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学

　　第十章 中国佛教学研究

　　第一节历史分期与研究人才

　　按中国百年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国的佛教学研究应该分成大小两个部分。所谓“大”，就是说从大的阶段来看，中国佛学主要分为二期，本世纪初到40年代末是第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现在是第二个阶段。所谓“小”，就是说在大阶段内还可以分解成若干个较小的时期，如在第一大阶段里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本世纪初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即1937年为第一个时期，1937年以后到1949年为第二个时期；在第二大阶段里，1950年到1978年力第一个时期，1978年到现在为第二个时期。

　　应该指出，第一大阶段的第一个时期和第二大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为20世纪佛学研究的繁盛期，换言之，20世纪的首末二端为佛学研究的重头戏，这又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本世纪内的发展步伐是一致的，由是体现出佛学研究与历史发展同步性的特点。佛教之所以能够传世不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化性，而这种文化性体现在学术的层面，就是它的著作、思想等等精神文化创造活动。本世纪以来，能够荷担弘法，着述立说的人，仍然是一些受过教育，拥有一定文化，尤其是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人为主，按照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和研究成果来看，本世纪上半叶，无疑应该分为如下几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是来自于僧伽界的一些僧人学者，如释太虚、释印顺、释圆瑛、释巨赞、释法尊等一代高僧大德。第二个群体是来自于信仰佛教的一些居士，如欧阳竟无、吕澄、唐大圆、王恩洋等俗信者。第三个群体是来自于学术界的学者，如梁启超、汤用彤、胡适等名家。以上三个群体，均有着各自的研究特点、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同时也出版各自的佛学研究刊物，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互相之间的交流和切蹉始终存在，当然在学术观点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歧异，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对立。

　　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佛学研究者的构成也有了新的特点。这一时期，佛学研究者主要由两部分人士组成，一是隶属于佛教协会的僧人和居士。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着名的学者吕澄、周叔迦、法尊法师、巨赞法师等人就在研究部、金陵刻经处或中国佛学院工作。散布在各大专院校的教师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则是另一重要组成部份，着名学者汤用彤、陈垣、陈寅恪等人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到任教。196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是这方面人才最集中的地方，着名学者朱谦之、任继愈、郭朋、黄心川等人在这里工作。

　　1978年以后，这种人才分布的格局基本未变，仅仅是范围扩大，有更多的研究所和院校的教师参加进来。在佛教界，以吴立民任所长、姚长寿、何云等人任副所长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是教界的学术力量之一。其他的佛教寺或名山也有一批研究单位，如普陀山的佛教文化研究所、河北柏林寺的禅文化研究所、江苏苏州西园寺的戒幢研究所、河南少林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此外，以中国佛学院为首的全国各地的佛学院，心及一些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僧人和居士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学术界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主以外，各省市社会科学院也成立了宗教研究所，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陕西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着名学者巫白慧、杜继文、杨曾文、李富华、高振农等人就在这里工作。一些大学成立了宗教系或宗教研究所，如北京大学宗教系、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所、广州中山大学宗教研究所等，着名学者苏晋仁、方立天、楼宇烈等就供职于这些单位。此外在一些大学的考古系、历史系、东方语言系和国家文物部门也有一批从事佛教文化艺术考古的学者，如宿白、金维诺、阎文儒、温玉成等人。在国家政府部门，即国家宗教局和统战系统的研究部门，以及藏学中心等单位也有一些人在从事佛教历史现状的调查研究工作。

　　由于极左的影响和“文革”的原因，我国的佛学研究受过不公正的对待，在人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断层。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佛学的研究从恢复到发展，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从事佛学研究的地区的覆盖面也愈来愈大，佛学研究人才已经成长起来，愈来愈多。一批中青年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中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近年来涌现出来的青年学者方广锠、潘桂明、业露华、丁明夷、葛兆光、洪修平等人，都是当代中国佛学研究的佼佼者。现在，我国的佛学研究者的队伍正在扩大，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社科院到大学，从教内到教外的一个个佛教研究工作者的群体，佛教的学术力量在整体上得到了加强。

　　第二节佛学刊物回顾

　　百年来，关于佛教出版物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在这些众多的佛教出版物中，除了佛教界大德讲经说法和古籍再印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带有研究性的佛学刊物。台湾着名学者释东初法师曾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谈到本世纪上半叶佛教出版物情况：“我国佛教发行各种刊物，首推民国元年之《佛学丛报》，而历史悠久者，则为《海潮音》月刊，已有五十五年之历史。此外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日报，全国各省各县不下数百种(据日人考据多达三、四百余种)……。”①(释东初着《中国近代佛教史》第237页－238页。台湾东初出版社，1978年。)东初法师在书中列出了55种佛教期刊，但在笔者所掌握的目录中，②(此目录系华东师范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民博士提供，特此鸣谢。)有名可考的至少达180种，这个数目几乎是今天大陆和香港、台湾几个地区的佛教刊物数量的总和。

　　至今在众多的刊物中仍推历史悠久的《海潮音》为最。它是本世纪上半叶佛教界组织中国佛教会的会刊。这份刊物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百年来中国佛教和佛学研究的窗口与见证，要了解中国百年佛学发展史，就不得不格外地重视它，尤其是它在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一阶段里，刊出了大量的文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当我们要研究中国佛教改革家，着名僧人、社会活动家释太虚大师时，不得不翻阅这份已有近80年历史的刊物，因为太虚大师的许多重要文章，大部分就刊登于此。

　　1924年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办《内学》年刊，是我国最早的一份纯佛学的学术刊物。它是在着名居士、学者欧阳竟无的领导下，以专门刊出纯佛学理论的文章而名世。欧阳竟无在第一辑《叙言》中写道：“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不如是而有学……天下有如是学，吾其愈益悲也。夫人心理咸其一致，如理事者在一己，如量者发由乎人，不可以不审。”③(《内学》第一辑，支那内学院1924年12月初版。《微妙声》1936年11月25)当代中国许多有成就的佛学家和学者，如欧阳竟无、吕澄、王恩洋等人都在这里发表过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这份刊物至今仍可以被视为20世纪以来最有价值、最精到的佛学刊物。如今这份刊物发表的文章已经被重复印刷和出版多次，举凡收集本世纪最有价值的佛学成果，必离不开此刊。可惜的是此刊仅办了四期，以后就不再出版了，以后金陵刻经处的佛学研究文章以《内院杂刊》的形式继续出版。与《海潮音》相比较，《内学》为居士团体所办，代表了中国居士佛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周叔迦居士领导的北平佛教会在北京创办的《微妙声》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学术刊物，该刊第一期《弁言》谈道：“志切弘研，罔恤才短，用集同愿，钻仰玄途。或则教义是研，或惟史籍是考，或述行持所得，或陈弘获之私。部类分居，纂撰所获。月一刊印，名《微妙声》。”①(《微妙声》第七期、第八期、卷二之一连载。)这份刊物邀请了当时着名的学者如汤用彤等人来主笔。1937年周叔迦先生又于北平创办了中国佛学院的《佛学月刊》。这两份可以代表中国北方佛学水平的刊物，与南方的《内学》遥相呼应。但与《内学》一样，两刊也未能长期保持发行，《微妙声》一共出版二卷八期，到1940年停办。《佛学月刊》一共出版四卷，约50期，到1944年为止。除了以上各刊外，据许国霖先生在《微妙声》发表的《佛学论文索引》介绍，经常刊登佛学文章的刊物还有《现代佛教》、《威音》、《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人海灯》、《佛教评论》、《人间觉》、《四川佛教月刊》、《佛学半月刊》等。由学术界办的刊物则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国学季刊》、《金陵学报》、《辅仁学报》、《燕京学报》、《东方杂志》、《学衡》等，可以看出，本世纪前三、四十年的佛学研究是异常活跃的，不管是佛教界还是学术界都为此投入了不少的力量，它固然与近代佛教复兴有关，同时又与学术界的重视有很重要的关系，许多学者，不管是从外国回来的，如汤用彤、陈寅恪等人，还是在国内一直从事讲学、学术研究的如陈垣等人，都对佛学发生过强烈的兴趣，由是在教界与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内地的的确确掀起过一个佛学研究的高潮。

　　值得指出的是，除《海潮音》之外，其他各种刊物都未能长期坚持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两个主要原因是不得不提到的。第一个是人事和经济上的原因。《内学》在第四辑《本院纪事》里说：“本院法相大学特课，原在第二院开办。十六年(引者案，指1927年)三月以后，军队驻入院内，历久不去，教授管理，均感困难。院务会议议决，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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