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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蒙古族地區藏傳佛教寺廟紮倉教育(哈斯朝魯)

  清代蒙古族地區藏傳佛教寺廟紮倉教育

  哈斯朝魯

  《閩南佛學》2008年第六輯

  

    佛教文化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當佛教踏上青藏高原後,便與當地的原始宗教相結合,逐漸形成了藏傳佛教,後又繼續北傳,傳到了茫茫無際的蒙古高原。從此産生于印度的佛教已不再是某一國家、某一地區、某一民族所獨自擁有的文化體系,而成爲世界性的宗教。隨著蒙古高原上信奉佛教的人數的增多,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建起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寺廟。

  佛教不僅是一種宗教,還是一種思想體系、一種文化,影響並還將繼續影響億萬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追求。藏傳佛教忠實地繼承了印度大乘佛教顯密學修的傳統,創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教育製度。傳人蒙古族地區的藏傳佛教自然也帶來了深奧的佛教理淪,蒙古族人幾乎全部予以接收,如五明、四谛、叁科、六度、八正道、十二因緣等諸多內容,並把這些理論進一步與蒙古傳統文化相結合,發展迅速,影響深遠,成爲蒙古族人民燦爛的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蒙古族地區寺廟作爲信仰中心,變成了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的同時,又是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寺廟不是單純的供佛誦經的專一場所,而是類似于綜合性學校。建立學院式的寺廟,加強經學正規教育,培養戒律嚴明、兼通顯密教理的知識型的喇嘛隊伍,正是蒙古族地區寺廟的顯著特色。多少年來,以寺廟爲中心、以喇嘛爲主體的教育,在蒙古族地區擔負著傳播知識、培養人才、繼承和發揚佛教及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任務;在培養和造就宗教及社會各類人才,傳播藏傳佛教,提高信教民衆的思想道德素質,創建社會文明等方面做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貢獻。

  一、寺廟紮倉

  據《哲裏木盟志》記載:“清崇德年間,哲裏木盟境內喇嘛教發展很快,並修建不少喇嘛廟宇。較大的喇嘛廟均先後開設喇嘛學塾,對僧侶進行學經、習文、禮佛教育,因而形成一種教育形式——喇嘛僧教育。這種教育雖帶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在客觀上使大批青年喇嘛得到文化知識教育,成爲早期民族教育的一種形式。”像哲裏木盟一樣,清代蒙古族地區比較大的寺廟,均設立各種紮倉(即拉省、學部、學院、學塾、僧院),這些紮倉是蒙古族喇嘛們學習經典的學校、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專業機構。通過這些專業的學習和研究,把藏文化、漢文化乃至印度文化傳播到蒙古族地區,對于交流各民族文化、豐富和發展蒙古族地區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蒙古族地區大的寺廟中設置的紮倉,有卻伊拉紮倉、卓德巴紮倉、丁科爾紮倉、曼巴紮倉、喇嘛日木紮倉等,中等寺廟只有一個或兩個紮倉,小的寺廟就不設紮倉。例如:通遼地區具備五大紮倉的寺廟,有紮魯特旗嘎亥廟;卻伊拉紮倉、卓德巴紮倉、丁科爾紮倉、曼巴紮倉等四個紮倉的寺廟,有達爾罕旗莫力廟、博王旗雙和爾廟、紮魯特旗積善寺、庫倫旗壽因寺;卻伊拉紮倉、丁科爾紮倉等兩個紮倉的寺廟,有紮魯特旗板子廟;卻伊拉紮倉的寺廟,有庫倫旗福緣寺;丁科爾紮倉的寺廟,有紮魯特旗覺善寺、廣仁寺、固什廟;曼巴紮倉的寺廟,有達爾罕旗湯格哩克廟、博王旗敖特奇廟、紮魯特旗寶輪寺、奈曼旗勝利廟等。

  每個紮倉都有一套完備而嚴密的組織,有主持紮倉的堪布喇嘛,還有總經師、管理財務的尚斯達、執法喇嘛格斯貴、領經喇嘛翁斯達等。

  主持紮倉的堪布喇嘛,由寺廟的喇嘛印務處或索根代(即廟管會)會議決定任命,必須由獲得格西學位的喇嘛擔任。同時必須是寺廟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任期五年左右,也可連任兩屆,卸任後仍可擔任名譽職務。堪布喇嘛的地位顯赫,主管整個紮倉的教務、行政、財務等。

  紮倉有一個總經師,由紮倉的堪布喇嘛親自擔任或由協助堪布喇嘛的經師擔任。負責主持紮倉的一切教務,包括舉行各種宗教儀式、誦經活動、紀念日和法會、講經、辯經、考取學位等。凡是牽涉到宗教事務的活動,都由他負責。

  尚斯達,是堪布喇嘛的總管,管理紮倉的財産、土地、房屋、牲畜、屬民以及對外事務,接待來紮倉的施主等,可設副手協助工作。任期內,在固定的流動資金之外,募集籌措錢物,維持紮倉的正常開支、維修殿堂等必不可少的經費。若有余力則從事重修、增修殿堂、佛塔、鑄造佛像等積善行修大業。

  格斯貴,即執法喇嘛,俗稱“鐵棒喇嘛”,挑選那些嚴格遵守戒律,有一定學識水平,且公道威嚴,潛心佛法,在僧衆中有較高威信的老喇嘛擔任。負責紮倉喇嘛們的紀律,執行規章戒律,維持經堂秩序,檢查犯戒行爲,處理糾紛,處罰犯規,起著監督、落實佛法戒律的職責。

  翁斯達,是紮倉的領經師,挑選那些學識全面、見解獨到、嗓音渾厚、音質洪亮清晰、經文學得好、掌握和領會了所誦經文的全部內容及精神要領、有較高聲望的喇嘛擔任。在集體念經聚會時由他領頭,以掌握和控製音調的長短高低,形成整齊的規範化的聲調,使誦經有氣勢,充分表達經文的內容。

  各紮倉在寺廟內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有單獨的經堂、佛殿,有嚴格的組織製度、管理製度和各級管理職務,有土地、牲畜、房舍等經濟實體。

  紮倉下設僧熱(即班級),僧熱是按學經的順序和各紮倉的情況設立的。每個僧熱都有主講老師和幾個輔導老師,他們全權負責紮倉的教學任務。

  二、紮倉教育

  多識仁波切說:

  佛教從本質講是教化、教育人類提升精神境界,提高道德和智慧素質的一種教育系統。佛祖釋迦牟尼是佛教的最初的教師,各教派中的創始人和列祖列宗都扮演著承前啓後、教育開化衆生的教師角色。教育的興旺就要靠大家重視教育,重視教育就應尊重教師。因此“尊師重教”不但是佛教的根本,也是世間教育的根本。〔2〕

  支撐藏傳佛教的大柱是佛學理論,其理論體系由兩大方面搭建:一是翻譯過來的大量的佛教經典,這是基礎;二是藏傳佛教高僧大德對佛學理論的深化闡述的新的見解、新的觀念之大量典籍,這是枝蔓,是果實。正如察倉•尕藏才旦先生所說的:“藏傳佛教的佛學理論之所以能幹年常駐,並不斷延伸、拓展,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有一套完整的、科學的教育體系,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教育製度,保障了佛學理論的傳承普及,弘揚光大;也保障了佛學人才的培養壯大,形成了規模性專業梯隊。”〔3〕

  參加紮倉學經的喇嘛,首先要經過預科班的學習,應補習必要的課程,熟悉環境。老師根據學僧的學曆、意願和實際情況,確定預科學習的時間,有的幾年,有的幾個月。經過預科班的學習後,由老師根據學僧的意願和個人特長,推薦轉到正式班學習。“考入學部的日期,是在春秋兩季。欲人卻伊刺者,在家長或師父帶領下,先到卻伊刺學部的格斯貴、翁斯得、薩尼得叁人處報名,表示決心深造。被許可者,即爲其學生。”〔4〕進入正式班學習後,學僧由低級逐年升級,但不能跳級,只能逐級升到最高年級,直到畢業。紮倉的學習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十年、二十年,甚至幾十年如一日。“每年二月考試一次,九月考試一次,兩次平均不及格者降級,如堆拉的第叁個桑岱,年終考試未及格的,明年仍從該桑岱開始,再複習一年。降級者受罰,罰站或罰打。”〔5〕由此可見,學僧每年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方能升級。只有勤奮地努力,刻苦地學習,才能達到畢業程度。課程設置,不僅是佛學教義理論,還廣泛涉及語言文字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知識。就拿語言來說,“經是藏文的,師父講經,在低年級,常混同蒙語講解。隨著年級的上升,不僅師父方面,就是學生,也完全是用藏語。從第一個桑岱始,互相討論時,即用藏語。因爲人學以前,已經學習了藏語,不過有的因學習程度不夠,自然要參用蒙語,總得以通達”。〔6〕各紮倉的語言教育是有自己的特色的,對此寶玉柱先生說得恰如其分:

  清代蒙古族地區寺院的語言教育,屬于特殊的雙語教育。教學目的語是藏語,媒介語是蒙古語,兩種語言有各自獨立的文字系統。語言教育環境是遠離藏區的蒙古族地區,小喇嘛們在相對封閉的寺院,在沒有口語環境的條件下,通過學習經典語言,掌握藏語。這是一種特殊的語言教育。”,紮倉的學經製度嚴格,時間安排得很緊張,在一般情況下,早晨四點鍾起床,參加早課誦經,上午在紮倉經堂內聽老師講課,下午在經堂內聽輔導老師作輔導學習經文,晚上在小組內背誦經文或自修,到晚間十一點左右,經輔導老師檢查後,方可回寢室休息。

  各紮倉學僧的學經和考核方法,主要采取鍛煉記憶力的背誦方法、鍛煉提高邏輯思維能力和開發深細智慧的辯論方法、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方法。“背誦的意義是,義由詞顯,詞不存在于胸臆,義必無所屬從。背誦是理解和辯論的先決條件,只有詞義爛熟,方能在辯論中取得左右逢源、口若懸河之效。”〔8〕紮倉裏學習經典的主要方法,除了背誦外,還有老師講課、輔導、自修、討論和爭辯等。紮倉裏老師的講經課,也是十分有趣的。老師打開經卷,用問答式解釋經義,啓發學僧們弄懂經文的意思。也就是“從通俗易懂的、有趣的、直觀的內容向繁難的、枯燥的、抽象的內容順序展開”。〔9〕各紮倉有嚴格的背誦考試製度,入學和升級都要求背誦考試合格,各僧熱的基本教材都要背熟。辯論是一種特別提倡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學習方法,是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加深理解經典教義,辨明經典哲理思想清楚、理論不倒的最好方法。對此多識仁波切深刻指出:

  辯論是運用邏輯推理和思辯規則對各種問題進行思辯推理,加深認識,得出合理的結論的一種認識方法。運用辯論的方法對培養邏輯思維能力、敏捷的思想反應能力、准確流利的語言表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藏傳佛教教育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和珍貴的經驗,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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