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的南山律学
编辑：屈大成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弘一远承道宣和元照，被尊为中国律宗第十一代祖，对律学于近代的复兴，居功至伟；其曲折之生平和持戒之精严，更吸引佛教界内外的注意。常途以为弘一的佛教素养，功在整理和点校典籍，其修持成就比解义为高。本文旨在纠正这误解，指出弘一置解义较持戒更优先的地位，而他鉴于律典卷帙浩繁、内容琐碎，制作各种表记、科文、图表，穿插案语和眉批，方便学子跟从。如他的短文、书信、讲录，或解说戒律的实践，或响应僧俗的质疑，凡此显示弘一编排之匠心和释义之精微。本文并尝试通读弘一各类型的作品，整合出其治律方法和律学心要，以及检视他对道宣南山律学的继承与开新。
关键词：弘一道宣律宗四分律
作者简介：屈大成，香港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讲师。
南山律学，即南山律宗的教学；南山律宗，乃唐朝四分律宗三派之一，为居于终南山(位于西安市长安县城南)的道宣(596-667)所开创。南北朝时，随着各种佛典纷纷传入，《十诵律》、《摩诃僧祇律》、《四分律》、《五分律》等广律也陆续译出。初时《十诵律》和《僧祇律》较为流行，至唐代《四分律》的研习转盛，成为主流，发展出法励(569-635)之相部派、道宣之南山派、怀素(624-697)之东塔派。其后南山派一支独大，成为律学正宗，道宣也被推尊为中国律宗之祖。〔1〕道宣的律学著作，主要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简称《事钞》、《业疏》、《戒疏》)、《四分律拾毗尼义疏》、《四分比丘尼钞》，合称“南山五大部”，探讨了律学的各个方面。其中以《事钞》备受推崇和研习，据日僧凝然(1240-1321)的统计，其注释本自“唐朝已来六十一家”。
宋代南山律宗名僧辈出，著者有：允堪(约1005-1061)注释和阐发道宣十部律书，作《会正记》、《发挥记》、《正源记》等十二部，世称“十本记主”；元照(1048-1116)著《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简称《资持》、《济缘》、《行宗》)，详释道宣之《事钞》、《业疏》、《戒疏》，成为权威释本。南宋以后，禅宗独盛，律宗步向衰落。明如惺的《明高僧传》(1617)没有按前例立“明律”篇，足证律师凋零。明清时间，唐宋律典散佚，律师抛开了《四分律》、《事钞》的规限，更重视日常的规范。明律师如槃(1541-1615)号称“中兴律祖”，著《经律戒相布萨轨仪》；寂光(1580-1645)兴宝华山隆昌寺，开千华大社，为律宗千华派之祖；明末四大师之一的蕅益智旭(1599-1655)对于僧团流弊，深恶痛绝，著《毗尼事义集要》、《灵峰宗论》(下简称《集要》、《宗论》)、〔2〕《受三皈五戒法》等。千华派第二祖见月读体(1601-1679)，著《毗尼止持会集》、《毗尼作持续释》、《沙弥尼律仪要略》、《传戒正范》、《毗尼日用切要》等，为弘一之前律宗最后一位大家。
弘一(1880-1942)，俗姓李，号叔同；俗家时精于音乐、书画、戏剧等艺术。1918年，弘一三十九岁，毅然出家，发心专志律学，为复兴南山律学的名僧。而其曲折多彩的生涯、孤高耿介的风范，吸引了佛教界内外学者的注意，写下许多其生平事迹的记载。〔3〕弘一的佛学素养，有学者归纳为“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4〕显示他在义理、律学、修持等方面都有涉猎；而其持戒之精严、整理和编纂律书之勤奋，最为人称道。可是，弘一给人的印象是述而不作——祖述南山诸师之说，少自家的引申发挥，其力作《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和《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简称《在家备览》、《戒相表记》)，也被视作为律书的撮录而已，这其实未见弘一律学研究成果的全貌。按弘一对于律门流弊、僧人堕落，痛心疾首，进而寻求在末世求戒和学律的方法，并提出许多有关戒律持守的新见，以及对南山律书进行精密的整理和研究，以助戒律的实践和提升律学的研究水平，以下分四节介绍。另探究弘一由有部改宗南山的因由，最后再作总结。〔5〕
一、对律门流弊的批评
弘一对于中国律学的衰落和律门的流弊，有许多感慨和批评。他指出律学在唐代最兴盛，南宋以后，禅宗独占鳌头，律学无人过问。南山著作逐渐散佚，仅剩道宣《事钞》和《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简称《羯磨》)等。〔6〕后者于宋元明流传的版本，错漏极多，不忍卒读，弘一直言是南山律宗衰亡的因由：“宋元明藏本中，此书讹误最多，舛错脱落，满纸皆是，惟有掩卷兴叹，束置高阁……南宋已后，南山律教渐以湮没，殆由斯耶？”〔7〕而明代僧人无缘多见南山律典，成就大为局限：智旭的律书虽为力作，讲习者却少。〔8〕明末另一巨擘袾宏(1532-1612)的《沙弥律仪要略》，用者虽多，但他是净土大师，不擅律学，以私意判断，不归宗律藏，因此这书仅可用来接引俗人：
莲池大师为净土大德，律学非其所长。所著《律仪要略》中，多以己意判断，不宗律藏；故蕅益大师云：“莲池大师专弘净土，而于律学稍疏”〔9〕又云：“律仪要略，颇有斟酌，堪逗时机，而开遮轻重忏悔之法，尚未申明”。〔10〕以此诸文证之，是书虽可导俗，似犹未尽善也。〔11〕
读体的《传戒正范》，乃自明末始唯一详介传戒仪轨之书，享有盛名。弘一却指其跟南山律学不完全吻合，“非是完美之书”，近人再作增删，更令其本意尽失。就读体另一律书《毗尼日用切要》，弘一引用智旭的话，指其乃采择《华严经》与密教经典中的偈、咒汇编而成，分属各宗，现混合成一，非驴非马，失却原初深意，仅成劝善之言：
蕅益大师曾解释此义，今略录之。文云：“既预比丘之列，当以律学为先。今之愿偈，本出《华严》，种种真言，皆属密部，论法门虽不可思议，约修证则各有本宗。收之则全是，若一偈、若一句、若一字，皆为道种；捡之则全非，律不律、显不显、密不密、仅成散善；此正法所以渐衰，而末运所以不振。”
弘一更讥讽“律学衰灭，而《毗尼日用》之书乃出”，而用这书者“何异执瓦砾为珠玉”。〔12〕读体专为在家人授戒而著的《三皈五八戒正范》，弘一也认为其仪轨甚为繁琐，另多用骈体文，一般人难以了解。〔13〕
又宋以后禅宗兴盛，禅林脱离律寺，秉承《百丈清规》为教团生活的规范。弘一对清规不以为然，他引用智旭的话，指今本《百丈清规》经元朝僧官杜撰增添，文理不通，非原本面目。况且律书汗牛充栋，一生难以尽学，就算《百丈清规》原本存世，也不用看，何况是伪本：
百丈于唐时编纂此书，其后屡经他人增删，至元朝改变尤多，本来面目，殆不可见，故莲池、蕅益大师力诋斥之……文云：“正法灭坏，全由律学不明。百丈清规，久失原作本意；并是元朝流俗僧官住持，杜撰增饰，文理不通。今人有奉行者，皆因未谙律学故也。”……按律宗诸书，浩如烟海。吾人尽形学之，尚苦力有未及。即百丈原本今仍存在，亦可不须阅览，况伪本乎？〔14〕
古代禅宗大德，居山以三条篾、一把锄自活；领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行止皆与律制相违背。弘一对此的回应，乃举出名禅师如慧远(334-416)、智(538-597)、慧经(1548-1618)、紫柏真可(1543-1603)等，皆无不极重视持戒，以至不敢自称比丘和授沙弥比丘戒。弘一由是总结说轻视戒律者，皆非真正的禅宗大德：“嗟乎！从上诸祖，敬视律学如此，岂敢轻之；若轻律者，定属邪见，非真实宗匠也。”〔15〕弘一对当时佛教界的诸多陋习，也严加批判。在在家众方面，他引用智旭的话，指归依者成为某师的门人后，沾沾自喜，辄称归依某师。某师也以有居士大官来归依，起虚荣心，其实归依的对象乃僧团全体，对一切僧众，无论贤愚，都要尊称为师。又五条衣和坐具乃受具比丘方许披用，竟有在家人不依律制，受五戒后便披五条衣，手持坐具。〔16〕在出家众方面，有些受戒者沽名钓誉，买下戒元、戒魁等名，自我标榜，而非据戒德优劣而定，弘一斥这相当于清代捐纳功名的陋习，最宜革除。〔17〕又犯轻戒者表白过失，便可灭罪，但有人以一切皆空，无分别执着，罪亦无有，致忽视仪轨，弘一极不以为然：“若犯较轻的罪，则可依律制，在僧众前，发露说罪，罪可灭除。不可以谈实相，以为一切皆空，或者无分别执着，便轻视仪轨。”〔18〕此外，当时的传戒集会，聚众数百，以一月为期。弘一依用智旭和义净的说法，指佛陀在世时，受戒者都是一人别受。唐代虽有多人共受，亦不过一二十人，受戒不需半日；大量聚集徒众，延长至整个月，不过是门面功夫，以及藉此协助水陆经忏等佛事而已，跟受戒无涉。〔19〕由是，弘一把佛教的式微，归咎于僧众不谙戒律：“末世僧众，罔谙律检，佛法衰灭，有由来矣。”〔20〕值得注意的是，弘一认为由南宋起僧种已断绝，全国几百万出家众中，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比丘：
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谓僧种断绝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以为中国僧众很多，大有达至几百万之概；据实而论，这几百万中，要找出一个真比丘，怕也是不容易的事！如此怎样能受沙弥比丘戒呢？既没有能授戒的人，如何会得戒呢？〔21〕
就算是五戒，弘一也未敢说完全获得，仅是出了家的优婆塞而已：“就我自己而论，对于菩萨戒是有名无实，沙弥戒及比丘戒决定未得；即以五戒而言，亦不敢说完全，止可谓为出家多分优婆塞而已。”〔22〕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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