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國佛教風俗習慣

　　中國佛教徒在生活方式、社會交往、人生禮儀和信仰活動等方面都與世俗百姓有著顯著區別。他們獨特的風俗習慣構成了中國佛教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中國佛教風俗習慣一方面來源于佛教本身的戒律儀規，顯然留有古代印度社會風俗的痕迹；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國本土傳統民間風俗的影響。它是隨著佛教在中國文化圈裏的傳播而逐漸形成的。這些風俗習慣一經形成之後，反過來又推動了佛教向民間的廣泛傳播。從某種意義上說，風俗習慣的潛移默化作用遠比譯經、講經、創宗、立說等傳教方法更爲有效，更容易被社會底層的普通民衆所接受。同時，佛教的傳播，也對中國社會産生了移風易俗的作用。它不但帶來了許多新的風俗，改變了許多舊的禮製，在一定程度上，它還使中國古代的社會風氣爲之一變。中國社會風俗習慣中蘊含的佛教因素甚至一直延續到現在。因此，研究佛教風俗習慣，不但屬于佛教文化史的範圍，而且也是中國民俗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中國佛教僧侶的生活方式

　　佛教徒有出家和在家之分。出家是梵語“波伏爾耶”(pravru-jvu)的意譯，即指離開家庭，獨身修行。在古印度各派宗教都提倡出家，出家人稱爲“沙門”。佛教創立後也繼承了這一傳統習慣。佛教認爲：“家者，是煩惱因緣，夫出家者，爲滅垢累，故宜遠離家也。”(《大毗婆沙論》)“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涅槃經》)因而出家是佛教提倡的解脫之道。出家教徒男衆名爲“比丘”，俗稱“和尚”；女衆名爲“比丘尼”，俗稱“尼姑”。比丘又稱“僧人”。僧是梵語“僧伽”略稱，意爲衆。凡叁人以上組成的教團即爲僧伽。僧尼是佛教的主要實踐者和傳播者，他們在佛教中的地位極其重要，與“佛”、“法”並稱“叁寶”。在家信徒男衆稱“優婆塞”(清信士)，女衆稱“優婆夷”(清信女)，俗稱“居士”。他們的地位當然遠不如僧尼重要。僧尼出家之後就完全抛棄了世俗生活的價值目標，宗教信仰成爲他們的生活中心，宗教精神滲透到衣食住行、起居坐臥、待人接物等一切方面，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世俗之人的生活方式。

　　在佛教裏，合法的出家必須依律受戒。出家者先找到自己願意皈依的比丘爲“依止師”，爲他剃除須發，授“沙彌戒”十條，便成爲沙彌。受戒前還要經過僧團審查。例如，未滿七歲或超過七十歲；父母未曾允許；身有負債；身有缺陷或精神病；現任官員等屬“十叁難”、“十六遮”者都不准授戒。依止師對弟子負有教育與贍養責任。俟其年滿二十歲時，經僧團同意，召集十位師父(即“叁師七證”，叁師：得戒和尚、教授和尚與羯磨和尚；七證是七位尊證，他們有極大的尊嚴)，在戒壇上共同爲他授具足戒。比丘有二百五十戒，受戒後才正式成爲比丘。出家女信徒受沙彌尼戒後，至十八歲還要受戒叉摩那戒六條，成爲“戒叉摩那尼”。然後才能在二十歲時先從比丘尼，後從比丘受比丘尼戒。比丘尼有叁百四十戒。當大乘佛教盛行之後，修大乘佛法的比丘可以根據自願，從師受菩薩戒，但不是必須受的。這種程序到元代基本廢弛，明末開始規定“叁壇同受”製度。出家者先請一位比丘爲“剃度師”爲己剃發而不受任何戒。然後在某些叢林寺院公開傳戒時，前去受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這叁種授戒儀式在若幹時日內連續完成。實際上，戒律就是佛教徒的生活規範，出家生活就是一種在佛教戒律約束下的宗教生活。按佛教規定，剃度時出家者應先穿著原來的俗服拜別父母尊親。然後，師父爲他剃除須發，穿上僧服(見《度人經》、《善見論》等)。因爲從剃除須發那一刻起，就標志著他告別了世俗生活，開始采取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出家僧侶和世俗之人在外表上除了要剃除須發外(自元代始，僧尼還要在頭頂上燃香燙戒疤作爲標志，近年已廢除)，在衣著上也有所分別，從而形成與衆不同的“僧相”。按照原始佛教規定：比丘只能穿“糞掃衣”，即從垃圾堆、墳場上撿來的破舊衣服。這樣可以遠離貪著，有益于道心增長。後來也允許接受居士施衣，並規定了僧服“叁衣”。其中一件是“五衣”，梵名“安陀會”，即由五條布縫成的襯衣。一件是“七衣”，梵名“郁多羅僧”，即由七條布縫成的上衣，是在日常公共場合所穿。一件是“祖衣”，梵名“僧伽梨”即由九條以至二十五條布縫成的大衣，遇有禮儀或外出時所穿。叁衣又稱“衲衣”，因爲它的每一條布要由一長一短(五衣)、二長一短(七衣)、叁長一短(祖衣)的布塊拼成。因其呈田地畦壟的形狀，又稱“田相”，象征僧人可爲衆生福田。叁衣也稱“袈裟”，袈裟是染色的意思。意即僧服不能是正色、純色，必須染成“壞色”，即在一種底色上點染另一種顔色。一般是以赤色居多，點染青、黑和木蘭(褐)色。不過，漢地佛教徒自從武則天依唐代二品以上官員服紫的規定，賜給沙門法朗等九人紫袈裟後，一直以賜紫衣爲榮譽，故引起了袈裟顔色的紊亂，已經不再拘泥于戒律的規定了。中國氣候要比印度寒冷，只有叁衣不能禦寒。于是中國僧尼服製除袈裟外，另有圓領方袍的俗服。這種方袍衣袖寬大，又稱“海青”。據明人考證，源出李白詩：“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東海有鳥，名海東青，李白此言翩翩廣袖之舞如海東青也。其後時代變更，俗人服裝改變了式樣，而僧人始終保持原樣，故方袍便成爲專門的僧服了。僧人方袍多爲黑色，故古時僧徒便有“缁衣”之稱。後來，一般把叁衣稱爲法服，方袍稱爲常服。另有一種“缦衣”，爲五條布縫成，但無“田相”，爲受過“五戒”的沙彌、沙彌尼和在家男女信徒禮佛時穿。僧侶得到居士供養的衣服，必須要經過一定的受持儀式後才能合法使用。僧尼穿衣稱爲“搭衣”，必須遵守一定的儀節，並要持誦“著衣偈”。法會上必須穿法衣，古時還要遵守原始佛教規製，偏袒右肩。在中國佛教史上，還因此引起一場爭論。晉代有何無忌考撰《難袒服論》指責右袒爲蔑棄常禮，後慧遠撰《沙門袒服論》和《答何鎮南書》爲沙門右袒辯護，指出印度與中國、沙門和世人習俗不同，但這並不妨礙儒佛之間“仁愛”與“慈悲”的溝通，這就巧妙地堅持了沙門袒服的立場。但後來右袒還是因爲不合漢地習慣而廢除了。現在只有蒙藏地區佛教僧侶仍保持這一習俗。

　　在飲食方面，佛教僧侶也有許多特殊的習俗。印度原始佛教規定，僧侶過午不食。按照《毗羅叁昧經》的說法，食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故午後飲食是非時食。《薩婆多論》則認爲當時沙門皆以乞食爲生，“從旦至中是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已後，至于夜分，是俗人宴會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故名非時。從旦至中，俗人作務，淫亂未發，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已後，事務休息，淫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從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甯心修道，事順應法，故名爲時。從中已後，宜應修道，非乞食時，故名非時”。這種說法似乎更切合古代印度社會的人情風俗。但這種“持午”的習慣在中國佛教寺院裏並未普遍實行。中國寺院一般早晚吃粥，中午吃飯。

　　中國僧侶還嚴格實行素食習慣。本來在印度原始佛教戒律裏並沒有不食肉的規定。《四分律》還有佛言：“聽食種種魚”，“聽食種種肉”的記載。《十誦律》也規定能吃叁種淨肉：“不見、不聞、不疑爲我而殺之肉”，即對于自己沒有親眼看見、親耳聽見和懷疑是特地爲出家人而殺生的肉都可以吃。佛教傳入中國之初，並沒有普遍禁止食肉。依寶唱《比丘尼傳》記載，當時有一部分比丘尼不食肉，還得到寶唱的贊揚。但大乘佛教則認爲食肉就是殺生。從南朝劉宋以後開始流行的《梵網經》規定了“不得食一切衆生肉，食肉得無量罪”，“不得食五辛：大蒜、草蔥、韭、薤、興蕖”。南朝梁武帝笃信大乘佛教，于是大力提倡僧尼禁止食肉。他撰寫文章論述斷禁食肉的必要性：“衆生所以不可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戶蟲，經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生命，即是斷八萬戶蟲命。”(《與周舍論斷肉敕》，載《廣弘明集》卷二十六)他還集僧尼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于華林殿，請雲法師講《涅槃經》中“食肉斷大悲種子”之文。天監十年(511年)梁武帝集諸沙門立誓永斷酒肉。並以法令形式告誡天下沙門，若有違犯便要嚴懲不貸。在梁武帝的提倡下，我國僧侶逐漸改變了食叁淨肉的習慣。素食也就逐漸成爲中國佛教風俗習慣的主要特征之一。

　　佛教認爲，“食爲行道，不爲益身”(《大智度論》)。因此，對食物不論精粗，但能維持生命、令得修道即可。食量要適中，“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滿，百脈不通，令心雍塞，坐臥不安。若限分少食，則身羸心懸，意慮無固”(《增一阿含經》)。一切僧食必須平等，無論凡聖上下都不能有差別。《僧只律》規定，如有居士施食給上座和尚，上座必須問明是否一切僧盡得。只有一切僧個個有份，上座才能接受施食。寺院僧衆一般須在同一齋堂一齊用膳。僧衆用膳以鳴鼓叁聲爲號，然後按次序排列。早餐和午餐前當依《二時臨齋儀》以所食供養諸佛菩薩，爲施主回向，爲衆生發願。開飯與飯畢離席的動作，要依維那鳴椎爲准，不得自由行動。碗筷的擺法與取菜吃飯的方式都有一定之規。如不得將口就食，不得將食就口，取缽放缽並匙筯不得有聲，不得咳嗽，不得搐鼻噴嚏等等(見元《敕修百丈清規》卷六)。飯前要念供養咒，飯後要念結齋咒，在不同的齋僧場合還有各種不同的咒願。

　　印度佛教戒律規定僧侶不准“掘土墾地”。認爲鋤頭入土會斬斷蚯蚓，搗毀蟻窩，切碎螺蚌，也就是傷生害命。僧侶皆依靠乞食爲生，必須是居士布施之物才能食用。《薩婆多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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