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孝觀的發展背景
古正美
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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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向來學者都認爲，大乘佛教孝觀的主要特色即是“報恩思想”的信仰。事實上“報恩思想”即是孝的定義。中國儒家的孝觀也是一種“報恩思想”的信仰，但是佛教孝觀所側重的內容和行政卻與中國儒家孝觀的行法，在信仰上有很大的區別。中國儒家認爲行孝不是只是行供養父母的行法，還有許多行法都是行孝必須注意的事項。大乘佛教在談“報恩思想”時，特別重視供養父母的思想，認爲供養父母不只是一種人間行孝的實踐，也是一種佛教倫理的修行方法。大乘佛教“報恩思想”或孝觀的特色，因此是供養父母的思想。大乘佛教爲什麼會以供養父母的思想作爲其孝觀的內容及實踐方法呢？這個題目一直來就沒有人問過，原因是，至今大乘佛教崛起的原因在學界尚無定論，學者們對大乘的發展情形還沒有明確的了解，因此，一談到佛教的孝觀不是說是受到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就是說佛教的孝觀在印度佛教思想中已見。這些含糊不清的說法，都沒有真正地厘清大乘佛教爲什會提出孝觀的理由。
大乘孝觀之所以會被稱爲“大乘”，乃因爲此孝觀是大乘經中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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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的思想。大乘提出孝觀的信仰不祗與其大乘的信仰結構或系統有關，而且與大乘崛起的原因也有密切的關系。大乘佛教的信仰結構與早期佛教部派(sectarion Buddhism)的信仰結構有相當明顯的區別，前者是出世法與世法並重的一種信仰系統，而後者基本上只側重出世法的信仰法。因此在新派佛教的經典中，主要的討論課題都是如何出家，放棄世俗生活的出世修行法。大乘佛教以後出佛教學派的姿態提出出世法與世法並重的信仰方法絕對不是沒有曆史原因造成的信仰現象，但是造成大乘提出出世法與世法並重的信仰也絕對不是一種純粹佛教內部教理發展的結果，大乘提出世俗化佛教(secularization)的現象事實上與貴霜王朝(the Kushans，50-300)的政治思想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換言之，大乘提出世俗化佛教或並重出世法及世法的信仰是教外原因造成的曆史現象。
第一世紀中期之後貴霜王期的創始者邱就卻、卡德費些斯(Kujula Kadphises，2BC-78AD)在攻克古代印度西北罽賓地區之後，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原因卻決定利用大乘學者及僧人爲其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傳統及治世方法。他的政治傳統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帝王治世法。在大乘佛經中，稱此新帝王傳統爲轉輪王(Caktovartin)治世法。邱就卻的政治理想爲了在現實世界兌現，不但因此造成大乘學派的興起，而且也因此在曆史上建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佛教王國。邱就卻依賴大乘僧人及學者爲其奠立佛教轉輪王傳統，大乘僧人與學者參與貴霜王朝的政治建設程度自不待言，可以想像。邱就卻沒有用傳統的佛教徒爲其策劃立國的方案及帝王治世傳統與他本人的個性與出生背景有絕大的關系。他出生在大夏的藍氏城(Boctria)，西元前後時期的藍氏城是一處波斯、希臘、中亞及印度文化的交接地，他浸淫于各種文化與信仰的環境之中，所希求的宗教與政治文化自然是一種開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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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動文化。大乘佛教的個性與創始者所給我的印象就是邱就卻所要追求的信仰及依賴，故大乘佛教在邱就卻時代的崛起不無原因。初期大乘(the Early Mahaayaana)的發展在邱就卻政治思想的影響之下出現于曆史舞臺，其信仰的結構自然要從側重出世法的傳統信仰方向轉向也重視世法的信仰道路，因爲邱就卻的轉輪王治世觀要用大乘佛教的信仰合理化或合法化。在這種情形之下，大乘佛教所要做的工作不但要調和出世法和世法的信仰，而且還要徹底世俗化大乘佛教的信仰。大乘將佛教世俗化的結果，邱就卻的轉輪王治世傳統便因此得以使用，甚至成爲大乘世法信仰的一部份；隨著貴霜政治活動的宗教化或大乘化，貴霜的世俗倫理活動，甚至經濟活動也被賦予大乘信仰的價值觀。大乘孝觀的出現便在這種大乘世化的過程中，蘊育而生。本論文既然要談論大乘孝觀的發展背景，便不能不談邱就卻與大乘的關系及其政治思想，更不能不談論大乘如何在其體系之中調和出世法及世法這些問題，因爲在學界都還未有人將這些問題做系統的研究過。
二、 初期大乘與貴霜政治
許多學者都已注意到大乘世俗化的傾向是其他佛教部派未見者。但是這些學者都沒有注意到，大乘重視世法或世俗化的現象與貴霜政治思想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爲了說明初期大乘運動與貴霜王朝之政治思想之發展一開始便結合在一起，筆者在此節中便要用中譯的初期大乘作品及地上保留的實物如法王塔(dharmaraajikaa-stuupa)來證明初期大乘的發展與貴霜王朝政治信仰的關系。中譯初期大乘經典的翻譯大抵始自後漢時代，完成于吳代，由第二世紀半之後來華的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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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譯經僧，如支摟迦谶、安世高、安玄、竺大力、康孟祥及支謙等人翻譯成中文。這些作品包括《道行般若經》、《純真陀羅所問如來叁昧經》、《法鏡經》、《修行本起經》、《犍陀國王經》、《受十善戒經》、《阿閦佛國經》、《無量清淨平等覺經》、《阿阇世王經》等經典，初期大乘經典記載貴霜政治信仰的作品事實上包括所有的初期大乘作品，因爲每一部初期大乘的作品所要闡釋的大乘信仰與貴霜的政治活動及思想皆有直接的關系，因此，每一部初期大乘的經典不祗是我們研究大乘信仰之重要文獻，也是我們研究貴霜政治思想之重要史料。我們除了從初期大乘的作品可以一窺貴霜政治思想與大乘的關系之外，自第叁世紀半之後大涅槃系(the mahaa parimivanavaada of the mahaayaana，250-400？)製作的作品也能明見初期大乘與貴霜早期之政治思想的發展有何種關系，尤其是一些大乘涅槃系作者追述初期大乘活動的記錄作品如《大法鼓經》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等經典。大乘涅槃系興起的背景與初期大乘興起的背景非常相似，都是因爲要在地上建立一個佛教轉輪王治世的王國而躍上曆史舞臺。大乘涅槃系作者所支持的佛教轉輪王爲一般學者所言之小月支王迦尼色迦第叁(kaniska, the third？)。本文因不以貴霜政治研究爲專題，故對大乘涅槃系之發展與小月支王之關系不作進一步論述。
一般學者都將期大乘崛起的時間定于西元第一世紀的中期，即西元五十年左右[1]。在曆史上，這段時間巧好落在貴霜王朝第一代王邱就卻、卡德費些斯統治貴霜王朝的時間。按《後漢書
西域傳》的記載，邱就卻爲月支大王，生長于古代大夏的藍氏城(Bactria)，西元第一世紀初期，其以貴霜翎侯的身份統一月支五部之後，便南下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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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靜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
成立過程》 (京都，百華苑，一九七四)，頁47-49，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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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布兒(Kabul)、呾叉始羅(Taxila)及罽賓(Gandhavatii)等地[2]、中國學者王治來說，邱就卻統治罽賓是在西元五十二年之後，因爲在此之前，隸屬罽賓的呾叉始羅尚爲安息王所統治。[3]如果是這樣，中文文獻中記載的邱就卻是在西元五十二年之後才正式進入罽賓。向來有些學者都將罽賓視爲是迦濕彌邏國(Kasmir)，包括唐代的玄奘在內都如此說[4]，事實上罽賓並不是指迦濕彌邏國，中國曆史文獻上所言之罽賓乃指佛教經典中所記的犍陀越國(Gandhavatii)，或今日學者們常言之犍陀羅(Gandharaa)地區，這由初期大乘佛經《純真陀羅所問如來叁昧經》及《道行般若》，甚至《犍陀國王經》之經文記載便可知曉：《道行般若經》卷9及卷10之處說，犍陀越國國王崇奉大乘，在其國城中央立一高座，由大乘大法師昙無竭菩薩(Bodhisattva Dharmogupta)向犍陀越國中之大乘求法者宣說大乘修行法，即般若波羅蜜法(proj~naapaaramitaa)及大乘教義[5]，《道行般若經》雖說當時之犍陀越國城充滿大乘信徒或菩薩，其地有如忉利天境，但是該經作者卻沒有告訴我們，當時崇奉大乘、供養昙無竭並迎昙無竭入宮說法的犍陀越王是誰。但是從《純真陀羅所問如來叁昧經》的記載，我們卻知道，當時犍陀越國的國王不但是位月支王，而且他的名字就叫“香山”或“犍陀越”。《純真陀羅》說：
有王名曰純真陀羅，從名香山，與諸純真陀羅無史數千，與犍陀羅無史數千，與諸天無史數千，而俱來說“純真陀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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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見《後漢書
西域傳》。
3. 王治來：《中亞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0，)頁111。
4. 釋道宣撰，《續高僧傳
玄奘傳》，卷4，T.2060，vol.50，頁449a。
5. 後漢支婁迦谶譯，《道行般若經》，T.224，vol.8，卷9及卷10，頁46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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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瑞應[6]。
Chandradara意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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