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部分巴利专有名词采用新音译的方案

　　虽然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玄奘大师在翻译佛经时提出了“五种不翻”的原则，但实际上他在翻译实践中仍然采用了许多新的翻译用语，比如把旧译的“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新译为“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逝多林给孤独园”，把旧音译的“比丘”重译为“苾刍”等等即是其例。玄奘大师的翻译作品无论是在精准度方面，还是在行文的流畅性方面，在中国古代翻译史上亦可谓首屈一指的。然而，现今于中国汉传佛教界所通用的佛学用语，有很大部分却是采用姚秦时鸠摩罗什的译语，而不是采用玄奘大师的译语。究其原因，很可能与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等经文流传的广泛性有关。

　　光阴荏苒，倏然已经来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信息的发达和交通的便利，中国人有机会接触到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其原始朴素的风貌、严谨的道风、严密的教理、系统的禅修次第，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热爱正法的人们的青睐和重视。要学习和实践南传上座部佛教，首先要接触到的是其根本圣典——巴利三藏。

　　目前，在以华人为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圈中，以汉语为媒介语的南传佛教译着可谓少之又少。在这些少得可怜的中文译着中，唯一全译的巴利三藏是由台湾元亨寺翻译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然而，众所周知，这一套《汉译南传大藏经》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在翻译质量上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典的权威性和可读性。也正因此，把整套巴利三藏直接从巴利语翻译成汉语也就成为必要。

　　由于华人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和修学方兴未艾，因此在音译巴利语专有名词方面也莫衷一是，有的借用北传古译，有的采用新译，有的新老并举，中文世界的上座部佛教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语言使用规范。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译规范。在此新的翻译规范当中，对巴利语专有名词音译的统一问题将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在新的翻译规范中，是继续借用现有的北传佛教的古译来代替巴利语专有名词的音译呢？还是根据巴利语的实际读音进行重新拼译呢？以下将专就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和分析：

　　1、目前收录于汉传佛教大藏经中的经典，绝大部分是从梵语(saïskrit)翻译过来的，而南传上座部佛教所使用的经典语言是巴利语。虽然梵语与巴利语皆同属于古印度的雅利安语，但梵语属于正统的雅语，为婆罗门、刹帝利等高等种族所专用。而巴利语乃属于当时的民众方言——布拉格利语(pràkrit)的一支，广泛使用于普罗大众之间。这两种语言在发音、词型、语法等方面皆不尽相同，不能混为一谈。

　　2、佛教梵语是当时流传于西北印度和中亚细亚的说一切有部等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所使用的经典语言，而巴利语是属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所使用的经典语言。这两种不同的经典语言分别为不同的传承(传统)所使用，不能一概而论。

　　3、南传上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语是佛陀当年讲经说法时所使用的马嘎塔口语，故又被称为“马嘎底语”(Màgadhika,Màgadhã,摩揭陀语)或根本语(Målabhàsa)。这种语言早在公元前3世纪阿首咖王(Asoka,阿育王)时代即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到了斯里兰卡和缅甸，并一直流传到今天。虽然梵语起源于古老的吠陀语，在语源上和历史上比巴利语还要早好几个世纪乃至上千年，但是佛教开始较广泛地使用梵语(即佛典的梵语化)却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亦即在佛灭五、六百年以后的事。以后来的佛典语言与早期的佛典语言相提并论，似有欠妥之处。

　　4、在《律藏·小事篇》中记载，佛陀在世时，有两位婆罗门出身的兄弟比库企图要求佛陀允许他们将佛语加上梵语的音韵(Chanda,阐陀)，遭到佛陀的严厉呵责与禁止。音韵是一种吐字讲究、格律工整、文句优雅、韵律长短有序、声调抑扬顿挫的婆罗门读诵法，常被运用于造偈语颂诗，为当时的婆罗门等高等种姓所采用。音韵学是梵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也可等同于梵语。佛陀之所以禁止把佛语加进梵语的音韵，而提倡比库们使用俗语——马嘎底口语——一种在当时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地区被普通老百姓广泛使用的民众方言，是为了避免后来的佛弟子们舍法逐文、以音坏义。为佛弟子，应该谨记佛陀的这一项教导！

　　5、梵语是由形成于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0世纪古老的吠陀教所使用的吠陀语演变而来，之后又经历古典梵语的阶段，一直以来都是婆罗门祭司阶层用来读诵吠陀、祭拜诸神的专门用语。约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的四、五百年间，梵语又经过几代文法家的改革和规范化，使其最终成为在全印度范围内广泛使用的语言而渐趋定型。公元4世纪，随着信奉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笈多王朝统一印度，印度教因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而风行全印度，梵语也作为国家的公用语而得到全面的推广应用。佛教在与婆罗门教对抗竞争与接受国家王权的双重压力之下，佛典的梵语化便在佛教内部全面展开，乃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有大量俗语成分的、不规范的“佛教梵语”，或称“混合梵语”。佛教抛弃俗语而完全采用梵语，其结果是不仅使婆罗门教-印度教对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还使佛教越来越脱离一般民众，最终走向了学术化与经院化。佛教在印度发展到后期阶段之所以会逐渐消融于印度教文化大潮之中，乃至最后在印度本土销声匿迹，这与佛典的梵语化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作为佛弟子，抛弃佛陀自己的语言而使用外道(婆罗门教-印度教)的语言，这是否恰当呢？

　　6、梵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失传了，而从印度传到中亚细亚、中国汉地和西藏等地的梵文经典都被译成了当地的语言文字。现在要了解梵语，也只能靠近现代在中亚细亚等地出土的残片或散落于西藏各地寺院的经典来进行研究。然而，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巴利语直到今天仍然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和地区受到高度的尊重与广泛的使用，许多上座部比库甚至还能流利地使用巴利语来进行对话和书写。以“死”的梵语取代“活”的巴利语，实为不妥！

　　7、巴利语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和地区，而梵语在中世纪时主要流传于印度和中亚细亚一带，这两种语言所流传与被使用的区域也不同。

　　8、当以梵语为媒介语的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经典被翻译成汉语时，古代的译经家们皆以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地区所使用的方言来音译梵语的专有名词。因此，不同时代的译经家们对于同样的一个梵语名词也有不同的译法。比如“印度”(Indu)一词，古代就曾音译为：身毒、申毒、天竺、天笃、身笃、干笃、贤豆、身豆、天豆、印土、呬度等等。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语言文字也在不断的变迁，这些以古代发音来音译的梵语名词，在今人读来，有些不仅异常拗口，而且与梵语的原来读音已经相去甚远矣。

　　9、目前通用于中国汉传佛教界的梵语古音译，有很大部分采用的是东晋时龟兹人(今中国新疆)鸠摩罗什的译语。而他的许多译语、译意，即使在其后不久的唐代，也被玄奘大师、义净法师等精通梵唐语言的翻译大家们批评为“讹也”、“讹略也”。现在只要稍懂梵巴语言的专家、学者，也不难看出这些译语的错误与讹略。

　　10、更有甚者，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们自古以来就有创新、发挥的习惯，对于直接从印度与西域传过来的佛教也不肯完全地学习与接纳，而要与中华的本土文化进行一番融会贯通，才能有选择性地接受与吸收。对于古来音译的梵语专有名词，他们也不肯直接按照其读音来拼读，而要稍为改一改、变一变，使这些原来已经够别扭的梵语音译变得错上加错。比如“般若”(慧) 一词，梵语为praj¤à，接近现在的读音“不拉只雅”, 巴利语为pa¤¤à，读音近似为“班雅”, 与“般若”很接近。但“般若”一词在目前的汉传佛教界并不直接读为“般若”，而是讹读为“波惹”或“波夜”；比如“阿那般那”(入出息，简称安般)的正确汉语读音与巴利语和梵语ànàpàna的发音几乎一致，可现在这个词被普遍讹读为“婀娜波娜”；又比如把“阿罗汉”读为“婀罗汉”，甚至简化成词义相反的“罗汉”。这种不明真相、自作聪明的拼读方法究竟起于何时，现在已无从考究了。如果仍然把现有北传的梵语古音译用在巴利语专有名词的音译上，这种错误的拼读方法必然将以讹传讹地继续使用下去。

　　11、语言本来就是人们用来交流沟通的一种工具。这些梵语古音译对于讲“圆融”、“方便”的北传大乘佛教来说，只要大家能听得懂，明白其意，当然不必过多细究。然而，上座部佛教属于“保守派”，注重传统，教理精密、道风严谨，对于那些不求甚解、不甚了了的治学态度难以在上座部传统中立足。有志于修学南传佛教的华人自然也应该继承上座部的这种优良传统。在使用巴利语专有名词的音译方面，如果继续借用北传佛教马大哈式的梵语古音译，实在与上座部的传统相左！

　　12、同时，许多巴利语专有名词与北传梵文术语不但发音不同，而且释义也有差别，例如“全自觉者”(巴sammà- sambuddha)和“正等觉者” (梵samyak-sambuddha)、“巴帝摩卡”(巴pàtimokkha)和“波罗提木叉”(梵pràtimokùa)等等。如果继续使用北传术语，难免有些人会将北传的义理套用在巴利名词上，或者是用北传的方法来解释南传佛教，从而使向来保守传统、学风严谨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华人圈逐渐被边缘化。

　　13、目前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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