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密史略考
朱封鳌著
台密，指日本天台宗所传的密教。以比睿山延历寺、园城寺为中心。因别于空海所传的东寺密教(东密)故称台密。日本天台宗受台、密、禅、律四宗思想影响，结合而成，其中除发展天台本宗的宗义外，以发展密教为最可观。日本天台宗学者田村芳朗教授说：“日本天台由于采纳了密教，因此也有事相面的发展，但其主要的努力还是在教理的钻研上。所以后来比睿山作为真理的殿堂而为天下所尊仰。”(田村芳朗：《天台法华之哲理》，见《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60册)
台密历史悠久。唐代日本高僧最澄在中国天台山求取天台教法和密法以后，经圆仁、圆珍和安然的发展，在日本特有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日本天台宗自己的特色。它也与日本其他宗派互相融摄，因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统计：明治(1868—1912)后期，台密已有寺院3614所，信徒903489人。到20世纪末，台密有20个支派，信徒共299万人，以比睿山延历寺为总本山，有寺院4326座，教会510个，传教所等设施260个(见杨曾文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附录》)。阵容极为壮大。通过对日本台密史的略考，可以看出台密的渊源及其与天台思想的密切关系。
一、最澄入唐求法与日本天台宗的创立
入唐求法经过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字广野，称德天皇神护景云元年(767)生于近江滋贺郡古市乡。他的祖上是归化日本的汉人。父名百枝，母亲是应神天皇的第九女，出身显赫。他自幼喜欢学佛，12岁便从奈良大安寺行表出家，学习唯识章疏等。20岁在东大寺受具足戒(《显戒论缘起》则称：“延历四年四月四日，大师十九岁。”或系实岁)。因见奈良佛教界充满腐败混乱现象，当年七月，便独自到平安东北方的比睿山上结庵修行。“每日诵读《法华》、《金光明》、《般若》等大乘经”(《传教大师全集》卷5《睿山大师传》)，并修禅观。他在此期间，著有《愿文》一篇，感叹：“悠悠三界，纯苦无安也；扰扰四生，唯患不乐也。”为了救度众生，他在佛前发五大愿：
以无上(菩提)第一义，发金刚不坏不退心愿，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还，不出假(其一)；自未得照理心以还，不才艺(其二)；自未得具足净戒以还，不预檀主法会(其三)；自未得般若心以还，不著世间人事缘务，除相似位(其四)；三际中间所修功德，独不受己身，普回施有识，悉皆令有无上菩提(其五)。
他以勇猛精进的大决心，要求得六根相似位(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为圆教六即中第四之相似即位)，求得照理心(能以佛陀或高僧的言教鉴照自己的灵心)，具足净戒，求得般若心，并以此回向有识(为有情之异称，即众生)，充分表达了他的舍己为人精神。他还说：“伏愿解脱之味独不饮，安乐之果独不证，法界众生，同服妙味。若依此愿力，至六根相似位，若得五神通时，必不取自度，不证自位，不著一切，愿必所引导今生无作无缘四弘愿愿，周旋于法界，遍入于六道，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尽未来际，恒作佛事。”(《大正藏》卷74第135页)可以看出，他是以实践“利他”的“菩萨行”为宗旨，发誓“未得般若心”，便决不回到世俗社会中去。
此后，他从收藏天台宗典籍的寺院借来智顗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教义》以及《维摩经疏》等来抄写和研读，对天台宗的义理产生了极度的兴趣。于是，便在比睿山开始讲说和传授天台教观，名声愈来愈大。延历七年(788)他在四众资助下，在比睿山上建一乘止观院，作为弘法的中心，并派弟子到各地寺院抄回大量天台经籍收藏。
最澄在比睿山传授的情况很快就引起桓武天皇的重视。延历十六年(797)，天皇召请最澄参与“内供奉”十禅师之列，敕“以近江正税，充山供费”(《睿山大师传》)。有了朝廷的支持，最澄传教的决心更大，从延历十七年开始，他每年十一月在比睿山举行“法华十讲”的法会(分十次讲完《法华经》)。延历二十年(801)，还邀请奈良佛教界的十位著名高僧来参加法会，他在会上宣讲“天台三大部”。此后，他又应邀至高雄山寺宣讲“天台三大部”。从此，他在佛教界的名声大振。
为了进一步领会天台宗的真义，他萌发了入唐求法的思想，在上奏天皇的文疏中，指出当时奈良佛教中最有影响的宗派是三论宗和法相宗，它们都依“论”立宗：三论宗以《中论》等论为依据，法相宗以《成唯识论》为依据，而“论”是发挥经义的菩萨说的，是“末”。而天台宗则是依《法华经》立宗，“经”是佛说，是“本”。故应当将天台宗传入。他请天皇派他入唐求法。声称自己虽多年弘宣天台宗，但“每恨《法华》深旨，尚未详释，幸求得天台妙记，披阅数年，字谬行脱，未显细趣。若不受师传，虽得不信。诚愿差留学生、还学生各一人，令学此圆宗，师师相续，传灯无绝也”(《睿山大师传》)。天皇准奏，便派最澄为“天台法华宗还学僧”(短期修学天台宗，学毕即行回国)入唐求法。
延历二十三年(804，唐贞元二十年)，最澄携弟子义真为翻译一道入唐。在明州(今宁波)登岸后，到达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在龙兴寺，拜见应台州剌史陆淳之请来此寺宣讲《摩诃止观》的天台山修禅寺座主道邃，从受天台(一心三观)教法，并在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受大乘“三聚大戒”(指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随后，最澄又登天台山，礼拜智者大师肉身塔，从佛陇寺行满受法。道邃和行满都是天台宗九祖湛然大师(711—782)的法裔。湛然被称为唐代天台宗中兴之祖，著有《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提出“无情有性论”、“理具三千说”等，发挥了天台的思想。他门徒极盛，“瞻望堂室，以为依怙”(《佛祖统纪·湛然传》)。学徒中不少是名僧、缙绅大臣和著名学者。最澄成了接受湛然嫡系传法的第一个日本僧人。行满对最澄十分友好。他帮最澄延请了几十名经生抄写天台教典，共抄得128部345卷(见《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临别，他给最澄赠诗道：“异域乡音别，观心法性同。来时求半偈，去罢悟真空。贝叶翻经疏，归程大海东。何当归本国，继踵大师风。”(《传教大师全集·显戒论缘起》)
最澄拜别行满后，又到天台山禅林寺从翛然受禅宗牛头法融一派的禅法。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上旬，离开台州到达越州首府(今浙江绍兴)，从龙兴寺镇国道场顺晓和尚受密宗灌顶，并受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荼罗、经法、图像和道具等。顺晓是唐玄宗时在中国传布密宗的善无畏(637—735)的再传弟子。同年五月(日本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最澄搭遣唐使的船回国。这样，他在唐接受了天台、密宗、禅及大乘戒法四种传授，并带回经书章疏230部460卷、《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经》及图像、法器等。
最澄归国后，受到了桓武天皇的高度重视：“帝王迎安内里。同年八月二十七日，捧奏状公家，赐显密弘通公验于大师”(《圆密宗二教名目·传教大师》，《大正藏》卷74第437页)。天皇在敕文中还说要将最澄带回的教籍书写“流布天下”，命人送奈良七大寺。又敕在京都北的高雄山寺设立法坛，由最澄为道证、修因、勤操、正能、正秀、广圆、丰安、灵福8位高僧举行密教灌顶仪式，并特命石川、柽生2位禅师代天皇受灌顶传法。
有了朝廷的大力支持，最澄便抓紧时机在日本正式创立天台宗。在最澄之前，日本已建立了4所戒坛，即大和东大寺、下野药师寺、筑紫观音寺和近江延历寺，这些都是小乘戒坛。就是当年鉴真所传的大乘戒也都没有脱离小乘的局限。而且，当时南都六宗对全国佛教控制甚严，出家僧人都要到南都受戒得度，象僧正、僧都、律师等，都须由南都六宗的人担任。最澄深感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他便于归国后的第二年，即延历二十五年(806)，向桓武天皇上表，请求在六宗外增加天台圆宗，声称：“我日本天下圆机已熟，圆教遂兴……法华一乘机，今正是其时。”(《传教大师集》第二卷《守护国界章》)他奏请朝廷每年准予各宗度僧出家，“更加天台法华宗”，建议各宗度僧之数为：“华严宗二人，天台法华二人，律宗二人；三论宗三人，加小乘成实宗；法相宗三人，加小乘俱舍宗”(《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天皇下诏准奏，命各宗按最澄所奏之数度僧，要求对所度之人先行考试，强调重视义理和戒律，又规定各宗所度僧应修学业，其中天台宗所度2人，一人读《大毗卢遮那经》(《大日经》)，一人读《摩诃止观》。这样，在原来的奈良六宗之外，天台宗正式取得独立的地位。
与此同时，最澄还向朝廷提出设立大乘戒坛，理由有两方面：一是大乘佛法的目的是镇护国家，要想国泰民安就应扶植大乘，扶植大乘佛教就必须培养大乘僧侣，培养大乘僧侣就必须按大乘戒律传教；二是戒、定、慧是三位一体的，大乘圆戒应当配以大乘戒律。睿山是修持大乘圆教定慧之地，应配以大乘圆戒。他根据天台宗的受戒程式，认为根据《普贤经》礼请释迦牟尼为菩萨戒和尚的为大乘戒，而依小乘律请现前十师，白四羯磨(指受具足戒时，羯磨师向僧众先告白某某提出的出家要求，称为“白”；然后三问僧众造成与否，称三羯磨。合称“白四羯磨”)为小乘戒。当时，僧统曾向天皇上表，反对他的说法，声称：“授戒法者，前佛后佛，所说是一，西国东国，仪式无二。”(《显戒论》卷中)对此，最澄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他说：
菩萨授戒，权实不同；小乘授戒，随机亦别。言仪式无二者，若约大小二戒无二者，有违教失。若约小乘教无二者，四部之别，何以可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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