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學

　　第十章 中國佛教學研究

　　第一節曆史分期與研究人才

　　按中國百年社會文化的曆史發展，中國的佛教學研究應該分成大小兩個部分。所謂“大”，就是說從大的階段來看，中國佛學主要分爲二期，本世紀初到40年代末是第一個階段；50年代初到現在是第二個階段。所謂“小”，就是說在大階段內還可以分解成若幹個較小的時期，如在第一大階段裏又可以分成兩個時期，本世紀初到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即1937年爲第一個時期，1937年以後到1949年爲第二個時期；在第二大階段裏，1950年到1978年力第一個時期，1978年到現在爲第二個時期。

　　應該指出，第一大階段的第一個時期和第二大階段的第二個時期爲20世紀佛學研究的繁盛期，換言之，20世紀的首末二端爲佛學研究的重頭戲，這又與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在本世紀內的發展步伐是一致的，由是體現出佛學研究與曆史發展同步性的特點。佛教之所以能夠傳世不絕，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它具有非常濃厚的文化性，而這種文化性體現在學術的層面，就是它的著作、思想等等精神文化創造活動。本世紀以來，能夠荷擔弘法，著述立說的人，仍然是一些受過教育，擁有一定文化，尤其是受過系統學術訓練的人爲主，按照這些人所從事的工作性質和研究成果來看，本世紀上半葉，無疑應該分爲如下幾個群體：

　　第一個群體是來自于僧伽界的一些僧人學者，如釋太虛、釋印順、釋圓瑛、釋巨贊、釋法尊等一代高僧大德。第二個群體是來自于信仰佛教的一些居士，如歐陽竟無、呂澄、唐大圓、王恩洋等俗信者。第叁個群體是來自于學術界的學者，如梁啓超、湯用彤、胡適等名家。以上叁個群體，均有著各自的研究特點、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同時也出版各自的佛學研究刊物，叁者之間的界限，並不是泾渭分明的，互相之間的交流和切蹉始終存在，當然在學術觀點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歧異，有時甚至是針鋒相對的對立。

　　5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佛學研究者的構成也有了新的特點。這一時期，佛學研究者主要由兩部分人士組成，一是隸屬于佛教協會的僧人和居士。1952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著名的學者呂澄、周叔迦、法尊法師、巨贊法師等人就在研究部、金陵刻經處或中國佛學院工作。散布在各大專院校的教師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則是另一重要組成部份，著名學者湯用彤、陳垣、陳寅恪等人分別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山大學等到任教。1964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是這方面人才最集中的地方，著名學者朱謙之、任繼愈、郭朋、黃心川等人在這裏工作。

　　1978年以後，這種人才分布的格局基本未變，僅僅是範圍擴大，有更多的研究所和院校的教師參加進來。在佛教界，以吳立民任所長、姚長壽、何雲等人任副所長的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是教界的學術力量之一。其他的佛教寺或名山也有一批研究單位，如普陀山的佛教文化研究所、河北柏林寺的禅文化研究所、江蘇蘇州西園寺的戒幢研究所、河南少林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此外，以中國佛學院爲首的全國各地的佛學院，心及一些散居在全國各地的僧人和居士也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學術界除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爲主以外，各省市社會科學院也成立了宗教研究所，如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雲南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新疆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陝西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等，著名學者巫白慧、杜繼文、楊曾文、李富華、高振農等人就在這裏工作。一些大學成立了宗教系或宗教研究所，如北京大學宗教系、中國人民大學宗教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宗教研究所、廣州中山大學宗教研究所等，著名學者蘇晉仁、方立天、樓宇烈等就供職于這些單位。此外在一些大學的考古系、曆史系、東方語言系和國家文物部門也有一批從事佛教文化藝術考古的學者，如宿白、金維諾、閻文儒、溫玉成等人。在國家政府部門，即國家宗教局和統戰系統的研究部門，以及藏學中心等單位也有一些人在從事佛教曆史現狀的調查研究工作。

　　由于極左的影響和“文革”的原因，我國的佛學研究受過不公正的對待，在人才方面存在著明顯的斷層。1978年以後，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不斷深入，佛學的研究從恢複到發展，人才的培養也成爲一項重要的工作。經過近20年的努力，我國從事佛學研究的地區的覆蓋面也愈來愈大，佛學研究人才已經成長起來，愈來愈多。一批中青年已經成爲我國學術界的中堅，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如近年來湧現出來的青年學者方廣锠、潘桂明、業露華、丁明夷、葛兆光、洪修平等人，都是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佼佼者。現在，我國的佛學研究者的隊伍正在擴大，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從社科院到大學，從教內到教外的一個個佛教研究工作者的群體，佛教的學術力量在整體上得到了加強。

　　第二節佛學刊物回顧

　　百年來，關于佛教出版物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在這些衆多的佛教出版物中，除了佛教界大德講經說法和古籍再印之外，有相當一部分是帶有研究性的佛學刊物。臺灣著名學者釋東初法師曾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中談到本世紀上半葉佛教出版物情況：“我國佛教發行各種刊物，首推民國元年之《佛學叢報》，而曆史悠久者，則爲《海潮音》月刊，已有五十五年之曆史。此外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日報，全國各省各縣不下數百種(據日人考據多達叁、四百余種)……。”①(釋東初著《中國近代佛教史》第237頁－238頁。臺灣東初出版社，1978年。)東初法師在書中列出了55種佛教期刊，但在筆者所掌握的目錄中，②(此目錄系華東師範學院曆史研究所建民博士提供，特此鳴謝。)有名可考的至少達180種，這個數目幾乎是今天大陸和香港、臺灣幾個地區的佛教刊物數量的總和。

　　至今在衆多的刊物中仍推曆史悠久的《海潮音》爲最。它是本世紀上半葉佛教界組織中國佛教會的會刊。這份刊物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百年來中國佛教和佛學研究的窗口與見證，要了解中國百年佛學發展史，就不得不格外地重視它，尤其是它在中國佛學發展的第一階段裏，刊出了大量的文章，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例如，當我們要研究中國佛教改革家，著名僧人、社會活動家釋太虛大師時，不得不翻閱這份已有近80年曆史的刊物，因爲太虛大師的許多重要文章，大部分就刊登于此。

　　1924年南京支那內學院創辦《內學》年刊，是我國最早的一份純佛學的學術刊物。它是在著名居士、學者歐陽竟無的領導下，以專門刊出純佛學理論的文章而名世。歐陽竟無在第一輯《敘言》中寫道：“悲而後有學，憤而後有學，無可奈何而後有學，救亡圖存而後有學，不如是而有學……天下有如是學，吾其愈益悲也。夫人心理鹹其一致，如理事者在一己，如量者發由乎人，不可以不審。”③(《內學》第一輯，支那內學院1924年12月初版。《微妙聲》1936年11月25)當代中國許多有成就的佛學家和學者，如歐陽竟無、呂澄、王恩洋等人都在這裏發表過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這份刊物至今仍可以被視爲20世紀以來最有價值、最精到的佛學刊物。如今這份刊物發表的文章已經被重複印刷和出版多次，舉凡收集本世紀最有價值的佛學成果，必離不開此刊。可惜的是此刊僅辦了四期，以後就不再出版了，以後金陵刻經處的佛學研究文章以《內院雜刊》的形式繼續出版。與《海潮音》相比較，《內學》爲居士團體所辦，代表了中國居士佛學研究的最高水平。

　　周叔迦居士領導的北平佛教會在北京創辦的《微妙聲》是中國北方的一個重要學術刊物，該刊第一期《弁言》談道：“志切弘研，罔恤才短，用集同願，鑽仰玄途。或則教義是研，或惟史籍是考，或述行持所得，或陳弘獲之私。部類分居，纂撰所獲。月一刊印，名《微妙聲》。”①(《微妙聲》第七期、第八期、卷二之一連載。)這份刊物邀請了當時著名的學者如湯用彤等人來主筆。1937年周叔迦先生又于北平創辦了中國佛學院的《佛學月刊》。這兩份可以代表中國北方佛學水平的刊物，與南方的《內學》遙相呼應。但與《內學》一樣，兩刊也未能長期保持發行，《微妙聲》一共出版二卷八期，到1940年停辦。《佛學月刊》一共出版四卷，約50期，到1944年爲止。除了以上各刊外，據許國霖先生在《微妙聲》發表的《佛學論文索引》介紹，經常刊登佛學文章的刊物還有《現代佛教》、《威音》、《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人海燈》、《佛教評論》、《人間覺》、《四川佛教月刊》、《佛學半月刊》等。由學術界辦的刊物則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國學季刊》、《金陵學報》、《輔仁學報》、《燕京學報》、《東方雜志》、《學衡》等，可以看出，本世紀前叁、四十年的佛學研究是異常活躍的，不管是佛教界還是學術界都爲此投入了不少的力量，它固然與近代佛教複興有關，同時又與學術界的重視有很重要的關系，許多學者，不管是從外國回來的，如湯用彤、陳寅恪等人，還是在國內一直從事講學、學術研究的如陳垣等人，都對佛學發生過強烈的興趣，由是在教界與學界的共同努力下，本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內地的的確確掀起過一個佛學研究的高潮。

　　值得指出的是，除《海潮音》之外，其他各種刊物都未能長期堅持下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但有兩個主要原因是不得不提到的。第一個是人事和經濟上的原因。《內學》在第四輯《本院紀事》裏說：“本院法相大學特課，原在第二院開辦。十六年(引者案，指1927年)叁月以後，軍隊駐入院內，曆久不去，教授管理，均感困難。院務會議議決，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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