智炬、法澄、慧觉、道庄等，三论之学流传到北方。在长安日严寺期间，完成三论注疏(公元602年出《中论疏》，公元608年作《百论疏》、《十二门论疏》)，使三论学说在京城打开局面，也标志着三论宗思想体系正式形成，以致三论在长安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派。后跟“雄辩河倾，吐言折角”的三国论师僧粲辩论，往返四十余番获胜而名望达于极顶。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灭隋，吉藏以“惟四民涂炭，乘时拯溺，道俗庆赖，仰泽穹旻”〔3〕，劝勉唐高祖李渊，备受尊敬和厚遇。晚年先后住长安的定水、延兴两寺。武德六年(623)6月5日，曾作《死不怖论》，斋时将及，示寂于长安实际寺，后瘗于终南山至相寺北岩。
吉藏治学广博，平生讲“三论”一百多遍，《法华》三百多遍，《华严》、《维摩》、《大品般若》、《大智度论》等各数十遍，并分别着有注疏及论文盛传于世。他的著述计约四十四部，现存著作尚有《三论玄义》、《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疏》、《法华论疏》、《二谛义》、《二谛章》、《大乘玄论》、《华严游意》、《净名玄论》、《法华经义疏》等二十六部。〔4〕
吉藏博闻强记，善于辩论，擅长围绕当时佛学界的热点问题，在批判别派见解中阐发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体系在辩论中形成，并通过论战表达出来，素以驳杂多端着称；其全力弘扬“三论”思想，并以 “二谛论”、“八不中道”等构成其核心学说内容。在中国佛教义理上贡献颇大，其思辨及教理为其他宗派所吸收与参鉴，故于中国佛教史上功不可没。
(二)时代背景
吉藏生活年代属乱世之秋，一生历经南朝梁、陈及隋、唐四代，主要活动于陈、隋两代，义学研究则主要在隋代，所处正是佛教变革时期。佛教大量典籍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得以翻译，并有诸多学派形成与发展。
吉藏所居金陵又是南朝梁、陈之都城，奉佛气氛浓厚，江南佛教大为发展，王公贵族竞造寺院。梁武帝时，建康一地寺院达五百余所，僧尼有十余万人，郡县更不胜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好点明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南朝佛教在梁武帝弃道归佛、广建寺院、亲近高僧、设大规模无遮大斋会等力倡下，达至盛极，梁武帝还多次舍身同泰寺。公元557年，陈霸先废梁自立为帝，建陈朝，曾祭祀礼拜佛牙，设无遮大斋会，永定二年高祖舍身佛寺。〔5〕但“政局也很不稳定，经济凋敝不堪”。〔6〕
北方佛教学者本有改革佛教的要求，因当时仍保留初传时小乘隐居山林传统，受道教的抨击。同时，佛教经济趋于寺院化，北齐、北周在短期对峙中，北周武帝宇文邕为灭北齐，统一中国北部，欲富国强兵而推行多方面改革，企图整顿和废除佛教寺院以充实国家财政。于是采纳卫元嵩提议，改良佛教，主张“一切皆道”。于建德三年(574)5月17日下令禁断佛道二教，毁像焚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设立“通道观”，收容蓄发菩萨僧，尊崇儒学。并大量招募普通汉人充当府兵，使民族差异减少。公元578年，北周宣帝即位，佛教又趋复兴。但这次灭佛事件逼迫当时佛教人士对现实改变看法，在实相等观念上有重新认识的趋势。总体上，南北朝的佛教是诸师并举的局面，且经论陆续译成华文，各地讲经解论盛行，出现许多涅槃师、摄论师、地论师、毗昙师等。
而隋开皇九年(589)举陈都建康，平定南方全部州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统一阶段。隋朝虽存三十多年，却为唐朝佛教的兴盛奠定基础，也是佛教重大转折时期。
隋文帝即位后，广泛执行佛教治国政策，使隋朝佛教迅速繁荣起来，曾下诏京城及各州官立寺院于正、五、九月的八至十五日禁止杀害生物。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设立五众制度，长安有大智度论、讲论、讲律、涅槃、十地五种众。隋晋王杨广，在镇守扬州时，设慧日寺、法云寺、玉清观、金洞观等四道场，吉藏就住于集中当时江南佛教人才的慧日寺，并受优厚礼遇。后长安建置日严寺，隋初北方流行官方认可的涅槃、地论、大智度论、律、禅等学说。吉藏到北方后，与其他学派论师辩论获胜，名噪一时。在其努力下，使三论学以宗派形式出现，长安成为三论教义的中心。隋朝推行佛教政策基本方针是佑护国家兴隆，是种“替国行道”的佛教，其目的在于使佛教成为隋王朝统一国家的精神支柱。一方面继承北朝佛教的建造寺塔的传统；另一方面接受南朝佛教讲经遗风，形成综合性的隋朝佛教，这无形中也为唐代佛教鼎盛奠定基础。〔7〕
武德元年(618)，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为健全各种制度，兴办文教事业，对佛教采取同化、利用和推崇的政策，并使之从属于王法之下。佛教受到唐帝室和贵族的尊重，故有“及大唐义举，初届京师，武皇亲召释宗，谒于虔化门下”〔8〕之礼遇。
隋唐政治上统一局面，为佛教宗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南重义学，北偏实践”之风在交流、沟通及总结上有诸多方便。从经济上观察，封建帝王经济布施与政策支持，使佛教寺院经济日益庞大，为创宗立说、制定教规、师徒教授等活动提供足够物质基础。在思想上，自汉以来佛教义理长期发展，从“格义佛教”到诸师学派云起，讲经着疏繁盛，大量印度佛典已基本译成汉文给予经论凭据，统一的隋唐，造就出大批博览群经、善于创新的义学僧人，也为创宗具备了人才资源和思想氛围。
吉藏也就是在这种特定时代背景下，一方面理论上有充实的基础，并着有三论疏等，使本宗派有可循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继承“破邪显正”、“破而不立”的方法论，以“般若无得”为基本标准，对各派诸师进行批判与驳斥，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三论宗体系，一定意义上调和了当时不同学派的分歧与矛盾。〔9〕
二、吉藏思想概述
吉藏所倡导的三论宗主要教理是由“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三方面构成。将人的思维、语言文字称作“教”、“名”、“虚”等，把不依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体性称为“理”、“体”、“实”等。并认为思维语言文字具相对性，未能正确反映无差别的客观实在。吉藏《大乘玄论》云：“能表是有无，所表非有无……文言终不得理”，反映出一种不可知的方法论。
但吉藏晚年由于专研《法华经》，受经中“一乘”思想的影响很深；另隋代正是涅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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