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密史略考
朱封鳌著
臺密，指日本天臺宗所傳的密教。以比睿山延曆寺、園城寺爲中心。因別于空海所傳的東寺密教(東密)故稱臺密。日本天臺宗受臺、密、禅、律四宗思想影響，結合而成，其中除發展天臺本宗的宗義外，以發展密教爲最可觀。日本天臺宗學者田村芳朗教授說：“日本天臺由于采納了密教，因此也有事相面的發展，但其主要的努力還是在教理的鑽研上。所以後來比睿山作爲真理的殿堂而爲天下所尊仰。”(田村芳朗：《天臺法華之哲理》，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60冊)
臺密曆史悠久。唐代日本高僧最澄在中國天臺山求取天臺教法和密法以後，經圓仁、圓珍和安然的發展，在日本特有的社會環境中，形成了日本天臺宗自己的特色。它也與日本其他宗派互相融攝，因而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據統計：明治(1868—1912)後期，臺密已有寺院3614所，信徒903489人。到20世紀末，臺密有20個支派，信徒共299萬人，以比睿山延曆寺爲總本山，有寺院4326座，教會510個，傳教所等設施260個(見楊曾文主編：《日本近現代佛教史·附錄》)。陣容極爲壯大。通過對日本臺密史的略考，可以看出臺密的淵源及其與天臺思想的密切關系。
一、最澄入唐求法與日本天臺宗的創立
入唐求法經過
最澄(767—822)，俗姓叁津首，字廣野，稱德天皇神護景雲元年(767)生于近江滋賀郡古市鄉。他的祖上是歸化日本的漢人。父名百枝，母親是應神天皇的第九女，出身顯赫。他自幼喜歡學佛，12歲便從奈良大安寺行表出家，學習唯識章疏等。20歲在東大寺受具足戒(《顯戒論緣起》則稱：“延曆四年四月四日，大師十九歲。”或系實歲)。因見奈良佛教界充滿腐敗混亂現象，當年七月，便獨自到平安東北方的比睿山上結庵修行。“每日誦讀《法華》、《金光明》、《般若》等大乘經”(《傳教大師全集》卷5《睿山大師傳》)，並修禅觀。他在此期間，著有《願文》一篇，感歎：“悠悠叁界，純苦無安也；擾擾四生，唯患不樂也。”爲了救度衆生，他在佛前發五大願：
以無上(菩提)第一義，發金剛不壞不退心願，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還，不出假(其一)；自未得照理心以還，不才藝(其二)；自未得具足淨戒以還，不預檀主法會(其叁)；自未得般若心以還，不著世間人事緣務，除相似位(其四)；叁際中間所修功德，獨不受己身，普回施有識，悉皆令有無上菩提(其五)。
他以勇猛精進的大決心，要求得六根相似位(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淨，爲圓教六即中第四之相似即位)，求得照理心(能以佛陀或高僧的言教鑒照自己的靈心)，具足淨戒，求得般若心，並以此回向有識(爲有情之異稱，即衆生)，充分表達了他的舍己爲人精神。他還說：“伏願解脫之味獨不飲，安樂之果獨不證，法界衆生，同服妙味。若依此願力，至六根相似位，若得五神通時，必不取自度，不證自位，不著一切，願必所引導今生無作無緣四弘願願，周旋于法界，遍入于六道，淨佛國土，成就衆生，盡未來際，恒作佛事。”(《大正藏》卷74第135頁)可以看出，他是以實踐“利他”的“菩薩行”爲宗旨，發誓“未得般若心”，便決不回到世俗社會中去。
此後，他從收藏天臺宗典籍的寺院借來智顗的《摩诃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四教義》以及《維摩經疏》等來抄寫和研讀，對天臺宗的義理産生了極度的興趣。于是，便在比睿山開始講說和傳授天臺教觀，名聲愈來愈大。延曆七年(788)他在四衆資助下，在比睿山上建一乘止觀院，作爲弘法的中心，並派弟子到各地寺院抄回大量天臺經籍收藏。
最澄在比睿山傳授的情況很快就引起桓武天皇的重視。延曆十六年(797)，天皇召請最澄參與“內供奉”十禅師之列，敕“以近江正稅，充山供費”(《睿山大師傳》)。有了朝廷的支持，最澄傳教的決心更大，從延曆十七年開始，他每年十一月在比睿山舉行“法華十講”的法會(分十次講完《法華經》)。延曆二十年(801)，還邀請奈良佛教界的十位著名高僧來參加法會，他在會上宣講“天臺叁大部”。此後，他又應邀至高雄山寺宣講“天臺叁大部”。從此，他在佛教界的名聲大振。
爲了進一步領會天臺宗的真義，他萌發了入唐求法的思想，在上奏天皇的文疏中，指出當時奈良佛教中最有影響的宗派是叁論宗和法相宗，它們都依“論”立宗：叁論宗以《中論》等論爲依據，法相宗以《成唯識論》爲依據，而“論”是發揮經義的菩薩說的，是“末”。而天臺宗則是依《法華經》立宗，“經”是佛說，是“本”。故應當將天臺宗傳入。他請天皇派他入唐求法。聲稱自己雖多年弘宣天臺宗，但“每恨《法華》深旨，尚未詳釋，幸求得天臺妙記，披閱數年，字謬行脫，未顯細趣。若不受師傳，雖得不信。誠願差留學生、還學生各一人，令學此圓宗，師師相續，傳燈無絕也”(《睿山大師傳》)。天皇准奏，便派最澄爲“天臺法華宗還學僧”(短期修學天臺宗，學畢即行回國)入唐求法。
延曆二十叁年(804，唐貞元二十年)，最澄攜弟子義真爲翻譯一道入唐。在明州(今甯波)登岸後，到達臺州(治所在今浙江臨海)，在龍興寺，拜見應臺州剌史陸淳之請來此寺宣講《摩诃止觀》的天臺山修禅寺座主道邃，從受天臺(一心叁觀)教法，並在龍興寺西廂極樂淨土院受大乘“叁聚大戒”(指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隨後，最澄又登天臺山，禮拜智者大師肉身塔，從佛隴寺行滿受法。道邃和行滿都是天臺宗九祖湛然大師(711—782)的法裔。湛然被稱爲唐代天臺宗中興之祖，著有《摩诃止觀輔行傳弘決》、《法華玄義釋簽》、《法華文句記》，提出“無情有性論”、“理具叁千說”等，發揮了天臺的思想。他門徒極盛，“瞻望堂室，以爲依怙”(《佛祖統紀·湛然傳》)。學徒中不少是名僧、缙紳大臣和著名學者。最澄成了接受湛然嫡系傳法的第一個日本僧人。行滿對最澄十分友好。他幫最澄延請了幾十名經生抄寫天臺教典，共抄得128部345卷(見《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臨別，他給最澄贈詩道：“異域鄉音別，觀心法性同。來時求半偈，去罷悟真空。貝葉翻經疏，歸程大海東。何當歸本國，繼踵大師風。”(《傳教大師全集·顯戒論緣起》)
最澄拜別行滿後，又到天臺山禅林寺從翛然受禅宗牛頭法融一派的禅法。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上旬，離開臺州到達越州首府(今浙江紹興)，從龍興寺鎮國道場順曉和尚受密宗灌頂，並受金剛界、胎藏界兩部曼荼羅、經法、圖像和道具等。順曉是唐玄宗時在中國傳布密宗的善無畏(637—735)的再傳弟子。同年五月(日本延曆二十四年，805年)，最澄搭遣唐使的船回國。這樣，他在唐接受了天臺、密宗、禅及大乘戒法四種傳授，並帶回經書章疏230部460卷、《金字妙法蓮華經》、《金字金剛經》及圖像、法器等。
最澄歸國後，受到了桓武天皇的高度重視：“帝王迎安內裏。同年八月二十七日，捧奏狀公家，賜顯密弘通公驗于大師”(《圓密宗二教名目·傳教大師》，《大正藏》卷74第437頁)。天皇在敕文中還說要將最澄帶回的教籍書寫“流布天下”，命人送奈良七大寺。又敕在京都北的高雄山寺設立法壇，由最澄爲道證、修因、勤操、正能、正秀、廣圓、豐安、靈福8位高僧舉行密教灌頂儀式，並特命石川、柽生2位禅師代天皇受灌頂傳法。
有了朝廷的大力支持，最澄便抓緊時機在日本正式創立天臺宗。在最澄之前，日本已建立了4所戒壇，即大和東大寺、下野藥師寺、築紫觀音寺和近江延曆寺，這些都是小乘戒壇。就是當年鑒真所傳的大乘戒也都沒有脫離小乘的局限。而且，當時南都六宗對全國佛教控製甚嚴，出家僧人都要到南都受戒得度，象僧正、僧都、律師等，都須由南都六宗的人擔任。最澄深感這種情況需要改變，他便于歸國後的第二年，即延曆二十五年(806)，向桓武天皇上表，請求在六宗外增加天臺圓宗，聲稱：“我日本天下圓機已熟，圓教遂興……法華一乘機，今正是其時。”(《傳教大師集》第二卷《守護國界章》)他奏請朝廷每年准予各宗度僧出家，“更加天臺法華宗”，建議各宗度僧之數爲：“華嚴宗二人，天臺法華二人，律宗二人；叁論宗叁人，加小乘成實宗；法相宗叁人，加小乘俱舍宗”(《天臺法華宗年分緣起》)。天皇下诏准奏，命各宗按最澄所奏之數度僧，要求對所度之人先行考試，強調重視義理和戒律，又規定各宗所度僧應修學業，其中天臺宗所度2人，一人讀《大毗盧遮那經》(《大日經》)，一人讀《摩诃止觀》。這樣，在原來的奈良六宗之外，天臺宗正式取得獨立的地位。
與此同時，最澄還向朝廷提出設立大乘戒壇，理由有兩方面：一是大乘佛法的目的是鎮護國家，要想國泰民安就應扶植大乘，扶植大乘佛教就必須培養大乘僧侶，培養大乘僧侶就必須按大乘戒律傳教；二是戒、定、慧是叁位一體的，大乘圓戒應當配以大乘戒律。睿山是修持大乘圓教定慧之地，應配以大乘圓戒。他根據天臺宗的受戒程式，認爲根據《普賢經》禮請釋迦牟尼爲菩薩戒和尚的爲大乘戒，而依小乘律請現前十師，白四羯磨(指受具足戒時，羯磨師向僧衆先告白某某提出的出家要求，稱爲“白”；然後叁問僧衆造成與否，稱叁羯磨。合稱“白四羯磨”)爲小乘戒。當時，僧統曾向天皇上表，反對他的說法，聲稱：“授戒法者，前佛後佛，所說是一，西國東國，儀式無二。”(《顯戒論》卷中)對此，最澄義正辭嚴地予以駁斥。他說：
菩薩授戒，權實不同；小乘授戒，隨機亦別。言儀式無二者，若約大小二戒無二者，有違教失。若約小乘教無二者，四部之別，何以可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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