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孝观的发展背景
古正美
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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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向来学者都认为，大乘佛教孝观的主要特色即是“报恩思想”的信仰。事实上“报恩思想”即是孝的定义。中国儒家的孝观也是一种“报恩思想”的信仰，但是佛教孝观所侧重的内容和行政却与中国儒家孝观的行法，在信仰上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儒家认为行孝不是只是行供养父母的行法，还有许多行法都是行孝必须注意的事项。大乘佛教在谈“报恩思想”时，特别重视供养父母的思想，认为供养父母不只是一种人间行孝的实践，也是一种佛教伦理的修行方法。大乘佛教“报恩思想”或孝观的特色，因此是供养父母的思想。大乘佛教为什么会以供养父母的思想作为其孝观的内容及实践方法呢？这个题目一直来就没有人问过，原因是，至今大乘佛教崛起的原因在学界尚无定论，学者们对大乘的发展情形还没有明确的了解，因此，一谈到佛教的孝观不是说是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就是说佛教的孝观在印度佛教思想中已见。这些含糊不清的说法，都没有真正地厘清大乘佛教为什会提出孝观的理由。
大乘孝观之所以会被称为“大乘”，乃因为此孝观是大乘经中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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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思想。大乘提出孝观的信仰不祗与其大乘的信仰结构或系统有关，而且与大乘崛起的原因也有密切的关系。大乘佛教的信仰结构与早期佛教部派(sectarion Buddhism)的信仰结构有相当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出世法与世法并重的一种信仰系统，而后者基本上只侧重出世法的信仰法。因此在新派佛教的经典中，主要的讨论课题都是如何出家，放弃世俗生活的出世修行法。大乘佛教以后出佛教学派的姿态提出出世法与世法并重的信仰方法绝对不是没有历史原因造成的信仰现象，但是造成大乘提出出世法与世法并重的信仰也绝对不是一种纯粹佛教内部教理发展的结果，大乘提出世俗化佛教(secularization)的现象事实上与贵霜王朝(the Kushans，50-300)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大乘提出世俗化佛教或并重出世法及世法的信仰是教外原因造成的历史现象。
第一世纪中期之后贵霜王期的创始者邱就却、卡德费些斯(Kujula Kadphises，2BC-78AD)在攻克古代印度西北罽宾地区之后，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却决定利用大乘学者及僧人为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传统及治世方法。他的政治传统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帝王治世法。在大乘佛经中，称此新帝王传统为转轮王(Caktovartin)治世法。邱就却的政治理想为了在现实世界兑现，不但因此造成大乘学派的兴起，而且也因此在历史上建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佛教王国。邱就却依赖大乘僧人及学者为其奠立佛教转轮王传统，大乘僧人与学者参与贵霜王朝的政治建设程度自不待言，可以想像。邱就却没有用传统的佛教徒为其策划立国的方案及帝王治世传统与他本人的个性与出生背景有绝大的关系。他出生在大夏的蓝氏城(Boctria)，西元前后时期的蓝氏城是一处波斯、希腊、中亚及印度文化的交接地，他浸淫于各种文化与信仰的环境之中，所希求的宗教与政治文化自然是一种开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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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动文化。大乘佛教的个性与创始者所给我的印象就是邱就却所要追求的信仰及依赖，故大乘佛教在邱就却时代的崛起不无原因。初期大乘(the Early Mahaayaana)的发展在邱就却政治思想的影响之下出现于历史舞台，其信仰的结构自然要从侧重出世法的传统信仰方向转向也重视世法的信仰道路，因为邱就却的转轮王治世观要用大乘佛教的信仰合理化或合法化。在这种情形之下，大乘佛教所要做的工作不但要调和出世法和世法的信仰，而且还要彻底世俗化大乘佛教的信仰。大乘将佛教世俗化的结果，邱就却的转轮王治世传统便因此得以使用，甚至成为大乘世法信仰的一部份；随著贵霜政治活动的宗教化或大乘化，贵霜的世俗伦理活动，甚至经济活动也被赋予大乘信仰的价值观。大乘孝观的出现便在这种大乘世化的过程中，蕴育而生。本论文既然要谈论大乘孝观的发展背景，便不能不谈邱就却与大乘的关系及其政治思想，更不能不谈论大乘如何在其体系之中调和出世法及世法这些问题，因为在学界都还未有人将这些问题做系统的研究过。
二、 初期大乘与贵霜政治
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大乘世俗化的倾向是其他佛教部派未见者。但是这些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大乘重视世法或世俗化的现象与贵霜政治思想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说明初期大乘运动与贵霜王朝之政治思想之发展一开始便结合在一起，笔者在此节中便要用中译的初期大乘作品及地上保留的实物如法王塔(dharmaraajikaa-stuupa)来证明初期大乘的发展与贵霜王朝政治信仰的关系。中译初期大乘经典的翻译大抵始自后汉时代，完成于吴代，由第二世纪半之后来华的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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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译经僧，如支搂迦谶、安世高、安玄、竺大力、康孟祥及支谦等人翻译成中文。这些作品包括《道行般若经》、《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法镜经》、《修行本起经》、《犍陀国王经》、《受十善戒经》、《阿閦佛国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阿阇世王经》等经典，初期大乘经典记载贵霜政治信仰的作品事实上包括所有的初期大乘作品，因为每一部初期大乘的作品所要阐释的大乘信仰与贵霜的政治活动及思想皆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每一部初期大乘的经典不祗是我们研究大乘信仰之重要文献，也是我们研究贵霜政治思想之重要史料。我们除了从初期大乘的作品可以一窥贵霜政治思想与大乘的关系之外，自第三世纪半之后大涅槃系(the mahaa parimivanavaada of the mahaayaana，250-400？)制作的作品也能明见初期大乘与贵霜早期之政治思想的发展有何种关系，尤其是一些大乘涅槃系作者追述初期大乘活动的记录作品如《大法鼓经》及《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等经典。大乘涅槃系兴起的背景与初期大乘兴起的背景非常相似，都是因为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佛教转轮王治世的王国而跃上历史舞台。大乘涅槃系作者所支持的佛教转轮王为一般学者所言之小月支王迦尼色迦第三(kaniska, the third？)。本文因不以贵霜政治研究为专题，故对大乘涅槃系之发展与小月支王之关系不作进一步论述。
一般学者都将期大乘崛起的时间定于西元第一世纪的中期，即西元五十年左右[1]。在历史上，这段时间巧好落在贵霜王朝第一代王邱就却、卡德费些斯统治贵霜王朝的时间。按《后汉书
西域传》的记载，邱就却为月支大王，生长于古代大夏的蓝氏城(Bactria)，西元第一世纪初期，其以贵霜翎侯的身份统一月支五部之后，便南下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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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静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
成立过程》 (京都，百华苑，一九七四)，页47-49，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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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布儿(Kabul)、呾叉始罗(Taxila)及罽宾(Gandhavatii)等地[2]、中国学者王治来说，邱就却统治罽宾是在西元五十二年之后，因为在此之前，隶属罽宾的呾叉始罗尚为安息王所统治。[3]如果是这样，中文文献中记载的邱就却是在西元五十二年之后才正式进入罽宾。向来有些学者都将罽宾视为是迦湿弥逻国(Kasmir)，包括唐代的玄奘在内都如此说[4]，事实上罽宾并不是指迦湿弥逻国，中国历史文献上所言之罽宾乃指佛教经典中所记的犍陀越国(Gandhavatii)，或今日学者们常言之犍陀罗(Gandharaa)地区，这由初期大乘佛经《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及《道行般若》，甚至《犍陀国王经》之经文记载便可知晓：《道行般若经》卷9及卷10之处说，犍陀越国国王崇奉大乘，在其国城中央立一高座，由大乘大法师昙无竭菩萨(Bodhisattva Dharmogupta)向犍陀越国中之大乘求法者宣说大乘修行法，即般若波罗蜜法(proj~naapaaramitaa)及大乘教义[5]，《道行般若经》虽说当时之犍陀越国城充满大乘信徒或菩萨，其地有如忉利天境，但是该经作者却没有告诉我们，当时崇奉大乘、供养昙无竭并迎昙无竭入宫说法的犍陀越王是谁。但是从《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的记载，我们却知道，当时犍陀越国的国王不但是位月支王，而且他的名字就叫“香山”或“犍陀越”。《纯真陀罗》说：
有王名曰纯真陀罗，从名香山，与诸纯真陀罗无史数千，与犍陀罗无史数千，与诸天无史数千，而俱来说“纯真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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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后汉书
西域传》。
3. 王治来：《中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页111。
4. 释道宣撰，《续高僧传
玄奘传》，卷4，T.2060，vol.50，页449a。
5. 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T.224，vol.8，卷9及卷10，页46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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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瑞应[6]。
Chandradara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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