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国佛教风俗习惯

　　中国佛教徒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人生礼仪和信仰活动等方面都与世俗百姓有着显着区别。他们独特的风俗习惯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佛教风俗习惯一方面来源于佛教本身的戒律仪规，显然留有古代印度社会风俗的痕迹；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本土传统民间风俗的影响。它是随着佛教在中国文化圈里的传播而逐渐形成的。这些风俗习惯一经形成之后，反过来又推动了佛教向民间的广泛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风俗习惯的潜移默化作用远比译经、讲经、创宗、立说等传教方法更为有效，更容易被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同时，佛教的传播，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它不但带来了许多新的风俗，改变了许多旧的礼制，在一定程度上，它还使中国古代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中国社会风俗习惯中蕴含的佛教因素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研究佛教风俗习惯，不但属于佛教文化史的范围，而且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佛教僧侣的生活方式

　　佛教徒有出家和在家之分。出家是梵语“波伏尔耶”(pravru-jvu)的意译，即指离开家庭，独身修行。在古印度各派宗教都提倡出家，出家人称为“沙门”。佛教创立后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习惯。佛教认为：“家者，是烦恼因缘，夫出家者，为灭垢累，故宜远离家也。”(《大毗婆沙论》)“在家迫迮，犹如牢狱，一切烦恼因之而生；出家宽廓，犹如虚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长”。(《涅槃经》)因而出家是佛教提倡的解脱之道。出家教徒男众名为“比丘”，俗称“和尚”；女众名为“比丘尼”，俗称“尼姑”。比丘又称“僧人”。僧是梵语“僧伽”略称，意为众。凡三人以上组成的教团即为僧伽。僧尼是佛教的主要实践者和传播者，他们在佛教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与“佛”、“法”并称“三宝”。在家信徒男众称“优婆塞”(清信士)，女众称“优婆夷”(清信女)，俗称“居士”。他们的地位当然远不如僧尼重要。僧尼出家之后就完全抛弃了世俗生活的价值目标，宗教信仰成为他们的生活中心，宗教精神渗透到衣食住行、起居坐卧、待人接物等一切方面，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世俗之人的生活方式。

　　在佛教里，合法的出家必须依律受戒。出家者先找到自己愿意皈依的比丘为“依止师”，为他剃除须发，授“沙弥戒”十条，便成为沙弥。受戒前还要经过僧团审查。例如，未满七岁或超过七十岁；父母未曾允许；身有负债；身有缺陷或精神病；现任官员等属“十三难”、“十六遮”者都不准授戒。依止师对弟子负有教育与赡养责任。俟其年满二十岁时，经僧团同意，召集十位师父(即“三师七证”，三师：得戒和尚、教授和尚与羯磨和尚；七证是七位尊证，他们有极大的尊严)，在戒坛上共同为他授具足戒。比丘有二百五十戒，受戒后才正式成为比丘。出家女信徒受沙弥尼戒后，至十八岁还要受戒叉摩那戒六条，成为“戒叉摩那尼”。然后才能在二十岁时先从比丘尼，后从比丘受比丘尼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戒。当大乘佛教盛行之后，修大乘佛法的比丘可以根据自愿，从师受菩萨戒，但不是必须受的。这种程序到元代基本废弛，明末开始规定“三坛同受”制度。出家者先请一位比丘为“剃度师”为己剃发而不受任何戒。然后在某些丛林寺院公开传戒时，前去受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三种授戒仪式在若干时日内连续完成。实际上，戒律就是佛教徒的生活规范，出家生活就是一种在佛教戒律约束下的宗教生活。按佛教规定，剃度时出家者应先穿着原来的俗服拜别父母尊亲。然后，师父为他剃除须发，穿上僧服(见《度人经》、《善见论》等)。因为从剃除须发那一刻起，就标志着他告别了世俗生活，开始采取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出家僧侣和世俗之人在外表上除了要剃除须发外(自元代始，僧尼还要在头顶上燃香烫戒疤作为标志，近年已废除)，在衣着上也有所分别，从而形成与众不同的“僧相”。按照原始佛教规定：比丘只能穿“粪扫衣”，即从垃圾堆、坟场上捡来的破旧衣服。这样可以远离贪着，有益于道心增长。后来也允许接受居士施衣，并规定了僧服“三衣”。其中一件是“五衣”，梵名“安陀会”，即由五条布缝成的衬衣。一件是“七衣”，梵名“郁多罗僧”，即由七条布缝成的上衣，是在日常公共场合所穿。一件是“祖衣”，梵名“僧伽梨”即由九条以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遇有礼仪或外出时所穿。三衣又称“衲衣”，因为它的每一条布要由一长一短(五衣)、二长一短(七衣)、三长一短(祖衣)的布块拼成。因其呈田地畦垄的形状，又称“田相”，象征僧人可为众生福田。三衣也称“袈裟”，袈裟是染色的意思。意即僧服不能是正色、纯色，必须染成“坏色”，即在一种底色上点染另一种颜色。一般是以赤色居多，点染青、黑和木兰(褐)色。不过，汉地佛教徒自从武则天依唐代二品以上官员服紫的规定，赐给沙门法朗等九人紫袈裟后，一直以赐紫衣为荣誉，故引起了袈裟颜色的紊乱，已经不再拘泥于戒律的规定了。中国气候要比印度寒冷，只有三衣不能御寒。于是中国僧尼服制除袈裟外，另有圆领方袍的俗服。这种方袍衣袖宽大，又称“海青”。据明人考证，源出李白诗：“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东海有鸟，名海东青，李白此言翩翩广袖之舞如海东青也。其后时代变更，俗人服装改变了式样，而僧人始终保持原样，故方袍便成为专门的僧服了。僧人方袍多为黑色，故古时僧徒便有“缁衣”之称。后来，一般把三衣称为法服，方袍称为常服。另有一种“缦衣”，为五条布缝成，但无“田相”，为受过“五戒”的沙弥、沙弥尼和在家男女信徒礼佛时穿。僧侣得到居士供养的衣服，必须要经过一定的受持仪式后才能合法使用。僧尼穿衣称为“搭衣”，必须遵守一定的仪节，并要持诵“着衣偈”。法会上必须穿法衣，古时还要遵守原始佛教规制，偏袒右肩。在中国佛教史上，还因此引起一场争论。晋代有何无忌考撰《难袒服论》指责右袒为蔑弃常礼，后慧远撰《沙门袒服论》和《答何镇南书》为沙门右袒辩护，指出印度与中国、沙门和世人习俗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儒佛之间“仁爱”与“慈悲”的沟通，这就巧妙地坚持了沙门袒服的立场。但后来右袒还是因为不合汉地习惯而废除了。现在只有蒙藏地区佛教僧侣仍保持这一习俗。

　　在饮食方面，佛教僧侣也有许多特殊的习俗。印度原始佛教规定，僧侣过午不食。按照《毗罗三昧经》的说法，食有四种：旦，天食时；午，法食时；暮，畜生食时；夜，鬼神食时。故午后饮食是非时食。《萨婆多论》则认为当时沙门皆以乞食为生，“从旦至中是作食时，乞不生恼，故名为时。从中已后，至于夜分，是俗人宴会游戏之时，入村乞食多有触恼，故名非时。从旦至中，俗人作务，淫乱未发，乞不生恼，故名为时。从中已后，事务休息，淫戏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诽谤，故名非时。从旦至中，是乞食时，得食济身，宁心修道，事顺应法，故名为时。从中已后，宜应修道，非乞食时，故名非时”。这种说法似乎更切合古代印度社会的人情风俗。但这种“持午”的习惯在中国佛教寺院里并未普遍实行。中国寺院一般早晚吃粥，中午吃饭。

　　中国僧侣还严格实行素食习惯。本来在印度原始佛教戒律里并没有不食肉的规定。《四分律》还有佛言：“听食种种鱼”，“听食种种肉”的记载。《十诵律》也规定能吃三种净肉：“不见、不闻、不疑为我而杀之肉”，即对于自己没有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和怀疑是特地为出家人而杀生的肉都可以吃。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并没有普遍禁止食肉。依宝唱《比丘尼传》记载，当时有一部分比丘尼不食肉，还得到宝唱的赞扬。但大乘佛教则认为食肉就是杀生。从南朝刘宋以后开始流行的《梵网经》规定了“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不得食五辛：大蒜、草葱、韭、薤、兴蕖”。南朝梁武帝笃信大乘佛教，于是大力提倡僧尼禁止食肉。他撰写文章论述断禁食肉的必要性：“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与周舍论断肉敕》，载《广弘明集》卷二十六)他还集僧尼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于华林殿，请云法师讲《涅槃经》中“食肉断大悲种子”之文。天监十年(511年)梁武帝集诸沙门立誓永断酒肉。并以法令形式告诫天下沙门，若有违犯便要严惩不贷。在梁武帝的提倡下，我国僧侣逐渐改变了食三净肉的习惯。素食也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风俗习惯的主要特征之一。

　　佛教认为，“食为行道，不为益身”(《大智度论》)。因此，对食物不论精粗，但能维持生命、令得修道即可。食量要适中，“若过分饱食，则气急身满，百脉不通，令心雍塞，坐卧不安。若限分少食，则身羸心悬，意虑无固”(《增一阿含经》)。一切僧食必须平等，无论凡圣上下都不能有差别。《僧只律》规定，如有居士施食给上座和尚，上座必须问明是否一切僧尽得。只有一切僧个个有份，上座才能接受施食。寺院僧众一般须在同一斋堂一齐用膳。僧众用膳以鸣鼓三声为号，然后按次序排列。早餐和午餐前当依《二时临斋仪》以所食供养诸佛菩萨，为施主回向，为众生发愿。开饭与饭毕离席的动作，要依维那鸣椎为准，不得自由行动。碗筷的摆法与取菜吃饭的方式都有一定之规。如不得将口就食，不得将食就口，取钵放钵并匙筯不得有声，不得咳嗽，不得搐鼻喷嚏等等(见元《敕修百丈清规》卷六)。饭前要念供养咒，饭后要念结斋咒，在不同的斋僧场合还有各种不同的咒愿。

　　印度佛教戒律规定僧侣不准“掘土垦地”。认为锄头入土会斩断蚯蚓，捣毁蚁窝，切碎螺蚌，也就是伤生害命。僧侣皆依靠乞食为生，必须是居士布施之物才能食用。《萨婆多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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