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部分巴利專有名詞采用新音譯的方案

　　雖然唐代著名的佛經翻譯家玄奘大師在翻譯佛經時提出了“五種不翻”的原則，但實際上他在翻譯實踐中仍然采用了許多新的翻譯用語，比如把舊譯的“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新譯爲“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把舊音譯的“比丘”重譯爲“苾刍”等等即是其例。玄奘大師的翻譯作品無論是在精准度方面，還是在行文的流暢性方面，在中國古代翻譯史上亦可謂首屈一指的。然而，現今于中國漢傳佛教界所通用的佛學用語，有很大部分卻是采用姚秦時鸠摩羅什的譯語，而不是采用玄奘大師的譯語。究其原因，很可能與羅什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阿彌陀經》、《妙法蓮華經》等經文流傳的廣泛性有關。

　　光陰荏苒，倏然已經來到了二十一世紀。隨著信息的發達和交通的便利，中國人有機會接觸到流傳于斯裏蘭卡、緬甸、泰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南傳上座部佛教以其原始樸素的風貌、嚴謹的道風、嚴密的教理、系統的禅修次第，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熱愛正法的人們的青睐和重視。要學習和實踐南傳上座部佛教，首先要接觸到的是其根本聖典——巴利叁藏。

　　目前，在以華人爲主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圈中，以漢語爲媒介語的南傳佛教譯著可謂少之又少。在這些少得可憐的中文譯著中，唯一全譯的巴利叁藏是由臺灣元亨寺翻譯的《漢譯南傳大藏經》。然而，衆所周知，這一套《漢譯南傳大藏經》是從日譯本轉譯過來的，在翻譯質量上還存在有待改進之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典的權威性和可讀性。也正因此，把整套巴利叁藏直接從巴利語翻譯成漢語也就成爲必要。

　　由于華人對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和修學方興未艾，因此在音譯巴利語專有名詞方面也莫衷一是，有的借用北傳古譯，有的采用新譯，有的新老並舉，中文世界的上座部佛教還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語言使用規範。有鑒于此，很有必要製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譯規範。在此新的翻譯規範當中，對巴利語專有名詞音譯的統一問題將成爲其中的一項重要的內容。

　　在新的翻譯規範中，是繼續借用現有的北傳佛教的古譯來代替巴利語專有名詞的音譯呢？還是根據巴利語的實際讀音進行重新拼譯呢？以下將專就這個問題來進行討論和分析：

　　1、目前收錄于漢傳佛教大藏經中的經典，絕大部分是從梵語(saïskrit)翻譯過來的，而南傳上座部佛教所使用的經典語言是巴利語。雖然梵語與巴利語皆同屬于古印度的雅利安語，但梵語屬于正統的雅語，爲婆羅門、刹帝利等高等種族所專用。而巴利語乃屬于當時的民衆方言——布拉格利語(pràkrit)的一支，廣泛使用于普羅大衆之間。這兩種語言在發音、詞型、語法等方面皆不盡相同，不能混爲一談。

　　2、佛教梵語是當時流傳于西北印度和中亞細亞的說一切有部等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所使用的經典語言，而巴利語是屬于南傳上座部佛教所使用的經典語言。這兩種不同的經典語言分別爲不同的傳承(傳統)所使用，不能一概而論。

　　3、南傳上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語是佛陀當年講經說法時所使用的馬嘎塔口語，故又被稱爲“馬嘎底語”(Màgadhika,Màgadhã,摩揭陀語)或根本語(Målabhàsa)。這種語言早在公元前3世紀阿首咖王(Asoka,阿育王)時代即隨著佛教的傳播而傳到了斯裏蘭卡和緬甸，並一直流傳到今天。雖然梵語起源于古老的吠陀語，在語源上和曆史上比巴利語還要早好幾個世紀乃至上千年，但是佛教開始較廣泛地使用梵語(即佛典的梵語化)卻是在公元1世紀左右，亦即在佛滅五、六百年以後的事。以後來的佛典語言與早期的佛典語言相提並論，似有欠妥之處。

　　4、在《律藏·小事篇》中記載，佛陀在世時，有兩位婆羅門出身的兄弟比庫企圖要求佛陀允許他們將佛語加上梵語的音韻(Chanda,闡陀)，遭到佛陀的嚴厲呵責與禁止。音韻是一種吐字講究、格律工整、文句優雅、韻律長短有序、聲調抑揚頓挫的婆羅門讀誦法，常被運用于造偈語頌詩，爲當時的婆羅門等高等種姓所采用。音韻學是梵語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時也可等同于梵語。佛陀之所以禁止把佛語加進梵語的音韻，而提倡比庫們使用俗語——馬嘎底口語——一種在當時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帶地區被普通老百姓廣泛使用的民衆方言，是爲了避免後來的佛弟子們舍法逐文、以音壞義。爲佛弟子，應該謹記佛陀的這一項教導！

　　5、梵語是由形成于公元前15世紀~公元前10世紀古老的吠陀教所使用的吠陀語演變而來，之後又經曆古典梵語的階段，一直以來都是婆羅門祭司階層用來讀誦吠陀、祭拜諸神的專門用語。約在公元前3世紀~公元2世紀的四、五百年間，梵語又經過幾代文法家的改革和規範化，使其最終成爲在全印度範圍內廣泛使用的語言而漸趨定型。公元4世紀，隨著信奉婆羅門教-印度教的笈多王朝統一印度，印度教因得到了統治者的扶持而風行全印度，梵語也作爲國家的公用語而得到全面的推廣應用。佛教在與婆羅門教對抗競爭與接受國家王權的雙重壓力之下，佛典的梵語化便在佛教內部全面展開，乃至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混有大量俗語成分的、不規範的“佛教梵語”，或稱“混合梵語”。佛教抛棄俗語而完全采用梵語，其結果是不僅使婆羅門教-印度教對佛教的影響越來越大，還使佛教越來越脫離一般民衆，最終走向了學術化與經院化。佛教在印度發展到後期階段之所以會逐漸消融于印度教文化大潮之中，乃至最後在印度本土銷聲匿迹，這與佛典的梵語化不能說完全沒有關系。作爲佛弟子，抛棄佛陀自己的語言而使用外道(婆羅門教-印度教)的語言，這是否恰當呢？

　　6、梵語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早已失傳了，而從印度傳到中亞細亞、中國漢地和西藏等地的梵文經典都被譯成了當地的語言文字。現在要了解梵語，也只能靠近現代在中亞細亞等地出土的殘片或散落于西藏各地寺院的經典來進行研究。然而，流傳了兩千多年的巴利語直到今天仍然在斯裏蘭卡、緬甸、泰國等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和地區受到高度的尊重與廣泛的使用，許多上座部比庫甚至還能流利地使用巴利語來進行對話和書寫。以“死”的梵語取代“活”的巴利語，實爲不妥！

　　7、巴利語主要流傳于斯裏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和地區，而梵語在中世紀時主要流傳于印度和中亞細亞一帶，這兩種語言所流傳與被使用的區域也不同。

　　8、當以梵語爲媒介語的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經典被翻譯成漢語時，古代的譯經家們皆以他們那個時代、那個地區所使用的方言來音譯梵語的專有名詞。因此，不同時代的譯經家們對于同樣的一個梵語名詞也有不同的譯法。比如“印度”(Indu)一詞，古代就曾音譯爲：身毒、申毒、天竺、天笃、身笃、幹笃、賢豆、身豆、天豆、印土、呬度等等。隨著時代的不斷變遷，語言文字也在不斷的變遷，這些以古代發音來音譯的梵語名詞，在今人讀來，有些不僅異常拗口，而且與梵語的原來讀音已經相去甚遠矣。

　　9、目前通用于中國漢傳佛教界的梵語古音譯，有很大部分采用的是東晉時龜茲人(今中國新疆)鸠摩羅什的譯語。而他的許多譯語、譯意，即使在其後不久的唐代，也被玄奘大師、義淨法師等精通梵唐語言的翻譯大家們批評爲“訛也”、“訛略也”。現在只要稍懂梵巴語言的專家、學者，也不難看出這些譯語的錯誤與訛略。

　　10、更有甚者，中國佛教的祖師大德們自古以來就有創新、發揮的習慣，對于直接從印度與西域傳過來的佛教也不肯完全地學習與接納，而要與中華的本土文化進行一番融會貫通，才能有選擇性地接受與吸收。對于古來音譯的梵語專有名詞，他們也不肯直接按照其讀音來拼讀，而要稍爲改一改、變一變，使這些原來已經夠別扭的梵語音譯變得錯上加錯。比如“般若”(慧) 一詞，梵語爲praj¤à，接近現在的讀音“不拉只雅”, 巴利語爲pa¤¤à，讀音近似爲“班雅”, 與“般若”很接近。但“般若”一詞在目前的漢傳佛教界並不直接讀爲“般若”，而是訛讀爲“波惹”或“波夜”；比如“阿那般那”(入出息，簡稱安般)的正確漢語讀音與巴利語和梵語ànàpàna的發音幾乎一致，可現在這個詞被普遍訛讀爲“婀娜波娜”；又比如把“阿羅漢”讀爲“婀羅漢”，甚至簡化成詞義相反的“羅漢”。這種不明真相、自作聰明的拼讀方法究竟起于何時，現在已無從考究了。如果仍然把現有北傳的梵語古音譯用在巴利語專有名詞的音譯上，這種錯誤的拼讀方法必然將以訛傳訛地繼續使用下去。

　　11、語言本來就是人們用來交流溝通的一種工具。這些梵語古音譯對于講“圓融”、“方便”的北傳大乘佛教來說，只要大家能聽得懂，明白其意，當然不必過多細究。然而，上座部佛教屬于“保守派”，注重傳統，教理精密、道風嚴謹，對于那些不求甚解、不甚了了的治學態度難以在上座部傳統中立足。有志于修學南傳佛教的華人自然也應該繼承上座部的這種優良傳統。在使用巴利語專有名詞的音譯方面，如果繼續借用北傳佛教馬大哈式的梵語古音譯，實在與上座部的傳統相左！

　　12、同時，許多巴利語專有名詞與北傳梵文術語不但發音不同，而且釋義也有差別，例如“全自覺者”(巴sammà- sambuddha)和“正等覺者” (梵samyak-sambuddha)、“巴帝摩卡”(巴pàtimokkha)和“波羅提木叉”(梵pràtimokùa)等等。如果繼續使用北傳術語，難免有些人會將北傳的義理套用在巴利名詞上，或者是用北傳的方法來解釋南傳佛教，從而使向來保守傳統、學風嚴謹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在華人圈逐漸被邊緣化。

　　13、目前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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